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1989年六四大屠杀二十五周年。世界各地都有很多纪念活动。刚刚过去的纪念活动中，很多朋友重新提出了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甚至争论得比过去更加激烈。这种情况反映出人们普遍意识到革命可能已经临近，所以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才会变得十分迫切。
我看了网上的一部分争论，发现很多人还停留在二十多年前的争论中。还在热火朝天的争论是不是见好就收，见坏就上。或者是见坏就收，见好就上这种咬文嚼字的问题。反倒把迫在眉睫的问题给淡化了。
经过这二十五年，大多数老百姓已经总结出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共产党用坦克机枪总结出来的结论：任何和平理性的方法都没用，共产党不打算和人民妥协。剩下的只有以暴抗暴这唯一的一条路。这也是现在民间最流行的看法，或者说是人民反抗的主流思维。
因为抗暴的思维被广泛的接受，统治阶级内部才有了和平演变的思维。当一些人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垄断了政治经济大权的时候，很难让他们和别人分享。只有当他们的统治权受到致命的威胁时，他们才会退而求其次，考虑和人民分享统治权。
民主制度就是这样设计的。它从宪法制度上规定了每隔几年全面更换统治者；并且规定了保护这种更换正常进行的各种条件。这就是集会、结社组党、言论自由和人身保障的权利。甚至为了保障人民在极端条件下反抗暴政，规定了人民有持有武器的权利。
不久前在美国内华达州，就发生了一起民兵集结起来武装反抗政府暴政的事件。每个武装民兵都在胸前佩戴着宪法修正案，和它的制定者托马斯杰斐逊的照片，携带着各种武器和前来镇压的武装警察对峙。最终引起了联邦政府的注意，撤销了地方政府的错误决定，并且撤退了武装警察。
二十五年前的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和街道上集结了几千倍于内华达的人民，完全手无寸铁的人民。他们遵循着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希望与政府讨论完全合理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反腐败的问题。他们遭到了政府出动军队，用坦克机枪进行的血腥镇压,成千上万的勇士们倒在了天安门广场和北京的街道上。当勇敢的人民想到需要抵抗政府的暴政的时候，他们手里只有石头和木棍。
这两件事情的对比，充分证明了美国民主的设计者们的睿智和远见。也充分证明了专制统治者们的睿智与远见。他们的专制必须建立在剥夺人民言论、集会、结社的权利上，更必须建立在剥夺人民武装反抗的权利上。当人民从欺骗和谎言中醒悟的时候；当人民无法忍受统治者的暴政的时候，才发现武装抗暴权利的重要性。
内华达州民兵抗暴事件中有一个镜头值得大家注意。一个身背步枪，手持对讲机的骑手，站在高高的山坡上指挥着马队、狙击手和后勤人员。他被认为是抵抗运动的指挥者。有了他的指挥，来自四面八方甚至互不相识的抵抗者们，才会形成为一股秩序井然的队伍。在数量超过自己的对手面前成为一堵墙，成功地阻挡了暴政的延伸。
二十五年前的北京，恰恰和美国的民兵形成鲜明的对比。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不知受了什么人的指导，拒绝人民参与到运动中来。他们自己也是每天换一到两个总指挥，而且很少人听从指挥。这种一盘散沙的运动必然是一场失败的运动。还不如野生食草动物，可以在头领的带动下躲避狼群。
这就是八九年的民主运动留给中国人的第二大教训，没有领袖或者领袖临阵脱逃放弃责任的教训。常言道；最差的船长也比没有船长好。最差的船长可能把船翻掉；没有船长就必然会翻掉。共产党更加懂得这个道理，几十年来他们镇压人民的第一条经验就是；首先而且全力以赴的消灭群众领袖，或者挑拨离间削弱领袖的权威。没有领袖的群众运动必然是乌合之众，甚至不用共产党去一网打尽就烟消云散了。
近几年来的维权和抗暴运动中，最明显的争夺就在群众领袖上。有些运动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并且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功。这背后就有成功的指挥体系和稳定的、有权威的领袖，就象内华达的民兵一样。而那些不注意保护领袖的，和没有形成指挥体系的群体事件。很快就会在特务制造的内乱和镇压之下土崩瓦解。
这些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都在告诉我们一条真理，就是领袖的重要性。没有领袖就没有抵抗运动；领袖的水平直接决定了运动的成功率。在不妥协的暴政面前号召人们和平理性非暴力，如果不是暗中帮助暴君们，也是张冠李戴式的愚蠢。只能带来翻船的结果。
反抗的方式不拘一格。在和平演变的路没有完全堵死之前；在局部有可能和平解决利益纠纷的情况下；甚至在需要长期坚持的事情上。注意斗争的策略就成为关键的问题，领袖的水平和作用就十分重要。在这上面二十五年前的民主运动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值得后来者引以为鉴。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