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文化被称为“神传文化”，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辉煌历史中充分展现过，即真正的中国文化。
党文化是附着在中国文化之上的一种附体文化。（节选自《解体党文化》之三）
人的大脑容量是有限的，如果一个人接受了很多传统文化，那么他就是一个传统的人；如果一个人被长期灌输党文化，那么他就是一个具有“党性”的人，他势必传统的东西就少。在人类有限的大脑容量里，好东西接受的多，坏东西就会少；否则反之。这是一个反比例的关系。
放眼当下的中国大陆，处处都充斥着党文化，传统气息难以寻觅。党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有意图地、强行地灌输给中国人的。现在该是我们清醒过来的时候了，不能将党文化继续下去，不能被党文化折磨和欺骗到底。那么我们就要重新学习传统文化，认清党文化的表现和思维方式，渐渐地就会唤醒我们内心深处沉睡已久的传统底蕴。
以“孝”为例。
《弟子规》中说：
“首孝悌，次仅信。”
大意为，第一重要的是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第二重要的是小心谨慎，诚实守信。
“亲所好，力为具；亲所恶，谨为去。”
大意为，父母亲喜欢的事物或行为，子女要尽力为他们做到；父母亲讨厌的事物，子女要谨慎地为他们排除，小心改正。
而中共教中国人什么呢？
张志新的女儿林林回忆起1975年初春的一段经历：“沈阳法院来的人大声说：‘你妈妈非常反动，不接受改造，顽固不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罪上加罪，政府考虑加刑。如果处以极刑，你是什么态？’……我愣住了，不知道怎样回答。我的心一下碎了。但我强装镇静，强忍着泪。爸爸说过，不能在别人面前掉泪，不然就同妈妈划不清界限了。爸爸代我回答说：‘如果确实那情况，政府怎么处理都行。’法院的人又问：‘处极刑，收不收尸？张志新狱中的东西你们还要不要？’我低着头没说话。爸爸又代我说：‘我们什么都不要。’……爸爸领着我和弟弟从县城招待所出来， 跌跌撞撞，顶着呼啸的风雪回到家。没有做饭，爸爸将家里仅剩的一个窝窝掰成两半，分给我和弟弟吃，说：‘吃了早点睡觉。’我静静地躺在炕上。爸爸独个儿坐 在小板凳上，对着灯发愣，他瞅了瞅炕上，以为我和弟弟睡着了，就慢慢地站起来，轻轻地把沈阳家里带来的箱子打开，翻出妈妈的照片。看着看着，爸爸禁不住流泪了。我翻下床，一头扑进爸爸的怀抱，放声大哭。爸爸拍着我，说：“不能这样，不能让邻居听到。”听到哭声，弟弟醒来了。爸爸把我和弟弟紧紧地搂在怀里。 这一夜，我们不知流了多少泪，却不能大声哭。”（节选自《九评共产党》之七）
亲人被定为“党的敌人”后，家属必须表明立场，不能含混。章伯钧被打成右派以后，他的儿子、妹妹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进行批判。另一个毛泽东亲自指定的右派储安平的儿子则这样教训自己的父亲：“我要给储安平先生一句忠言：希望你及时悬崖勒马，好好地倾听人民的意见，挖掘自己反社会主义思想根源，彻底交待自己的问题，以免自绝于人民。”
于是乎，一方面人们在一次次斗争中被强灌斗争思想，另一方面又正是在这样一次次“触及灵魂”的斗争中，为了生存，人们被迫学会了用厚厚的冷漠包裹自己的良知，学会了唯有打击、整垮别人，才能保全自己，不少人由此认定“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便是真实的生活的法则。（节选自《解体党文化》之二）
中共发起的整人运动，从来都是你死我活式的，一波又一波，一次有一次……一切传统的人伦都变得那么遥远。某些人的人性不足是与生俱来的，比如：1983年，杨秉城（黑龙江省参事室主任）在北京西山中共中央党校与薄一波聚首长谈：“文化大革命中拣了条命，别说人要整死咱们，江青一宣布我是叛徒，连我儿子小熙来也给我一顿铁拳，把我打得眼前一黑摔倒在地上，这个狠小子，又照前胸踏了我几脚，当时就有三根肋骨被踹断，看他这个六亲不认，手毒心狠连他爹都往死里整的样子，这小子真正是我们党未来的接班人的好材料。今后肯定会有大出息。”
像薄熙来这种不需中共教唆、威逼就没什么人性的，是少数。无论天生的，还是后天被逼的，人在失去了基本人伦道德以后，准确地说，人性少得已经不像是人了。为了让党满意，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这太恐怖。但却是中共最希望看到的。
噩梦延续至今，今天的中国人，不尊敬长辈的、呵斥父母的、对父母恶语相向的、更甚者杀害父母的……这恰恰是中共所希望的。在中共看来，只有放弃人性的，才可能为中共所用，才可能与中共为伍，才可能具备党所说的党性。党性与人性是格格不入的，完全对立的。我们只有一条路，清理党性，解体党文化，找回人性，走回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