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和舆论是制约政府为所欲为最有效的两大武器。希特勒当年最痛恨的就是法学家、法院和新闻媒体，曾扬言为了德意志民族的利益，要在德意志消灭所有的法学家，并打碎司法独立，要永久性关闭那些 “造谣、生事”的报刊杂志和使那些习惯“胡说八道”的记者统统闭嘴。在现代社会，法律和舆论对监督公权力的滥行尤显重要，而对任何专制政府来说，由于权力无限膨胀的本性要求，无不采用各种手段对法律人和媒体人进行打击和限制，以达到权力最大利益化的私欲。
因此，出现专制政府以“寻衅滋事”的罪名拘捕参加对某历史事件进行研讨的学者和律师、把披露某党“七不讲”的内部文件的行为上升为触犯“泄露国家机密罪”且对当事人进行刑事追查的荒唐现象也就见怪不怪了。为什么专制政府都害怕和痛恨法律和舆论呢？原因是权力天生不喜欢任何约束，因为不受约束的权力带来的利益是无穷的，每一个握有权力的人都想尽情使用权力，每一个握有绝对权力的人都想使用绝对的权力，否则，到手的权力会是形同虚设。所以，哪怕在万丈深渊边，权力嗜好天马行空的本性也丝毫不会减弱。
权力的使用和发挥以占有和控制资源为前提，没有可支配的资源，权力也是一句空话。一切世俗间的权力都要拚命占据资源，只有如此，权力的运用才不至于停留在围炉夜话、纸上谈兵。如同自由是人的第一需要一样，权力的第一需要便是占有资源。无论是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道德的，还是思想的，占有的资源越大权力越大，反之亦然。占有资源的过程便是掌握权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掠夺者会像马基雅维利说的那样，在愚昧的公众面前极力装出一副仁义有德的样子。人性的弱点是，往往并不惧怕正面的武力掠夺，而对于那种高唱圣歌、微言大义的掠夺者往往束手无策，并且甘愿配合这种权力的掠夺。
自古以来，没有任何一个独裁者会赤裸裸地告诉你，他进行的政权专制是为了他个人的欲望以及家族利益，都会说，为了人类的幸福，或者是为了祖国的繁荣而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即便是占山为王的土匪，也不忘打出劫富济贫或为民除暴的旗号来辩称自己的合法性。如果一个土匪组织接受了一种教义，会很快把自己涂上正义的油彩，然后明目张胆地去进行抢劫。即便在这种抢劫过程中，也会宣传成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和目标，并声言自己的组织没有利益倾向，然后在愚昧的民众的支持中进一步做大。中国魔鬼式的维稳政策就是极具代表性的例证。维稳就是一个老子天下第一、一党独大的流氓政府一边啃着人血馒头一边谎言讴歌要为供血者营造一个安全环境的行为。
维稳居然能够成为国家堂而皇之的一种政策，相信这将是人类历史空前绝后的，并且一维便是十多年，这和十年文革真有得一拼。维稳的本质是什么，维稳就是以国家稳定为名，行掠夺民财之实。在维稳的大旗下一切罪恶昭彰、伤天害理的勾当都合理合法的在阳光下运行，一切丑陋与龌龊都在“发展才是硬道理”声中被合理化、合法化。近十几年来风起云涌的群体事件大多都是由于对农民赖以生存的那一点点耕地和宅基地的公然掠夺而造成的。以发展为名的地方土地财政血腥和毫无人性的剥夺着农民那世世代代曾经属于他（她）们的一切，最后都变成了不支持国家发展的不稳定因素和维稳对像。那么，发展究竟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所在吗？
今天我国已经是GDP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体，应该说已经发展了，而且是空前的发展了，但现状是每一个人有目共睹的：贪腐官员多如牛毛，裸官遍地，国家财富被转移国外，高物价、高房价、高污染，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低人权优势，民众看不起病，买不起房，孩子上不起学，年轻人结不起婚，食品有毒、药品有毒，就连亘古以来就可以免费享用的空气和水都是有毒的。活不起，死总可以吧？但是你买得起墓地吗？这些问题也不是虚假的承诺再进行什么改革就可以解决的。行政难产就来个什么大部制，贪官就不贪了？小型城镇化污染就减少了？其实，这种转移矛盾和转移视线当然也是一种有效的维稳。
辩证地讲，稳定是一种状态，不稳定也是一种状态。做个简单比喻，有如一辆行驶中的汽车，总是摇摇晃晃、忽快忽慢、险象环生。这就是这辆车出现了不稳定的情况。这种情况可能是单一的因素所导致，也可能由很多的因素共同导致。它有可能是汽车本身的动力系统出了问题，也可能是方向系统、制动系统等等出了问题，还可能是驾驶车辆的人喝多了、没睡够、吃错药、是抑郁症，或者根本就是精神病患者；也可能是道路年久失修、坑洼不平所致……总之就是出了问题导致了不稳定状态的出现和持续，这种状态使汽车本身和汽车上所有的乘客面临巨大的危险，因为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车辆将撞上什么？
出现了不稳定甚至是极其不稳定的状态，只要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乘客都会感知得到，并且会以各式各样的方式向驾驶人员反馈。只要理智正常、方法正确，解决这种问题应该不难。首先判明原因，加以排除即可。但问题是如果这种判断是反理性的、是因某种偏见或利益所驱使的，则得出的结论就会与客观现实正好相反。比如是车的方向系统出了故障，比如是驾驶人员吃错了药，或者这些情况同时存在，导致了上述情况。那么当乘客强烈的反映出这种不满与担心时，驾驶员得出的结论是：因为大家的吵闹才使车辆的行驶状态变成现在这样。有乘客争辩“车辆从1949年开始运行时一直是这样的，大家一直在以极大的信任与耐心在坚持，车早已到了报废期，只是现在到了翻车前的最后时刻乘客已忍无可忍了才……”。
由于那位在1921年开始学车但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拿到驾驶证的驾驶员抑或吃错了药甚至就是一个精神病人，他当然听不时这中肯的意见，他认为让大家闭嘴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便是在乘客中找出几个听话的、不吵闹的人来，组成一个维持秩序的队伍，谁要是还敢吵闹的话，就让这些人请他们闭嘴。这些人得到的授权是如果谁要是敢胡言乱语影响全车的稳定的话，可以采取一切措施直至扔出车外……等等。回报是从车费中抽出一部分费用分给这些维持秩序的人，这或许可以理解为维稳费。
由于维稳，这种吵闹和意见反馈出现了暂时的沉寂。这种沉寂对解决问题自然是难得的机遇。如果这时果断停车，检查并排除问题，所有人都将会面对一个崭新的旅程。但如果驾驶员认为随着吵闹的沉寂问题也随之消失的话，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如果驾驶员坚持决不修车，他始终告诉大家这一辆具有“伟大、光荣、正确”的“特色”车辆，决不会出任何问题，问题只是出在乘客中的极少数人的别有用心，维稳人员自然也是大声附和了，因为这样便能得到更多的维稳费用。
为了惩戒这些人，他宁肯不断的加大维稳费用也决不修车或者更换驾驶员。这样，公平、正义、良知和法制便在这由驾驶员组成的利益集团以维护集团利益的维稳中丧失，除了利益集团以外的人都可能成为维稳对像，在利用国家统治机器作为震慑手段下，社会广大的人群和阶层迅速沦为了弱势群体，社会财富的正常流通渠道变成了为权贵家族进行利益输送的专用管道，社会可再分配财富起来越少，基尼系数越来越高，社会不稳定因素与日俱增，维稳经费便超过了国防预算。这些极其不正常的状态决非什么梦可以解决，也绝非依靠高压打击法律人士和捉拿良心记者就能解决的。
当然，权力的野蛮行使时代已经过去，赤裸裸地依靠暴力维护政权显然已经不能自圆其说，暴力的维持很容易形成对抗。这种情况下，现代社会的专制者也变得更加狡猾和阴险，于是，权力的生存策略便是表面上收敛起狮子的凶残，开始施展狐狸的狡诈和伪装。因为这时候，民众对于暴力压迫很容易反抗，但对于慈悲的伪装则很难识破。由于宣传资源的占有，一些策略化的权力之术很容易转移民众的焦点，并引起民众的广泛参与和赞同。民众并不知晓，权力每一次道德化的表演都意味着向他们的私域空间逼进，同时还意味着他们要进行更深更广的掠夺。在所有的人类经验中，权力的设定可能存在善良的愿望，但一切渴望掌握到权力的人，其目的已经很少具有善良。这一点无论是古代的皇帝还是现代的领袖。基于权力的向恶本性而设立的制度才能防范权力作恶，这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常识。西方政治中毫不讳言权力的作恶本性，因此以信仰的确立和制度设计进行充分防范，也就是，他们毫无异议地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为了克服这种恶性循环，西方国家选择了宪政制度，因为在宪政下，法律是至高的，法律人可以理直气壮地扬起法律武器来维护社会正义；言论是自由的，媒体人可以毫无顾忌的行使舆论监督权，使公权力对普通民众有所畏惧。
宪政国家知道权力在每一刻都想蠢蠢欲动，对人民的利益虎视眈眈，所以首先是告诉所有的国民，权力不是个好东西。在这样的民主政体中，权力无法进行道德伪装。宪政体制中必须让权力以真实的怪兽的真相暴露于世，然后让人们进行各种方法的防范，从而使其少作恶或不作恶。哈耶克说：“要保障人的自由或人身的自由，就必须用公众意见所赞同的长期原则来约束一切权力。”如果一种权力体系不是由民主方式形成的，或者是由暴力取得的，它一方面不会承认权力有作恶的可能，一方面还会以暴力和谎言的形式进行维持。
如果在权力控制的危机之际自称要进行改革，那么这最多只是一种巫术，表面看起来用尽力气，浑身使劲，也会搞得热闹欢天，但终归是行巫者自身的表演。如果是圈内人表演，这本是一种职业伦理，因为任何入伙者都要为组织服务而尽忠，这本来算不得什么。如果是圈外人也跟着巫术进行起舞，那么显然就是人性的恶在暴露，这些人不仅要丧失人的立场，还要一心帮凶专制。要知道，宪政体制中的权力危机可以逼迫权力的交替，而专制体制中的权力危机可以激发暴力的使用。任何关于一种先天不具有合法性的改革都是在帮助抢劫，因其改革的目标并不是放弃非法拥有的资源，而是想在稳控之后掌握更多的资源。罗素在评价马基雅维利时说，古代的改革者可能是一个仁慈的神话，而现在的改革者可能要创造一个骇人的真实。不要忘记，马基雅维利眼中合格的君王不仅有狮子的凶残，更有狐狸的狡诈。如果不把任何权力放在向来有作恶的天性的基础上，那么所有进行的一切，包括改革只能使其壮大邪恶。所以，在自由民主国家，人们总是关心制度。而在专制国家，人们总是对独裁者的关怀及其独裁者的一切慈善行动无限兴趣。甚至把独裁者的一个微笑，一滴眼泪，一次弯腰都看成是救命的神功。
当然，在权力的巩固和稳定中，正如靠欺骗和诺言不能长久一样，依靠暴力也照样难以长久。历史证明，这两种结果都是极权的颠覆或被同样的手段所代替。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