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近两年的中国政治，会发现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现象，即精英政治与底层政治的裂沟正在加剧扩大，执政者的主要精力放在整顿吏治与应付十八大权力之争的后遗症之上，对中产阶层的民主宪政政治诉求采取严厉打压，动辄以寻衅滋事抓捕。但地方政府因反腐压力当头，以不出事为最高目标，对农村地区的压制反而有所松动，因此，底层政治中的民粹主义反而兴旺起来。陕西靖边地区出现的所谓“打土豪分田地”就是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不少论者为“打土豪分田地”叫好，本文想分析这种“打土豪分田地”的举动是否能为中国找到今后亟需的制度出口。
底层政治民粹化趋势已成
6月1日，陕西靖边县84户400多名农民私自成立分地工作队，测量并分配了与其他村组存在土地权属争议的70亩土地，参与的村民将此次行动称之为“打土豪，分田地”。
村民要分地的理由有两点，一是这块于1979年承包出去的地归属权有争议，目前归属西峁组，但实际应该由东邦组、前沟组等4个小组共有；二是包括这70亩地在内的1314亩林地由西峁组村民王治忠承包，王治忠家有权有势，因此大家要打土豪。
记者调查到的事实脉络是：该地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土地归属经过两分两合，现有土地归属其实早在1963确定，划归西峁。王治忠之父王建国于1979 年通过口头协议从西沟村组承包了1000亩荒地，1984年，王建国、郝耀军等7人分别与西峁组签订了《承包治理小流域合同》，承包了这块荒地。经过投入资金人力，这块地如今已经成为林地。在2008年以前，当地村民对此并没有异议。直到2008年，靖边县工业园区向杨虎台村征地，过去不值钱的荒地也能得到大笔补偿款，村民们开始争夺这些荒地的所有权，以期分到土地补偿款。（详情见《土地纠纷引陕北400余农民“私分”田地》，中国新闻网，2014年6月 22日）
王治忠父亲承包该块土地时，只是个普通农民，他家变成“有权有势”的“土豪”，应该是承包土地后的事情。当地政府判定为土地纠纷，是基于契约关系构成的事实。这类事情其实在中国农村地区非常普遍：荒地承包出去之时并不值钱，承包者经过多年资金与人力投入，经营见效，进入收获期，当地村民就开始要求变更承包合同，重新分配。正因为这类纠纷太多，2009年，中国政府出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希望为这类纠纷提供法律依据。
政府与底层围绕土地的政治博弈
中国的经济改革，其实就是围绕资源再分配而展开的，采取的是透支资源支撑发展的模式。如今全国范围内出现了资源枯竭与大范围的环境污染，仅剩下土地这一种最值钱的资源，政府、民间全都盯上了这块生财宝盆。
从2008年到2013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6年间增长了一倍，从61330.35亿元增至129143亿元，而同期土地收入翻了两番，从2008年的 10375亿元猛增为2013年的41250亿元。土地收入与全国公共财政收入的比值从1:6增长为1:3。
政府利用对国有资源的绝对支配权强征土地，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市、镇、村三级合谋侵夺村民土地的普遍现象，全国每年逾20万起群体性事件，土地纠纷占了 30%以上。各类土地纠纷更是层出不穷，其中有陕西靖边这种群体与个人、村级组织与个人，以及个体之间的争斗。《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例精选》一书收有各种案例。
土地纠纷如此纷繁，其根源都在于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造成的所有权虚置状态。对政府而言，所有权虚置状态为政府侵夺农民土地留下了制度通道，让政府拥有农村土地事实上的支配权；对农民而言，集体所有这一名义也同样为他们觊觎他人财产、藐视契约权利留下了方便的入口。解决因为征地而引起的官民冲突以及农村频发的土地纠纷，一劳永逸的方法其实就是土地私有化，所谓农村社区重建等事项，在私有化问题解决之后再来解决，则有了制度依托。
目前政府的新城镇化政策，是只顾了财政需要的短视之举。在就业本已非常艰困的条件下，农民失去土地就会成为实质上的流民，流民社会是“毛泽东打土豪分田地”的社会基础，但不是宪政法制国家的基础。
“富马克思主义者”与穷马克思主义者的利益分裂
习近平上任以来，因为上层严重分裂而不得不以各种方式集中权力，出于对民主政治的恐惧，习几乎拒绝一切社会阶层对政治的参与，因而，有限的政治参与（比如建言）多以投机为主，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本来就局限于网络言论，在强力打压下，言论空间日渐压缩。以新城镇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改革”使底层流民化趋势加速。
这种拒绝任何社会参与的独裁统治，将政治变成了少数人垄断的精英政治，公权力对资源与思想文化资源垄断的全面趋强，必然与民众要求参与的需求之间的矛盾更趋严重。滑稽的是，在权贵资本如此发达的今天之中国，中国的思想控制仍然得乞灵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这实际上让中共自身、尤其是让中国社会陷于一种难以解脱的困境。
共产主义政治从娘胎里带来的理想病，就是要以“剥夺剥夺者”的方式消灭有产者。它的现实病却是三个垄断（垄断权力、垄断资源、垄断真理）必然养成新特权阶级。这一结局，苏共无法避免，所有其他的共产党国家也无法避免。中共曾借经济改革暂时摆脱了危机，但权贵官僚集团利用权力抢钱，又造成了新的危机。目前，中国社会最深层的矛盾其实是“富马克思主义者”（统治集团）与穷马克思主义者（社会底层）之间的矛盾。富马克思主义者对意识形态的坚持，一是为了政治合法性，二是除此之外，无别的理论抵御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这两者，都与所谓意识形态的纯粹性没有半点关系。
问题是，中共当初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本土化时，“打土豪分田地”成了最深入人心的口号，并以此成功地动员了底层社会参加革命。中共在夺取政权之后，意识形态仍然沿袭了当年革命党时期的特点，继续灌输这类思想。如果说当年中共的土地革命与土地改革需要对群众充分动员与教育，才能让他们认识到剥削有罪，剥夺剥夺者是神圣革命，那么今天中国的底层社会根本不需要再灌输这类理念，底层神圣、 打土豪分田地、剥夺剥夺者有理等观念，他们自小通过学校教育、电影电视文学作品等无处不在的浸染，已经内化为思想的一部分。加上中国的市场经济具有的中国特色，他们理所当然认为自己的贫穷就是他人的富裕所造成，尤其是贪官污吏们的剥夺所造成。既然你们能够用权力抢钱，我们就要用暴力将钱抢回来。
如今，政治裂沟的一边，是“富马克思主义者”用枪杆子在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另一边，则是数以亿计的社会底层想要回自己拥有的那一份，“要将自己失去的夺回来”。前者说自己是全体人民包括后者在内的代表，在为人民看守家财；后者称那家产本就是我们的，如今大家要分家产，要革命，也就是说，要像当年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一样，重新来过。中国已经陷入制度性无出路状态。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