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高考期。
老友的儿子小刚今年高中毕业。小刚在市重点中学学习，成绩一向很好，老友夫妇一直为儿子骄傲。不料，在报考大学问题上老友夫妇和小刚产生了对立。小刚要报考医学院，立志当医生，而老友夫妇坚决反对，说报啥专业都可以，就是不能报医学院。
说来不可思议。老友夫妇都是市级医院的副主任医师，按说父母一般都乐意“子承父业”，老友该为小刚的意愿欣慰。不幸，正因为他们本人都是医生，对医生的甘苦有切肤之感，才不愿儿子去重蹈覆辙。
老友的苦衷
这些年，我没少听老友谈他的苦衷，就说升副主任医师的事。老友是实干型医生，他注重自己的治病能力和病人的认可度。但医疗系统的评定标准十分僵化，想晋升高级职称，就得在全国性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为了顺利晋级，老友只得把治病放在次要位置，去费心撰写无价值的“论文”。
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有了论文并非万事大吉，还得服从领导。政治上，尽管他不是党员，也不得不参加每周的政治学习；经济上，他得完成各项收益指标，比如药厂赞助医院“科研基金”，领导就指示用这家药厂的药，他只得因药治病而不是依病施药，还违心地给病人过度检查治疗。不用说，最终倒楣的还是病人，这也是医患关系日益紧张的原由。如今，担任副主任医生的老友，每次急诊值班，下级医生找他帮助处理的，常常不是医疗技术问题，而是医生和病人之间的纠纷。无法集中精力用于治病令他苦恼，更难忍的是经常面对病人的各种责难甚至暴力威胁。
我对老友说，你为何不对小刚谈这些难处？
老友说，当然说了，可我们在医院的遭际再怎么说，小刚看不到，他看到的是我们的收入不错。过去十多年我们买了两栋房子，他一直过着比较阔绰的生活，穿的是名牌服装；用的是最新式的手机、电脑。而且，学校老师或他们的家属要看病都托他找我们，老师们对他另眼相看，给了他当医生有点“高人一等”的感觉。当然，为了保持一点为父的面子，我没对他进一步解释，我们在医院领导面前没有人格尊严，在“医闹”的病人和家属面前没有职业尊严。
医生的尊严来之何处
自有行医这一行，医家靠什么赢得病家的信任和尊重？靠的是高尚的医德，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三国时的名医董奉治病不取分文，只求患者愈后栽种杏树，几年下来，他的住宅周围浓郁成林，留下了“杏林春暖”“誉满杏林”的千古美谈。此风一直承传到民国。老上海治伤寒病的名医张聋庞，看疑难杂症手到病除。他的出诊费非常昂贵，但遇到穷苦病人，在处方上打个记号，到药店取药不收钱。骨伤科名医石筱山、石幼山兄弟，每天挂号三、四百人，遇到无钱的患者也是分文不取。
传统中医名家如此，在中国新兴的西医也是如此。
由法国天主教主教（一九○七年）创办的上海广慈医院，名副其实地广为慈善，不但对富人和穷人一视同仁，一九○八年新建一幢二层楼房增设九十张床位，专门收治贫苦的男病患，一九二二年再新建两幢两层楼房，专门收治贫苦的女病患。
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一九二一年）兴建的北京协和医院在救治穷人上更是无微不至。医院设立社会服务部，主要职能就是帮助没钱看病的人，服务部职员依据家访情况，不仅给病人减少或免除医疗和住院费用，对特困病人还帮助解决愈后生活或死后的殡葬费用等，是走投无路病患者的救难所。尽管老协和广受达官贵人青睐，曾为蒋介石、张学良、梁启超等名人治过病，还为孙中山做过尸体解剖，但本质上还是一个平民医院。
上述中、西医师的善心名满天下，哪里会和病家发生“医患矛盾”？老协和与广慈医院的仁慈誉满京沪，哪里会发生恶性“医闹”？
医生的尊严是如何失去的
一九四九年天地翻覆，医学界也跟着乾坤颠倒。
号称代表工农的中共建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仿照苏联建立等级制度，为各级领导设置种种特权，尤其在医疗服务上，“新中国”一成立就在北京和上海改建了两所高干专用医院：北京医院（五○年）和华东医院（五一年）。直到一九六五年，毛泽东为批判刘少奇管理下的“城市老爷卫生部”，突发善心，指示高干医院对平民开放，两家医院才另辟新病区对外服务。
高干医院配置最先进的医疗设备，挑选的医护人员都是业务水平高根正苗红的党团员。可惜，为政治上的安全起见，医护人员不敢大胆实践，只能看些常见病。拿上海华东医院来说，对来诊的中央和各省市领导，稍有疑问就请全市的医学名家会诊，与其说是寻求最佳治疗方案，不如说是避免出错承担责任。有些高干因各种原因在医院无病呻吟小病大养，医护人员还得小心伺候，他们担任的角色更像是高级仆佣。
尽管医生们在治疗高干时慎之又慎，但医疗是风险难免的工作，有时过于紧张和谨慎反而出事故。文革时治死张春桥妹妹就是一例。
张春桥妹妹张佩瑛是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的助产士，七四年因盆腔肿块在本院手术。对上海最好的妇产科医院来说，这本是没有难度的普通手术，但张佩瑛是如日中天的张春桥妹妹，不是高干胜似高干。医学院负责人亲自挂帅，请名医主刀，还请也附属一医的中山医院的麻醉科主任、党员方兆麟施行麻醉。方兆麟是上海乃至全国高干医疗小组成员，参加过柯庆施、刘亚楼等高干的救治工作。那次，为备不时之需，方兆麟从中山医院带去麻醉用的笑气，不料，助理麻醉师误将笑气当氧气施用，张佩瑛当场猝死在手术台。
这下闯祸了，王洪文批示：这是“阶级报复”，由公安牵头组成专案组展开调查。方兆麟被关押了十八个月，被逼得自杀未遂，还连累几十个同事和亲戚接受地毯式审查。最后，周恩来保健医生了解方兆麟，由周恩来出面询问张春桥，才使方兆麟幸免于难。
这不过是一个典型案例，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在回忆录里道尽了保健医生的恐惧心理，他甚至做好了随时不再回家的思想准备。由此可见，保健医生别说起码的尊严，连自己的性命都朝夕不保。
人人享有人权，医生才有尊严
九十年代后中国进行所谓的“医疗改革”，政府把医疗全面推向市场，医护人员得靠自己创收。为此，大医院纷纷增设干部病房和为富人服务的特需病房，他们权大气盛财大气粗，医生们小心翼翼地为他们服务，谈尊严过于奢侈；另一方面，原享受公费医疗的职工开始自费。因此，无论是市民还是农民，患病时常过度支付医疗费用，他们不可能对为钱看病的医生产生尊重。
这就是老友阻挠小刚考医科的背景和心境。小刚最终去一所名校攻读外贸专业了。
我想对老友说，无论是医生还是病人，他们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当中国人不能成为堂堂正正的公民，不能享有平等的人权，他们就不可能有尊严。中国医生要想恢复应有的尊严，只有等到中共专制统治结束，中国人人享有平等权利的那一天。
文章来源：2014年8月号争鸣总44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