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06月11日讯】【中国禁闻】6月10日完整版
提要
大陆教育种苦果 百万高中生弃考
中国律师被列入敌人行列 成高危群体
中国法学界呼吁废除收容教育
北京首发白皮书 港人指威胁争普选
香港民间团体为落实“普选”，即将进行“公投”和“七一游行”，中共国务院6月10号突然发表措词强硬的“实践一国两制”白皮书，声称中共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这是中共第一次发表关于香港问题的白皮书。
据香港媒体报导，中共的白皮书引发香港各界强烈反弹。
香港大律师梁家杰认为，白皮书的说法违背了北京颁布《基本法》时的承诺，如果白皮书是在1990年颁布《基本法》时发表，那么香港不可能像1997年那样顺利移交主权。梁家杰强调，《基本法》清楚写明，中共中央及所有省市部委不能干预香港内部自治范围的事情。
香港“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则表示，中共已经脱下了假面具，现在发炮，是要抑制港人争取普选的意志。
“香港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戴耀廷也表示，中共的这份白皮书，就是针对“6.22 ”全民投票和 “7.1” 游行的舆论打压。
美国披露又一支共军黑客部队
美国一家与政府有合约关系的网路安全公司，6月9号发布报告，指责中共军方一支新的网路部队实施黑客攻击。
据《纽约时报》报导，位于加州的CrowdStrike公司6月9号发布报告说，设在上海的中共军方61486部队，从2007年起攻击西方政府机构和国防外包商的网路，主要攻击目标是欧洲、美国和日本的政府部门、防务承包商，以及航天和卫星产业研究机构的网路。
报告说，黑客的攻击手法是通过有针对性的邮件攻击入侵，部署自定义的恶意软体。
在此之前的几个星期，美国司法部指控5名中共61398部队成员，对美国企业实施网路攻击，为中共公司谋取巨大的商业利益。
代理法轮功案遭打压 律师绝食抗议
武汉维权律师张科科，因为代理法轮功案件，被“武汉律协”暂缓律师注册考核。张科科从6月10号中午开始，在“律协”门口绝食抗议。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张科科表示，他相信，“武汉律协”打压他的这项决定，背后是由司法局主导。张科科批评中共当局强奸法律，并借律师考核制度打压律师维权。
编辑/周玉林
大陆教育种苦果 百万高中生弃考
近年来，大陆高考弃考人数不断攀升，今年更是达到了近百万，其中大部分人选择了出国留学和直接工作。评论认为，中共教育的失败、和人才选拔不公平，是造成中国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
据大陆官方数据显示，近五年来，中国高考人数不断下降，弃考率高达10%，人数多达百万。致使很多省市都出现了招生计划无法完成的现象。不仅如此，各地高校录取后不报到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据业内人士介绍，很多高职高专不报到率已经超过30%，本科不报到率超过10%。
另一方面，与这个现象呈明显对比的是，大陆“出国留学”的高中毕业生，每年都以超过20%的速度在增长。据教育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每年弃考的高中生中，除了因经济条件和学习成绩差等原因，而选择直接就业以外，其余的高中毕业生，尤其是名校“尖子生”全部选择了出国留学。
辽宁沈阳某高考培训机构化学老师董老师：“这种情况很普遍，因为现在中国学生很多都愿意出国留学的。像我们当地非常有名的学校吧，这个学校基本上前一百名考上世界名校的，就是还没参加高考就已经被世界名校收走了。”
据大陆留学机构调查显示，很多家长和学生都认为，大陆的教育存在诸多弊端，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距。大多数家庭希望通过留学，让自己的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并获得在海外发展的机会，成为既有素质又有能力的实用型人才。
董老师：“首先我们这个教育制度已经整个落后于全世界的。而且呢比如说我们的理科类，无论是机械工程还是医学类，还有律师到国外都是不承认的，你拿这个学历到国外得从头念起，所以很多人也是因为教育制度的问题去选择出国。”
加拿大acadia university留学生小金：“总体来说还是国外教育比较自由一点，学术比较自由一点。”
高考弃考的另外一大原因则是出于“高考无用论”。近年来，大陆大学生就业形势的严峻，以及不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使得很多人认为与其把精力、钱财、时间投入高等教育，倒不如及早就业。
董老师：“弃考是必然的。因为现在第一个是教育制度的问题，第二是中国社会制度的问题。你想活得好，那么你必须得有一个特别好的家庭，或者你家庭能给你做一个铺垫。因为现在我们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话嘛——拼爹。你们家里有势力、有能耐，那你以后就有能耐。你家里没有势力、没有能耐，还不如老老实实的现在就上班。”
原“首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李元华认为，“高考无用论”以及高考弃考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教育失败的现实。
原首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李元华：“今天的高等教育的所谓发展只是一个数量的增长，它不是在培养人才，就是中共通过发展高等教育作为一种敛财。很长一段时间来，有十几年了，它的扩招实际上是以损失质量，并不是追求高等教育全面发展教育，而是作为一种经济运作手段，作为一种赚钱手段，或者作为一种产业来搞教育，所以使得今天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下来以后呢，出现了种种弊端。”
然而，中共教育失败导致的人才流失，不仅仅体现在高考弃考、出国留学等方面，更多的大陆精英留学生选择了毕业滞留不归，使得中国流失顶尖人才数量高居世界首位。
李元华：“国外自由的一个环境对于顶尖的人才的发展更适合，因为那是一个公平竞争，凭着自己实力可以有发展的一个机会。而在中共控制的社会里边，更多的是一种钱权的交易，更多的是一种腐败。所以呢真正有才华的人，未必能得到重用，所以这些人呢他（她）更愿意在自由社会去发展。”
小金：“他们毕业留在国外蛮多的，因为他们觉得国外竞争比较公平，没有太多的黑幕交易啊之类的。”
专家预测，在未来的几年内，大陆将会有更多的高中生选择弃考，更多的精英人才奔向海外。
采访编辑/张天宇 后制/舒灿
“六四”过后陆续有人获释 多人仍被拘
“六四25周年”已过，中共当局镇压的对像陆续被释放回家，包括“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和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秘书鲍彤，以及“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和原《陕西电视台》记者马晓明等人，被软禁在家104天的北京维权人士胡佳也被解禁，但仍有多人被刑拘。
中共当局为了掩盖25年前的那场杀戮，在“六四”前夕，对大批民间活动人士采取了拘捕、软禁、旅游等打压措施。“六四”过后，一批人被当局陆续释放。
之前因参与“六四研讨会”被捕的“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社科院”学者徐友渔、作家胡石根和刘荻，“六四”后获得了取保候审。
被强制带往外地游游的鲍彤、丁子霖、孙文广、马晓明和维权人士野渡等人也都获准回家；发起“重返天安门”运动的胡佳，也结束了104天的“软禁”。
胡佳说，8号他出门没有被阻止，当天他终于如愿以偿的“重返天安门”，并穿黑衣在广场拍照。
北京维权人士胡佳：“我也不管有没有人来干涉，也不管是否有人盯着，我到那儿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我发起那个，当然我自己不应该缺席，而且‘六四’一周年的时候，1990年我就去过，15周年的时候我也去过。”
胡佳说，他目前虽然被解除软禁，但他家楼下仍有国保在监控，不排除当局对他秋后算账。
因参与“六四”纪念活动受打压的前“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夫妻，5月底就被两名国保，强行带到山东长岛和威海软禁了10天。
前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在‘六四’之前，当局就要加强监控了，每天24小时在我门口就有站岗的，后来他就提出‘旅游’。我就想‘六四’文章写了四篇了，发表了，他把我用20几个人看着，别人也来不了，最后就跟他一起出去了。”
原《陕西电视台》记者马晓明说，他在5月28号就被国保带到四川一个小镇软禁，直到6号才获准他回家。
原《陕西电视台》记者马晓明：“像这样的事，以前经常发生过多次，就是在两会、清明节、六四前后，采取过多次，它实质还是限制自由，限制公民的行动自由。”
马晓明说，他们每年“六四”前后都会举行悼念活动，但今年管控特别严厉，5月18号他们提前举行祭典“六四”，刚点上蜡烛，鞠了三个躬，就被数十名警察驱散了。
赵紫阳秘书鲍彤在“六四”前，也被当局秘密带到外地软禁起来，直到7号晚才放他回家。鲍彤批评当局拿着公民的纳税钱堵住公民的嘴。
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秘书鲍彤：“现在为了不让大家说话，它花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国力来做这个莫名其妙的事情，这个太不应该，我希望赶快改正错误，不改正，你明年还得准备着草木皆兵这样过日子吗﹖”
中共虽然解禁了一批“六四”相关人士，但目前仍有一大批人被刑拘，包括因参与“六四”研讨会被捕的维权律师浦志强；和发起“公民不合作运动”的维权律师唐荆陵；还有资深传媒人士高瑜、及曾参加“六四”民间公祭的于世文、尹正安，以及记者石玉，和发贴讥讽毛泽东是“全能神”邪教教主的《搜狐网》博客总监赵牧等人。
马晓明指出，中共每到所谓的敏感日，就以“维稳”的名义，大肆抓捕民间活动人士，来掩饰它内心的恐惧，这本身就是犯罪。
马晓明：“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们，由于现在社会的黑暗和腐败，想起了89民运，想起了为中国的民主事业献身的这些英雄先烈，特别是访民，祭奠‘六四’英烈，纪念89民运，怀念那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因为这个原因，造成了中共统治集团的极大恐惧。”
“六四”事件是指1989年6月4号凌晨，中共军队开坦克进京，开枪扫射天安门广场上静坐抗议的学生。中南海内部文件评估：当时死伤民众多达40000人，当中10454人被杀害。
采访编辑/李韵 后制/钟元
被列入敌人行列 律师成高危群体
中共究竟有多少敌人？民主人士、维权群体、追求信仰者，都是当局极力打击的对像。不过，现在种种迹象表明，那些试图用法律主持公义的维权律师，正成为当局严厉打击的对像。有人描绘了律师生存的现实：“律师被抓了，被抓的律师请了律师。被抓的律师的律师也被抓了，被抓的律师的律师也在请律师。”这段绕口令就是当局滥捕律师的写照。请看下面的报导。
上个月因参加“2014•北京•六四纪念研讨会”被拘捕的维权律师浦志强，9号被当局拒绝取保候审，而以同样原因被抓捕的其他四人则被释放。
有媒体引述准备接手浦志强案的上海律师斯伟江的话说：现在，参加“六四纪念研讨会”的，只有浦志强被关押，看来当局的目标是律师群体，而且是维权律师。
其实，浦志强被捕后，委托的两名律师——屈振红被捕，87岁高龄的张思之，也因被恐吓和阻挠而退出。
上个月，河南律师常伯阳、姬来松也因为代理陈卫、石玉、方言等公民案件，被警方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拘。这些公民是因为组织公祭前中共领导人赵紫阳、胡耀邦，以及“六四受难者”而被抓。
旅美中国社会问题研究人士张健：“中共是把每一个国民都假想成敌人，而且它把所有的维权律师假想成敌人里面的一个头领。”
旅美中国社会问题研究人士张健指出，中共践踏自己制定的法律，所以，现在特别害怕和这些维权律师讲法律，而采用极端恐怖的手段，对待这些从事司法工作者。这也足以证明中共对自己的执政合法性没有信心。
中国宪政学者陈永苗：“中共它实际上害怕社会中间的精英跟底层民众联合起来。一旦如果联合起来，就会对它有一个潜在的威胁。”
中国宪政学者陈永苗指出，中共严厉打击律师，就是想阻断他们的联合。
陈永苗认为，像许志永等维权律师组织“公盟”活动，这对根本不想搞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共来说，是绝对不允许的。
事实上，在大陆，还有那些为“法轮功”说话的律师，他们受到的打压更为严重。
北京律师高智晟，因三次上书中共当局，陈述法轮功人士合法权利没有得到保障、相关处罚没有法律依据等现况，并要求当局改变这一现况。结果他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高智晟从2006年8月被秘密绑架开始，多次被关押。
2009年2月4号，高智晟在陕西家中被警察带走后下落不明，直到2010年4月，中共当局在国际压力下，允许高智晟短暂露面，并接受《美联社》采访，随后高智晟再次失踪。《美联社》2011年1月，对外公布当时的采访，高智晟介绍他在多次被关押期间，遭受了酷刑，包括被脱光衣服，警察长时间对他殴打、电击，及用牙签扎他生殖器等。
高智晟家人在他失踪20个月后，终于在新疆一处偏远监狱与他短暂见面。而至今近一年半时间，高智晟再度失去音讯，狱方拒绝了家人的探视，高智晟目前生死未卜。
而今年4月，四位维权律师江天勇、唐吉田、王成和张俊杰，因代理黑龙江建三江农垦公安局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案件而被关押和拘留，警察对他们暴力殴打，导致四人总共有24根肋骨被打断。
张健：“在任何的国家，包括我们看到非常集权的国家，做为律师，他相对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安全的行业。”
张健指出，只要你不为党服务，就会触动中共邪恶的神经，就会成为他们的敌人。因此，只要这个独裁体制存在，这个社会的律师就会是高危险群体。
在当前当局滥捕律师的危险处境下，一些大陆维权律师目前共同签署了《中国律师互助意向书》，确保律师在遭受打压之后，可以得到律师同仁自愿救助，免除律师后顾之忧。
看来，中国的律师们，已经意识到了自己未来所面临的危险。
采访/朱智善 编辑/宋风 后制/陈建铭
中国法学界呼吁废除收容教育
大陆演员黄海波，因为嫖娼，在被拘留15天之后，被转送“收容教育”六个月，引起了中国法学界对这个跟“劳动教养”类似的法外拘禁制度的关注。大陆40多名法学界专家、学者以及律师，6月7日号联署“致人大常委会建议书”，呼吁“废止收容教育制度”。
包括法学泰斗江平、应松年、樊崇义、陈光中等在内的40余多位法学界专家、学者以及律师，6月7日号联署“致人大常委会建议书”，呼吁“废止收容教育制度”。
中国大陆的“收容教育”，是1991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中所提出，具体安排则由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确立。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室”副主任郭道晖，6月9日号对《新唐人》表示，从法学角度和法治的角度来看讲，“收容教育”的做法是不对的，它跟“劳动教养”一样，都是越权立法，也并且由公安机关一家说了算，都是侵犯人权的。
原全国人大常委法工委研究室副主任郭道晖：“要限制人身自由必须是通过法院。不能由公安机关一家说了算。而且这个法规也不是依据立法法的程序来制定的。要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或法规，必须是先由法律来制定，而不是由法规，而现在它是个法规。所以它是越权立法。劳动教养既然已经废除了，同理同一个法律必须同时废除。”
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名誉主任，全国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田文昌律师，6月9日号也向《新唐人》表示，“收容教育”制度跟“劳动教养”制度性质很相似。
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田文昌：“劳动教养已经废除了，这个制度没有废除，应该就是一个疏漏。而且它的处罚原则是有问题的，没有经过司法程序，你最根本的问题，没有经过正当司法程序就限制人的自由，这是有悖于立法原则和立法精神的。”
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表示，“收容教育制度”违反时代潮流。
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因为这个制度已经不合时宜了。”
田文昌表示，“收容教育制度”目前使用不太多，几乎被人们遗忘记了，法学界也没有太重视这件事情。而黄海波被送“收容教育”的事情，好像重新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在中国大陆，收容遣送、劳动教养和收容教育，被认为是法外的“三大恶法”，公安可以未经审判，便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从6个月到2年或3年。
2003年，大学毕业生孙志刚，在广州收容所被打死事件，引发社会舆论上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许志永、滕彪和俞江3位法学博士，以及贺卫方、盛洪、萧瀚等5位著名大陆法学家，先后上书“人大”，要求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同年6月，政府正式废除“收容遣送制度”。
田文昌表示，除了上述的“三大恶法”之外，他记得还有一个“少年教养”的法规有待清理。
田文昌：“所以我们提出来应当对所有这些制度做一个清理。这样才比较好。凡是不符合立法精神和立法法原则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清理掉。”
今年5月4号，包括原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室副主任郭道晖、和“北大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在内的一百多位学者、律师和女权工作者等，已经联合致函人大常委会，要求废止“收容教育”。
有大陆媒体表示，孙志刚以生命代价让“收容遣送制度”废除了，而由“上访妈妈唐慧”的控告，让“劳教制度”废除了，期待黄海波案，能成为一个撬动“收容教育制度”终结的杠杆。
令人忧虑的是，虽然中共当局已经从法律上废除“劳动教养”和“收容遣送”两大恶法，但是中共警察仍然使用“洗脑班”和“黑监狱”等非法手段，囚禁“法轮功”信仰者和访民。郭道晖指出，未经法院审判而限制人身自由，都是侵犯人权，都属是违法的，应该废除的。
采访编辑/秦雪 后制/郭敬
上海商铺泡沫更甚住宅跌近8成
6月的第一周，上海商铺的成交量和成交金额，同比下降接近百分之八十。专家指出，中国房地产市场中，商铺泡沫比住宅更加严重，一旦泡沫破裂，会殃及这个社会。
“上海搜房数据监控中心”数据显示，刚过去的6月第一周，上海商铺共计成交116套；成交面积共8440平米，环比下跌77.59%，创下3月以来商铺周成交量最低；而总成交额1亿7800万，环比下跌了76.43%。
美国《华尔街日报》分析指出，中国商铺的泡沫比住房泡沫更加严重。
美国商业地产服务公司“CBRE”说，去年全球新建购物中心面积排名前10名的城市，有九座在中国，而中国的在建购物中心面积，超过全球在建购物中心面积的一半。尤其四川成都处于中国购物中心爆炸式增长的中心。
去年开发商在成都投入使用的购物中心面积，远远超过去年全球任何城市开设的购物中心。庞大的“成都国际金融中心(IFS)”，只是成都市1,500万居民可选的购物场所之一。IFS购物中心今年开业，设有300家店铺、五星级酒店、豪华公寓、溜冰场、雕塑园景和画廊。IFS中心“采蝶坊餐厅”服务员告诉《新唐人》，IFS的入住率非常低。
大陆经济评论家牛刀：“他们那种规划完全是脱离实际的，到处是空的地方，有的还是国家级的做规划的，我们看到的情况是非常的恶劣，中国是一个专制主义国家，没人档得住政府想干什么。”
据报导，中国的地方政府在批给开发商住房项目时，把修建大型购物中心和酒店作为项目批准条件。
报导说，英国地产咨询公司“莱坊”表示，目前在中国，开发商正建造的多用途建筑物，相当于1000个美国最大购物中心的规模，可惜大规模的扩建来得不是时候，因为零售商都在搁置店铺扩张计划。
调查显示，由于网上购物的发展，全球购物中心都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冲击。
而中国国内商家的抗议时有发生。今年2月，成都“伊厦国际商贸城”的1000多商户，沿街游行示威，声讨商贸城在2010年招商时，用虚假信息欺骗商家到这个商贸城投资，结果血本无归，有的甚至妻离子散。不过他们的抗议，最终遭到当局镇压，数人被捕。
牛刀：“我去年跑了5、6个省，跑了好多地方，全部在那儿闹事，举牌子在游行，说原来说得好好的，有多少投资回报，实际上是没有的，小股东的钱都白花了，但是政府的警察把老百姓驱走，官商勾结很厉害。”
《华尔街日报》引述“莱坊”中国区董事、综合项目顾问及代理服务部主管孙俊安的话说，如果购物中心在开业后不能全部被商户承租，或者获得良好运营的话，购物中心拥有人，每个月很容易亏损数千万人民币。而中国政府还没有意识到，一旦所有项目都完工，空置问题将变得非常严峻。
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崩盘的话，涉及到资金都非常庞大，会带动借钱给他们的银行，从地下银行、影子银行筹钱来的，那有涉及到更多的人群，最后不管是国家买单也好，或者倒闭也好，很多人投入的钱也就打水漂了，这些都会造成社会局势的动荡。”
据国内媒体报导，中国各地购物中心空置现象非常严重。今年南京购物中心已经进入了“扎堆交付年”，但一些已经营业的购物中心，或其他类商业体经营状况并不乐观，南京中央路一家大型购物中心，即使在周末时间，除了餐饮店有人气外，其他楼层人气稀少。
现在中国10大房地产开发商，都有一些商业地产项目，大连“万达集团”是中国最大的商业地产开发商。美国“摩根大通”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朱海斌表示，和中国住宅地产相比，短期内更担心中国的商业地产，从历史上来看，商业地产泡沫出现破裂的频率更高，这会带来较高的经济成本，美国储蓄和信贷危机就是一个例子。
采访编辑/刘惠 后制/葛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