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二零一四年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一日，由“孙文学校”主办，“黄花岗杂志社”和“天安门民主大学”协办的“民权研讨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来自美国中部、西部、澳洲和中国大陆的学者齐聚“国父纪念馆”，对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的意义，民权与人权、民权与宪政、民权与革命和改良的关系，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希望通过对中国未来的民主道路和方向的讨论和研究，对中国大陆的民主转型尽一点微薄之力。 我们将陆续选登部分学者的发言。下面是原北京大学法律系讲师王天成的发言： “革命”已成为中国唯一的选择。
王天成一九八九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并获得硕士学位，后留校担任讲师，一九九二年十月因参与创建“中国自由民主党”，并担任宣传部长而被捕，一九九四年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一九九七年十月刑满释放。二零零八年王天成赴美，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西北大学、纽约大学从事民主转型、制度设计的研究。著有《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等著作。下面请听原北京大学法律系讲师王天成的发言《“革命”已成为中国唯一选择》。
各位长辈、各位朋友、各位来宾：
大家好！这是我第一次到加州来，第一次到“国父纪念馆”。站在这里我的心情非常特殊。我感到非常地自豪，我们中华民族、我们现在仍然活着的几代人，曾经有过如此伟大的先辈，在一百多年前，在世界上民主国家还很少的时候他就在从事民主革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我也感到非常地沉重，到现在中国大陆人民仍然处在被奴役之下，这是我们民族的一个耻辱，我们当奋力前行。
我今天这个发言其实是一个命题发言，因为我前不久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那本书是我二零零八年到美国以后 ，在哥伦比亚大学、西北大学和纽约大学这些学校做访问学者期间，研究的基础之上写的。我研究了几十个国家的民主转型的案例，在这个基础之上写的。在这个书里面，我比较系统地批判了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之后、中国知识界关于中国民主转型的主流的观点 –“渐进改革主义”。同时提出了一种不同于“渐进改革主义”的战略思考框架。
那么我下面就想报告一下，我对“渐进主义”的一些看法。同时呢，也要报告一下最近我的想法的一些改变，用辛灏年先生的话说就是“往前又跨出了半步”，得出了一个进一步的判断，那就是:“革命”已经成为中国唯一的选择。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展开来讨论“渐进改革主义”，不能细致地去分析它的各种主张、去揭示它的危害，它对我们民族的心态，以及对我们民族精神的危害，我不能进入到这么细节。在这里我只想向大家介绍一下，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之下，人们在讲到“渐进改良”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意思? 它意味着什么?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也不能展开来讲我对于中国如何“民主化”的看法,但是我在我的书里有很大的篇幅是讲中国如何“民主化”的我的一些看法，我首先批判了“渐进改革”。
我现在就先讲讲当一个中国的学者、当一个中国的活动分子，在给你讲“渐进改革”的时候，他其实是什么意思？ 我想先请大家先看一下这幅图：有一丛灌木，绿绿的、郁郁葱葱的，围绕这个灌木，有一串脚印。你看到这么一个图时，你会提出一个什么问题呢？我提出的问题就是：谁在绕圈子？
这个图是我在Google搜索里面下载下来的，上面还写着一行英文字To Beat Around the Bush，英文的意思就是说话回避 、绕圈子、回避要害。那么谁在绕圈子呢？ 中国八九年以后，绝大多数的主流知识分子、包括很多知名的“自由知识分子”，他们都在绕圈子，他们是“渐进改革主义者”。
这幅图中间的灌木丛代表什么意思呢？它就是叫“民主转型”，那么这个“民主转型”包括一些什么内容呢？其实这个是件常识性的东西，并不难理解。从理论上来说，政治学家们把它划分为两个阶段和两个维度。第一个叫“政治自由化”，第二个叫“民主化”。“政治自由化”它包括些什么内容呢？它的核心就是开放言禁、 党禁，容忍政治反对自由派的存在；“政治民主化”就是指全国政府要自由直接地选举产生。这里不是指地方政府，是全国政府，就是全国政权由直接民选产生，这就是“民主化”，应该并不难理解。但是中国国内的学者，这些年来他们一直在讲：“渐进改革”是中国最现实、代价最小的转型路径。但是他们所谈的“渐进改革”，其实是与“民主转型”没有多大关系的。
我们先看“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有很多人谈，但是他们在提出具体的改革主张的时候，很少有人把“言论自由”列进去的。其次是“开放党禁”，这是中国的绝大多数学者最大的禁忌，他们基本上是回避的。那么“全国选举”到现在为止，你们可以去查一下这些学者的文章，我没有发现谁提出过尽快直接选举国家领导人。那你可能感觉非常奇怪，这些人天天说我们要民主，但是竟然没有提出“民主化”的要求来，这不是个很大的讽刺吗？
我只讲这个现象。简而言之，就是说“民主转型”的关键内容，被中国很多的知识分子给回避了。他们竟然在说“渐进改革”是中国最佳、最现实的路径。那么，你可能要问，他们讲的“渐进改革”，究竟是要改什么呢？他们的主张是什么呢？ 我可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他们主张从“地方选举”、“基层选举”开始。他们的理由就是说，要是“全国普选”，你共产党不愿意干，可能会立即威胁到你的统治地位，那么“地方选举”、“基层选举”是比较好控制的，那你可不可以做做这个事啊?
再就是说所谓“党内民主”,那你共产党不愿意放弃你的“一党独裁”,那你可不可以在党内先搞点民主啊。那么我们可以先接受你这个“一党独裁”, 但是你在国内、党内搞点民主也可以呀。 还有他们说“司法独立”，这是很多“自由知识份子”一直在津津乐道地。就是说如果说直接威胁你权力的改革你不愿意做，那你先司法有个独立性，这个是可以的吧，它并不威胁你的统治地位啊。这实际上是说，他们把“民主转型”以后才能够实现的东西提前到现在了。你要是没有“民主化”的话，你的司法怎么可能独立，谁去保障它呢？
他们绕了这么一大圈，他们的基本的设想、基本思路就是说，最重要的是说你先让他们开始改革。你提出一些比较高的要求，共产党不会同意，那我们就提些低一点的要求。他们想以这个方式来说服共产党改革，或者说诱使共产党改革，他们以为共产党像他们一样幼稚。但是共产党它的统治集团是非常清楚的。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开放”，都有可能造成“雪崩效应”，所以他们是不会接受你们的建议的。这样就变成了“渐进改革主义者”一厢情愿了。“六四”以后，很多人一直在被“渐进改革”的言论所误导。那么这些人的名字，我这里就不提了，我在我的书里面对他们进行了批判。
这里我想进一步举几个例子，把中国的“渐进改革主义者”们的主张和几个历史的案例进行一下比较，看看“渐进改革”到底是不是中国实行“民主化”的一种最现实的、代价最小的、最佳的路径。
大家知道清朝末年的“预备立宪”，它各省是成立了“咨议局”的。这个“咨议局”的议员，是由选举产生的。但选举方式不是像现在这样，有一些差别。刚开始还是直接选的，后来选民选出来的那些人再互选，还是有相当的竞争性的。然后它在全国成立了“资政院”，这个“资政院”的议员一半是皇帝钦定的，一半是各省“咨议局”选举产生的。读那段历史的话你也看到“资政院”有时候真有点像个议会。有几次他们还大模大样地质询政府，要弹劾大臣。另外，清朝末年，“立宪派”举行了三次很大规模的请愿，要求将九年“预备期”、“立宪期”缩短改为三 年，要求速开国会。
我们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今天的“渐进改革主义者”他们的主张，还不如清朝末年的“预备立宪派”，那些“立宪主义者”。这些年由于“保守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他们不仅否定“辛亥革命”，他们连“立宪派”都否定。他们说他们太激进了，九年“预备立宪期”时间并不长，还可以更长点。但是“立宪派”认为它的时间太长了。清朝末年，已经开始改革的清政府,由于它的改革的速度跟不上社会动乱的速度, 因此被革命所推翻。
然后我再讲讲前苏联。我们中国大陆一般很多学者都在讲，包括官方的媒体：苏联的改革太快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苏联的改革、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正好是“渐进改革”，他首先是举行了全国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但是那次选举是非常受限制的选举，有很大一部分代表留出来给共产党啊、共青团啊所谓这些社会组织，由它们去选举。这样他们就不用去参加竞选了。另外苏联共产党控制了绝大多数候选人的提名。不过在苏联它仍然是一个破天荒的事情，还是动了真格的，还是有相当的竞争性的。当时有很多地方高级官员，包括州一级的第一书记都落选。但是更激烈、更自由的选举发生在“加盟共和国”一级。当时苏联有十五个“加盟共和国”，当加盟共和国的民选出的政权运作以后，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立即对戈尔巴乔夫为首的全国政权的权威构成了挑战，因为你不是一个在充分民意基础上的政府，你的合法性不如加盟共和国一级，加盟共和国一级的民选政权就变得非常地强有力，这正是苏联后来分崩离析的一个极其极其重要的原因。
那么我在这里顺便讲一下中国的“渐进改革主义者”关于中国的选举顺序的设想。按着他们的思路要先搞“基层选举”，然后一级一级往上到省，最后是搞全国选举。我在我的《大转型》一书中有一个预言：如果中国运用这样的选举顺序，那么中国将步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的后尘，会分崩离析，国家分裂。大家知道，中国也是有“分离主义”分子的，那么在一个有“分离主义”思潮的国家，改革开始以后，如果你的转型过程太长，你的步伐太慢，如果你的选举顺序发生错 误，那么尤其危险。
我再讲一个例子就是埃及，那么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二零一一年的时候已经被推翻了。很少有人知道，其实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他八十年代刚上台的时候是推行了“渐进民主改革”的，达到了什么阶段呢？“反对党”在议会中间赢得了百分之二十的席位，也就是说它有限地开放了党禁，当时埃及在短时间之内就涌现出一千多个“非政府组织”。这个时候，穆巴拉克一看情况不对，就开始打压、开始限制“反对党”的发展。那么他也借改革巩固了自己的权威，之后埃及的改革就停滞下来了，直到二零一一年穆巴拉克被群众所推翻。那埃及的例子表明了小改小革是很容易停止的，中国的“渐进主义者”假设只要改革开始了，哪怕是小的它可以直线向前发展，这个假定是不成立的。那中国的“渐进改革主义者”，他的主张当然也和埃及有差距，和穆巴拉克的改革有差距，穆巴拉克还是动过一些真格的，他还是有限开放了党禁的。
我讲最后一个例子就是土库曼斯坦。它是我们的邻国，是前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它和中国一样是以“渐进改革”的名义回避和拒绝改革的。土库曼斯坦一九九一年从苏联独立出来以后，它的领导人尼亚佐夫就说我们要以渐进的方式推行民主，我们不能像苏联和其它国家那样推进得太快了，否则会造成动荡，我们要慢一点。尼亚佐夫还把土库曼共产党改名为土库曼民主党。结果是到现在为止土库曼斯坦都没有进行过任何有实质意义的政治改革和开放。它和中国一样是当今世界上十五个没有进行任何政治开放的国家，而且它的情况比中国现在还要糟糕，因为它在经济上还基本沿用了苏联时期的计划经济模式 。所以我就说土库曼斯坦的改革在时间的河流中，以“渐进”的名义停止了。
下面我来谈一谈“革命与改良”的问题。因为这涉及到我想法的一个变化。我的书出版之后，关注的人很多。我在书里面批判“渐进改革”，赞成“快速改革”。我觉得像中国这么一个国家要转型的话，“慢速”是非常危险的，你必须迅速地通过民主选举，确立中央政府的权威和合法性。这样国家才能够维持它的统一，这样转型才不出现大的动荡。 我的想法和那个“渐进改革主义者”正好是相反的。当然我的主张是有案例支持的， 中国的“渐进改革主义者”还提不出一个案例来支持他们的观点。我曾经和其中一位朋友，他是也写过书，在这方面也比较有名，但是他举不出一个例子来，就是说哪个国家是通过“渐进改革”成功的。
我是赞成快速变革的。我在书里说，共产党如果没有主动改革的可能性，或者主动改革的可能性也不大的话，那么今天我说“革命”已经成为我们的唯一选择。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其实是非常严峻的。邓小平主宰了中国政坛十九年，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九七年他死去；江泽民控制了中国十多年。那么胡锦涛基本上是个小媳妇；到习近平，我想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如果不是因为内部的宫廷的政变或外部的革命把他赶下来的话，他很可能控制中国政坛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中，你不要指望中国有政治改革。我们要清醒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现实。也正是基于这一个考量，我认为“革命”已经成为我们唯一的选择。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或比我们年轻一点的七零后 、八零后、九零后，要对得起历史，承担起历史给我们的责任的话，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
那么革命有不同的形式，它有暴力的、有非暴力的。我是主张非暴力的。但是这个问题在中国的异议人士中间，一直是有争议的。在这里我讲一个统计数据，二零零五年的时候，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国际知名的智库“自由之家”，它的统计数据是国际政治学界研究民主转型、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最重要的资料来源之一。它在两千零五年的时候有一个统计表明，从七十年代末到两千零五之间，将近七十个发生过民主转型的国家中，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转型，“非暴力抗争”起了关键作用。只有十四个国家，它的转型是依靠自上至下的改革进行的，而且这十四个国家中间，后来有四个国家倒退回了“威权主义”、不自由国家。那也是能够理解的，因为它是自上至下改革的，它的旧有的势力、旧有的权力结构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再往回走它更容易。
总之，“渐进改革”在我看来是一个“玫瑰梦”，多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一直在呼吁改革。他们以为这样一直呼吁下去改革终究会发生，这是一个错觉、这是一个幻觉。在“渐进改革”与“革命”之间还有一个“快速改革”。但是中共不可能选择“快速改革”。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革命。当然革命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容易的，不过革命必须在中国发生，否则中国没有希望！
今天在国父纪念馆，我想以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一句话来结束我的发言。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谢谢大家！
2014年“民权研讨会” – 王天成: “革命”已成为中国唯一选择（视频）
下期预告：夏业良：宪政变革与制度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