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不仅如此，人情、人伦、仁爱、良知等等，都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共性，或曰超阶级的共同的普遍的人性。人性自古有之，具有相对的不变性，其中包括善与恶两个不同的部分，善又制约着恶，从而构成人类社会存在、稳定和发展的基础。所有的非共产党社会，大多承认人性善恶同在的现实，然后以固定的契约来达致社会平衡。
但共产党却与众不同，它明确否认超阶级的共同的普遍的人性的存在，既不承认人性中先天的善良，也不承认人性中天赋的贪恶。在共产党看来，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社会性，是在后天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并且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本质主要表现为阶级性。而无产阶级阶级性的最高最集中的体现则是“党性”。换句话说，党性是至高无上的
作为无产阶级阶级性最高最集中体现的党性，具体是指共产党员的政治属性。它要求党员必须时刻听从党的召唤，随时准备放弃一切个人的理念和原则，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党性的核心就是对党和领袖意志的绝对服从，讲白了也就是党叫干啥就干啥，要你为善就为善，让你作恶就作恶，否则就达不到党员的标准，就是党性不强的表现。共产党历来强调，党性是绝对的，高于一切，不能被怀疑也不能被挑战。在所有共产党国家，增强党性不仅是党对每个党员的要求，而且还常常被变相推广为对每个公民的要求。
正如《九评共产党》所说，“共产党是不讲人们公认的道义原则的。共产党的一切原则都绝对为其集团利益服务，以绝对自私为最高原则，没有任何道义原则抑制其集团欲望。”共产党的这种唯我是从的本性决定了党性与民众利益之间的水火不容。正因为如此，共产党否认普遍的人性，强调党性至上，虽然不会使客观存在的普遍人性因此而消失，却将不可避免的导致对人性的彻底颠覆，也就是对人性中善的部分的践踏和扼杀与对人性中恶的部分的放大和纵容。试想，既然党性至上，既然党的利益和需要高于一切，既然根本就不存在普遍的人性标准，亲情人伦和道义良知当然也就可以统统抛于脑后，善良和贪恶、法律和原则当然也就成了可以随意移动的标准，只要目地正确手段当然也就可以在所不记。举例来说，不能杀人是人类的公理，但党认定的敌人却可以除外；孝敬父母是社会的通则，但阶级敌人的父母可以除外；仁义礼智信是道德的基本要求，但党不想或不愿意的时候也可以除外。共产党就是要铲除这些抽象的善恶观念，按照马克思的话说，也就是要彻底颠覆旧世界的上层建筑，所以共产党注定是反人性的。
中共就是一个反人性的典型。
中共诞生之后的近一个世纪，特别是建制之后的五十多年中，在“党性”的强制之下，为了所谓党的利益与需要，难以记数的党员和民众置亲情人伦和道义良知于不顾，干出了许许多多伤天害理荒诞不经的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人性被严重变异、扭曲甚至吞噬，要么变成了中共这部“绞肉机”的“驯服工具”、“螺丝钉”，要么变成了具有双重乃至多重人格的“两面人”、“多面人”。严格的讲，这样的人其实已经不能也不配称之为真正的人了，已经完全变成了非人！
虎毒尚不食子，亲情更乃天经地义。但中共却把人变成了虎狼，甚至比虎狼还凶残。在中共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父母，子女，夫妻之间互相揭发，断绝亲属关系的可以说比比皆是。即便连周恩来这样的中共领袖也无法完全幸免。
周恩来夫妇生前关爱的战友遗孤很多，但其中与周恩来夫妇关系最密切的只有两人，一个是孙炳文的女儿孙维世，另一个是李少石的女儿李湄。她们俩都是周恩来当年亲自认下的干女儿，也一直称呼周恩来夫妇为干爸、干妈。
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是周恩来的早年战友，1927年他去世时，孙维世才五岁多。后来，孙维世兄妹四个在母亲任锐的艰辛抚养下长大。抗日战争爆发那年，孙维世跑到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申请要去延安，可谁也不认识她，16岁的孙维世一个人站在门口哭得很伤心。后来周恩来回来了，他不但认了孙维世为干女儿，还把她带到了延安。这之后的几十年里，孙维世与周恩来夫妇的感情一直非常好，1950年她独自在西花厅为干爸干妈布置庆祝银婚纪念日，令周恩来夫妇大为感动。在孙维世写给周恩来夫妇的信里，也一直称他们为“亲爱的爸爸妈妈”。
文革中孙维世夫妇受到江青的迫害。1967年12月，公安人员闯进了孙维世的家，先是以“特嫌”的罪名逮捕了她的丈夫金山，后来把孙维世也送进了监狱。孙维世在牢房里一直戴着镣铐，还经常遭到毒打，最终于1968年10月4日被迫害致死。死后孙维世的家人发现她的头上被钉进了一颗长钉子。
周恩来夫妇得知孙维世去世的消息后十分难过，邓颖超感慨她“死得太可惜啦！”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当初在孙维世的逮捕书上签字同意的却是周恩来。
身为孙维世的干爸，周恩来明知自己喜欢的干女儿是无辜的，却不但不劝阻对她的迫害，竟还签字同意逮捕她，相信每一个有良知的人了解了这件事后都会说，这样做太残忍太没人性了！
周恩来这样做当然不是出自自己的本意，在签字前，他一定也有过每个人面对这种选择时都会经历的内心斗争甚至是挣扎，但最终他还是签字了。是什么使他最终做出了这种毫无人性令自己也非常痛苦的选择？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既然党的利益和宗旨高于一切，绝对服从是唯一的选择，当党要置一个人于死地时，哪怕这个人是自己爱着的人，甚至是自己的亲人，作为党的一分子，也要强忍着痛苦，义无反顾的无条件的将他送进监狱，或送上断头台。身为中共最高领袖之一的周恩来都不能例外，别的人就更不用说了。在中共历史上，高级干部的家人被划为阶级敌人被镇压，中共干部无法相救的事例可以说相当多，这就是党性吞噬人性必然带来的恶果。
到了文革期间，中国人父子相残，夫妻反目，母女告发和师生互斗的事情就愈加普遍了。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卞仲耘老师就被女学生们戴上高帽子、往身上泼黑墨、敲簸箕游街、挂黑牌子、强迫下跪、用带钉子的木棍打、用开水烫等等方法活活打死。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女校长则被学生强迫敲着一个破脸盆喊“我是牛鬼蛇神”，头发乱七八糟被剪光，头打出了血，推倒在地上爬。古人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如此残忍的行径，哪里还有一点人性可言？！
党性至上、颠覆人性的结果，不仅让父子相残、夫妻反目、母女告发和师生互斗，而且使许多为人类所不齿的恶行居然变成了崇高的事业和正当的行为。
众所周知，鸦片不仅是列强侵略中国的象征，更是危害人类心身的毒品，为所有稍具良知者所不齿，也是各个国家各种政权都要打击的共同物件。但在抗战时期，中共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大片种植鸦片，用“肥皂”作为“鸦片”的代号，输往境外赚取经费。早期中共领导人之一的任弼时当时即任鸦片专员，党性“模范”张思德民间也说他其实是因烤鸦片而死。毛泽东当年曾专门撰文对张思德赞扬倍至。中共新领导人在任弼时生日一百周年时也发表讲话，称赞他“具有崇高的品德，是一位“模范”的共产党员。他信念坚定，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任弼时的党性给予高度评价。但“党性强”到竟置人类应有的良知于不顾，把罪恶的鸦片勾当成了自己献身的崇高事业，这又是多么得可悲和荒唐！。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都不会忘记张志新，她被投入监狱后，狱警多次毫无人性地将她衣服扒光，把手反铐在背后，投进男犯人牢房，任人轮奸，终至精神失常。即使这样，在临处决她时，因为怕她呼喊口号，在“党”的授意下，监狱今年感派人直接把她的头按在砖块上，不施麻药就用刀切开了她的喉管。这明明是残无人道的兽行，却因为是所谓党和革命的需要，竟也成了名正言顺的正当行为！
无独有偶。1989年，在新当选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等举行的中外记者会上，当一个法国记者问及一个女大学生因“六四”被发配到四川农场搬砖，遭当地农民多次强奸一事时，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料到，江竟回答说：“我不知道你说的事情是否是事实。她是暴徒。如果是真的，那也是罪有应得。”按照源于人性的道德通则，强奸一个人，无论这个人是谁，哪怕是个罪犯，也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但作为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对此却显然不屑一顾，公然声称如果是“暴徒”遭人强奸就是“罪有应得”，可见中共对人性的颠覆和扼杀已经到了何等地步！
迫于形势的变化，今天的中共虽然与时俱进穿上了西装打起了领带，竭力装扮出一副很有人性的形象，但绝对服从的党性要求没有任何变化，反人性的本质没有任何改变，因而类似上述这类颠覆和扼杀人性的悲剧仍然在中国继续上演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