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北京发生中共用坦克屠杀和平示威的民众时，我刚到德国留学半年，德国媒体的相关报导让我触目惊心，奋笔疾书，抗议暴行。“六四”三周年纪念日那天我特地呆在学生宿舍收听广播，可惜已经没有任何相关报导，但我不会忘记六四。2013年我借德语小说“Der weite Weg des Mädchens Hong”（中文译名《红楼琵琶行》） 发表之际，特别提请把对我的采访安排在“六四”纪念日。于是，我得以借欧洲广播电台Funkhaus Europa纪念六四英烈，讲述六四影响……今年我会去德国东部参加麦森（Meißen） 文学节，朗诵讲述八九一代心路历程的《红楼琵琶行》，然后出席以天安门运动参与者曾铮为女主角的记录片《自由中国》在当地的首映座谈。
两个德国记者因“六四”二十五周年先后联系我，促使我查阅中共制造六四屠杀后，我在过去的每个纪念日都在干嘛。查到今年二月网上再次推出我2007年发表的《“六四”十八周年与袁红冰笔谈》。以此为动力，我特意找到曾对我表示“我们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同一个政权的受害者，同一个自由梦想的追逐者，同一个幸福安乐的向往者，唯一不同的是标签，即你是汉人，我是藏人，却流亡在外”的藏族同行安乐业。
华：我拜读过你的诗作《丢失中的信念祭“六.四”23周年》，猜想六四也让你念念不忘，那么请告知你的六四经历。我在“六四”十九周年时曾发表《我因六四而反共》，一晃就是六年。
藏：可以说我是六四的见证人，因为当时我在上大学，八九民运被镇压后，中共在全国范围内搞整肃，大专院校为重点，每个星期都开会，所以，我就深深地记住了六四，也一直在关注六四。我听说当年的某个学生领袖，在公开场合说，可以原谅邓小平等中共领导镇压民众的责任，其实，失败者谈论的“原谅”实属“投降”，但是，“投降”归个人所为，不可能代表集体，也无权代表集体，比如，达兰萨拉无视西藏的局势，提前向中共靠拢，公开把中共称其为“中央政府”，又把中共宪法奉为归宿，不过，藏人可不这么认为，至今在不断地向中共抗议，正在争取“中共宪法”以外的自由，因此，引领者的慷慨不一定是集体的产物，而集体的行为不一定是引领者的心意，所以，这是一个矛盾的时代……或许我已被时代淘汰。
华：谢谢你也坚持对六四屠夫追究责任，请别介意投机者的媚共言论。对我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青春的消逝，父辈王若望的辞世……我更觉得要竭尽全力讲述六四，留住记忆，为下一代提供真实的信息，促使他们像我们一样看穿中共的邪恶本质。希望你能具体告知在中共的强行洗脑下，六四对你的影响及其意义。
藏：俗话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和平民众被中共用坦克血腥镇压对我震撼很大。而中共为了把镇压合法化大搞没完没了的洗脑，让人厌烦，想起那段时期，我就心生嫌恶，但是，仔细想来，那段经历对我认识中共的本质帮助很大。
华：对，曾铮对此也记忆犹新。她当时在北大读研究生。我对她提起六四，她告知“印象比较深的，还有六四之后的人人过关。当时北大被定为重灾区，那真是人人过关，每个人都要详细写汇报，你六四时干了什么，一些重大事件发生的日子里，你在干什么。还得对镇压表态。北大被整得很惨。加一年军训，博士加一年所谓教学任务，发配到边远地带比别的大学多一年才能毕业。”
与你们相比我真是幸运，因为我已经在德国，可以自由地抗议中共的暴行。中共滥用国家机器尤其是教育系统强奸民意实在令人发指，好在无法阻止你们独立思考，辨别真伪。
藏：虽然您幸运，不过，失去了感同身受的机会，我们很不幸运，却有了亲身经历。六四运动的爆发和中共的残酷镇压对人们的影响非常深刻，同时中共为把镇压合法化编造的谎言及其洗脑也增大了六四的影响力，否则，很多少数民族大专院校学生本来不太清楚，通过强制开会就增加了对六四的认识，因为，人们基本上习惯了逆向思维，也就是大家知道，中共骂的对象是对它有压力的，中共夸的对象都是死去的老党员或老干部。中共为了混淆视听还有个术语叫“敌对势力”或“分裂主义”，可惜许多中国人愿意相信煽动仇恨的谎言。
华：我可不愿被强制接受中共那套歪理邪说，对你可能是磨练，但不少人就因此成了脑残。中共不仅在颠覆中华民国后吞噬了至少八千万条人命，还扭曲了无数人的心灵……
藏：何止脑残。本来我想假如有机会反思，就有救，可后来发现难度比较大。在历史的进程中，二十五年很短，也就是一刹那，但是在争取自由的过程中就觉得漫长，本来现在应该有所成果，但似乎事与愿违，虽然年年在纪念六四，可很多时候，大部分人不愿意提起六四当年的诉求，甚至很多人把六四当成政治避难的工具后就扔掉了，这个太不应该了，更对不起六四英灵。
现在我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主张中国民主化的部分学者反而去支持达兰萨拉所宣扬的中共宪法框架之内的“中间道路”？我觉得这个行为对中国民主化的伤害非常大，也违背了八九民运的初衷。应当说中国人全面反思民主化的时候已到，至于如何去反思，就看大家的勇气和兴趣了。有一位西方学者说得非常好，“自由是勇气的结果，幸福是自由的结果”。
华：因为他们不是学者，而是名利之徒，眼见中共财大气粗，他们就想出卖自由与尊严。我从曾铮处获知， 因为六四屠杀后中共对北大师生的整肃，弄的好多人不敢再上北大 。六四后中共强迫北大搞“军训”，其手段之残酷导致学生宁可饮弹自杀。就是说，六四后中共的残酷镇压大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勇气。中共的邪恶和残暴令人道德底线下滑，很少有人再敢抵制暴政，捍卫人权，遑论追求理想。如果不是法轮功的修炼带来的超越常人的信仰层面的意志和坚定，中国就被共产党毁了。
藏：是的，一方面，中共的残暴是有目共睹的，也是令人发指的；另一方面，依据一些资料，全中国一个亿以上的富翁约有五万多人，可见贫富差距的悬殊。我想中国应当离老百姓造反不远，中国人是否已有准备？
华：是啊，我每天都在期盼中共解体。2004年《九评共产党》发表后促发的三退大潮还在逐日高涨，这就是民心思变的实证，当然也是思想准备。
藏：这个相当好，我也读过《九评共产党》，受益匪浅。我觉得还要努力，乘发达的网络，还原历史真相，引导争取自由。“六四”二十五周年是推动历史转折，体制转型的好时机。
华：英雄所见略同！仁人志士已在推动“重回天安门”，以曾铮为主角的记录片《自由中国》摄制组在“六四”二十五周年之际也推出一系列协助中国自由活动。只有中国自由，才有西藏自由。请看：
http://freechina.ntdtv.org/homepage-ch/
注：藏、汉，指对话双方一为华人，一位是藏族学者。
文章来源：《新纪元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