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7月23日讯】曾经位至中共“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被中共前党魁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打翻在地，并迫害致死，可以说是中共建政以来最为惨烈的一次党内斗争。而一向以毛泽东“马首是瞻”的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突然一改自己过去维护毛权威的原则，公开与毛“对着干”，是刘、毛二人交恶，而终至走到“你死我活”地步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有媒体披露当年刘少奇公开叫板毛泽东的台前幕后。
据《共识网》7月21日发表的胡鹏池文章《为什么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胆子大？》讲述，文革前刘少奇在各方面都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办，即使有时自己的主张与毛泽东发生冲突时，刘也会放弃自己的想法，唯毛泽东的主张是从，唯独在“七千人大会”上是一个例外，刘少奇在会上会后一再对抗毛泽东的主张，说了很多令毛不高兴的话。
刘少奇对1959年至1961年期间发生在中国的全国性粮食短缺和饥荒如此评价：“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个问题，现在不讲，将来要讲；活着不讲，死后要讲”；“人相食，你我是要上书的”。
事实上，对于“大跃进”，刘少奇当初是拥护的，甚至庐山整彭德怀，他也是积极参与，著名的“信阳事件”也是由刘少奇负责处理的。所有这些历史上重大的左倾事件，刘表现出来的立场与观点与毛并没有什么不同。
文章指出，刘与毛的最大也是最根本的不同在于：毛是“所有这些‘祸国殃民’的臭玩意儿”的原创者，刘是胁从者与执行者。尤其“大跃进”，刘少奇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执行者，甚至也是一个“推手”。“大跃进”造成的灾难，刘也有不可推卸、不可逃脱的责任。
例如：1958年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报导，9月10日至11日，刘在河北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刘即说：“那么作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一万斤。刘居然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
《中共谎言洗脑下成长的我们 醒醒吧！》一文说，中共利用这种弥天谎言，实际上是为了掩盖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为了“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毛泽东提出了粮食“亩产万斤”的弥天大谎的口号。
文章指出，中共及其喉舌明明是在说谎、造假、欺骗国人，就连农民出身的毛泽东，也知道亩产万斤是不可能的现实，可中共就是强制和压制全国人说谎，以彰显其所谓的强权和一贯正确，从而在全国刮起了粮食浮夸风。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一反常态大胆揭发所有人都回避不提的真相呢？
下乡调查促使刘发生重大变化
1961年1月14日——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会议总结中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于是，广州会议后，4月2日至5月15日，刘少奇带了妻子王光美、机要秘书刘振德，一行三人，到湖南省进行农村调查。
文章表示，这次调查的原计划第一站是老家宁乡，但4月2日上午刘少奇临时改变主意，在离炭子冲16华里的王家湾住下来。
据后人回忆，当时刘到这个王家湾“万头猪场”时，这里只有两头猪。刘随后在这个名不副实的万头猪场里，召开了下乡后的第一次座谈会。由于这里的官员对社员们还没有来得及布置说瞎话，所以一捞家常，那些老农民们什么话都说了。说起“万头猪场”没有猪，老乡们说人吃不饱了，那有粮食去喂猪；猪都吃不饱，也就不怀崽了。
刘少奇终于听到了几句实话
4月12日到30日，刘少奇选择了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进行调查。刘在天华蹲点18天。到天华的第二天召开官员会。座谈会上，刘出了一些题目，如公共食堂问题、分配问题、粮食问题、社员住房问题，要求大家说实话。
但大队党总支书记彭梅秀瞒上压下，她事先早已召开了生产队长和中共党员会议，统一口径，彭本人对刘不仅“报喜不报忧”，而且当面撒谎，矢口不谈全大队1000多人中有100多人患浮肿病的事实。
刘少奇的官比彭梅秀高出十八级，但县官不如现管。你刘官儿再大，你不是还得走吗？你走了后，咱们不是还得听彭书记的吗？老百姓都是这样一种心理，所以彭的封锁就很有效，官员们还是按习惯讲“形势大好”。
4月15日，刘少奇拒绝当地官员陪同，直接到施家冲生产队。上午，他仔细察看了生产队的食堂，下午请来在田里干活的八位社员，老、中、青和妇女各两人，他们都是赤着脚来到大队部开会。
社员们开始都很紧张，但刘表示要听大家的真实意见。社员们终于说出了久藏在心底的话：“公共食堂不好，吃不饱；肚子不饱，懒得积极；大个小个一样记分，一样吃饭，不愿积极；技术高低不分，不愿积极。平均主义，做事难得来劲，不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自留地取消了，家禽、家畜消失了。”；“我们11户人家的食堂喂一年的猪，没有以前一户喂的多，从前满月猪仔可以长到40多斤，现在喂一年还不到40斤，是啥道理？没有米汤、没有糠、没有菜、没有杂粮。”
小学生写标语：“我们饿肚皮，全怪刘少奇、打倒刘少奇”
宁乡县花明楼公社小学四年级10岁学生萧伏良，爸爸被公社调去修水库，两三个月才回家一次，妈妈又得了浮肿病，躺在床上走不动。为了吃顿饱饭，他到公共食堂打饭时就悄悄多拿了一钵饭；还写了一张“我们饿肚皮，只怪刘少奇。打倒刘少奇！”的白纸条，贴在路边电线杆上。“案子”很快就破了，定性为反动标语、现行反革命行为，要把他挂牌游乡坐牢房。
案破了，刘少奇派人把这个小学生找来，问他：“你说说心里话，为什么要写那张纸条呀？”
孩子讲了妈妈的病情和自己的委屈。刘少奇又问：“你说，公共食堂好不好？”孩子说：“背时的食堂，害人的食堂，砍脑壳的食堂！”
刘少奇的故乡之行
5月3日傍晚，刘少奇回到22岁前离开的老家宁乡县花明楼镇炭子冲村。回老家是他调研的最后一站。
5月4日，他请来小时候的朋友黄端生，叙旧聊新。已得了浮肿病的黄端生把全村患浮肿病的人一一数出，而且断定，官员“五风”是根本病因。刘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农村公共食堂再办下去会人死路绝。
5月8日，刘来到赵家冲，看望大姐刘绍德，发现家里的坛子有盐无油。姐姐对他说：“老弟呀！你在中央做事，总要给人家饭吃呀！”
外甥女鲁新秀告诉刘说，她们所在的那个食堂，这两个月就死了11人，她父亲就是因为吃糠粑粑憋死的。
5月15日，刘少奇结束了长达44天的湖南调查，他带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回北京准备参加即将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于是，有了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放胆一搏。从此他也再没有机会回到自己的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