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1．批判儒释道
1） 批判儒家
（1）批判孔子
（2）批判知识份子
2） 批判释家和道家
（1）否认神佛存在，歪曲信教动机
（2）摧毁修行的物质环境
（3）消灭肉体
（4）歪曲宗教经典，将宗教庸俗化
（5）成立中共宗教协会，让代理人从内部批判宗教
（6）营造宗教自由假象
2. 批判传统观念
1）批判对天的敬畏
2）批判命运与善恶报应
3）批判柔顺与忍让
4）批判传统社会秩序
5）以财产为衡量道德的重要依据
6）其他受到批判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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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系统的思想改造
政治学习，改造思想，这类事情中国人都多多少少经历过。很多人可能会问，为何人的思想需要改造？其根本原因即在于中共的一套好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都是反人性的，不但不可能在大众中自然产生，而且容易被人性所排斥。更何况共产党本是西方舶来品，是被唾弃的政教合一的独裁体系，与中华传统文化极为抵触。中共要想立足，就必须营造一个党文化环境，改造思想就成了必须而迫切的一步。
改造的重要一步就是批判中华文化的信仰之本——儒释道。同时，民间的传统观念，乃是三教所确立的价值观在世俗中的反映。这些观念早已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也容易使人上溯其宗教根源，因此对传统观念的批判，也是中共从中国人的思想里根除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信仰的重要一步。这样，中国人就丧失了对中共及党文化的辨别和判断能力。
中共对儒释道的批判和对传统观念的批判清除只是属于“破”的一步，同时中共还要“立”它需要的思维方式，如斗争思想、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以及进化论与现代科学，从而让人系统地接受中共以无神论为基础的邪说，进而再制造并维护适合中共生存的社会环境。这就是中共进行系统的思想改造的后果。
1． 批判儒释道
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儒、释、道家的影响深入到中国社会各个阶层。
中国儒家尚“仁”、尚“义”，孔子讲“见义不为，无勇也”，又讲“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儒家的天命观深入民间，《论语》中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中庸》开篇讲“天命之谓性”，指出人的根本特性乃受天所命。在古人看来天是万物之本，是一切价值的源头。人的生命既由天所赋，此生的目的即在回归天命，实现内心向善的要求。被儒家视为群经之首的《周易》讲“三才”，即天、地、人，天生人，地养人；人又可以取法天地，“与天地合其德”。天地的运行则遵循不变的天理。老百姓相信一个高高在上而又制约人世间一切的“天”，用“不变”的天理衡量人间的一切。儒家思想维系着道德与社会秩序。
佛家讲善，讲慈悲、讲忍辱，重视生命，信奉众生平等。在中共建政之前，佛家的六道轮回、积德行善、因果报应已成为百姓的常识，即所谓“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客观地讲，佛家“善恶有报”的观念对于稳定社会、维持人的道德，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道家强调“真”，强调清静无为，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统一，达到返本归真的目的，即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国的中医与气功皆源自道家，此外服气、炼丹乃道家养生之道，道家占卜与预测之准确则让人叹为观止，大道修炼者更有肉身成道、羽化成仙的神迹。在世间层面，当今天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对立，环境问题成为全球最重要的话题之一时，道家思想也引起各国学者的重视，更显出其特殊的价值。
对于中共来说，儒家的“天命”、佛家的因果报应、道家的无欲无求、与世无争是中共发动“阶级斗争”的障碍。儒释道经典确立的道德观，是中共树立自己道德权威的障碍，也阻碍了中共造反、革命、专政等政治运动。佛道两家修炼都让人超越生死，儒家让人舍生取义，这是中共利用物质手段来控制整个社会的障碍。佛家的涅槃彼岸、道家羽化成仙的遗迹与道法自然的精神、儒家的天命观都被中共视为宣传无神论的障碍。
1） 批判儒家
（1） 批判孔子
儒释道三教中最溶入生活的还是儒家思想，盖因中国人一直以家族为生活中心，而儒家文化所规范的正是家庭伦理，再将家庭伦理推广到社会生活和政治中。
近两千五百年来，中华文化的入世部分基本上以儒家文化为主导。自鲁哀公立庙祭孔开始，汉高祖用儒家的礼节制定朝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唐太宗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到清圣祖康熙大帝手书“万世师表”四字于曲阜孔庙等等，历朝历代对孔子都有追封或祭祀，即使是在汉化程度最浅的元朝，元成宗也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对人类的影响早已超越国界，不仅日本、韩国、越南等亚洲国家承续了部分儒家思想，即使西方启蒙时代的大哲学家伏尔泰也自称是孔子的学生。
自汉代以降祭祀孔子的香火不绝。夺取了国家政权却骂孔子、砸孔庙的事情只有共产党一家而已。
中共从毛泽东开始就非常痛恨儒家文化，其原因在《九评共产党》的第六评中已有分析，此处不再赘述。毛喜欢秦始皇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他与秦始皇一样采用法家的诡诈权谋祸乱国家，特别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尤为毛欣赏、仿效和超越。
倡导“文、行、忠、信”的孔子被中共骂成“一切旧理论的师表，恶势力的灵魂”，称“自有生民以来，实未有如孔子罪大恶极，而为善人、大多数人的公敌者。今后，人类共起而攻之，可也！在古今中外所有思想家的言行当中，孔丘可算第一荒谬。”
上述泼妇骂街式的言论占据了中共批判孔夫子文章的主流，因为中共除了对孔子的言论进行断章取义、玩逻辑陷阱之外，从来没有拿出过、也不可能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
中共对儒家的批判是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和基础的，称孔子代表了奴隶主阶级的利益。今天在资本家已经加入中共，或者中共官员自己已经成为腰缠万贯的权贵资本家或权贵地主的时候，阶级斗争理论破产到中共都不愿意提起的程度（当然这并不妨碍中共以阶级斗争的手法继续迫害异己）。此时回头观看对儒家的批判都成了笑话，因此中共为维护自己统治起见，也不得不假装去褒扬孔子。最近几年为了搞统战，中共又在海外准备建所谓“孔子学院”，试图利用自己批判过的孔子去骗向往中国文化的人。另一方面，大陆教学生背诵儒家十三经的民间学校却被中共取缔。
中共早在夺取政权之初，就出版了蔡尚思的《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一书（以下简称《批判》），对孔子进行诋毁、谩骂和批判。其中中共所惯用的逻辑陷阱值得概要分析，因为这些逻辑问题仍然是中共党文化中大批判的重要手法。
第一种是断章取义。从孔子要收取学费（束脩）就断定孔子只为贵族服务，全然不管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孔子的学生中子路就出身贫贱。
第二种是张冠李戴，把别人说的话安在孔子的头上。例如《春秋谷梁传》为子夏的弟子所做，《批判》却利用其中有关伯姬的论述部分攻击孔子。
第三种是不当类推，从孔子说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得出“这无异于认‘国家兴亡，匹夫无责’”的荒谬结论。把个人对待职位的态度类推到公民的义务上去。
第四种是不当类比。称自汉代以降的独尊儒术与秦始皇独尊法家一样，全然不顾儒家以道德感召人，而法家以赏罚来引诱和胁迫人的不同。
第五种是混淆原命题与逆命题的不等价关系。比如《批判》中说：“既然女子全是小人，就可想见男子全是君子了。”
第六种是扣“反科学”之类的帽子，称孔子“违反自然科学”。 事实上，孔子谈论的大多是伦理和政治层面的事情，这些都与自然科学无涉。正如不能用直尺测量重量，自然科学的原理也无法衡量人的行为的善恶。更何况孔子规定的“六艺”中包含“数学”，此为自然科学之基础。
第七种是含沙射影。提出“三纲”者明明是法家韩非子、汉儒董仲舒等人，《批判》一书也承认这一点，但是指出妇女为守贞节而自杀的时候举了几个很惨烈的例子。这些例子与孔子毫不相干，恰恰相反，《礼记》记载，孔子的儿媳妇与孙媳妇都是再嫁的。然而在通篇批判孔子的大背景下，难免不让读者将《批判》一书中的悲剧算在孔子头上。
第八种是挑动人的妒嫉心。《批判》一书专门渲染“孔子的贵族生活”挑动人的妒嫉心。事实上，如孔子所言“鱼馁而肉败，不食”等实为基本的养生之道，并非什么贵族生活。
（2） 批判知识份子B>
《左传》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中国传统文化给知识份子提供大显身手的历史舞台，群星璀璨，人杰地灵。
改造知识份子也被中共视为极其重要的一步。中国传统社会讲“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其中“士”简言之就是知识份子。“士大夫”阶层是道统的承担者，因此从道德角度来看，他们甚至比统治者更有话语权。中共不认同知识份子代表的正统道德观念，但需要以知识份子为中介去改造普通人的思想，因此中共一旦掌握政权，首先要做的就是改造知识份子的思想。
(大纪元插图)
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就谈到，对知识份子，“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 。毛所谓的教育和改造除了令大中学校组织教师学习政协三大文件、社会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论之外，从1951年秋天开始，组织大批知识份子参加或参观“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这一场场的血腥运动让许多知识份子看到了共产党的残忍和凶狠，许多人的脊梁骨那个时候就吓软了。1952年1月，全国政协常委会做出《关于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即让被改造后的知识份子把中共给他们灌输的思想推向全国，改造所有人的思想。
早在清末废科举后，知识份子中的很多人转而去依附政党。这个过程是个痛苦的过程，也是知识份子“主动”进行思想转变的过程。这种转变当然不会被中共认为已经足够，因为知识份子尽管认为他们需要高扬民主和科学的大旗，而儒家的绝大多数修身立命之学仍可作为判断是非的准则。这恰恰是中共不能容忍的。
毛泽东在1939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将知识份子一笔划进“小资产阶级范畴”。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顶“小资产阶级”的帽子就足以让知识份子抬不起头来。
中共通过宣传机器歌颂工人和农民，将他们的知识匮乏当做是革命的动力，宣传“朴素的阶级仇恨”加上共产党的引导就足以使革命走向胜利。而在另一方面，知识份子被电影赋予了符号化的脸谱——戴一副眼镜，畏畏缩缩；他们拘泥书本，看不起群众，做事主观等等。
1958年电影《上海姑娘》公映不久就受到严厉批判，其原因竟然在于：“第一，知识份子在没有一个党委书记或支部书记给以批评教育的情况下，居然坚持原则，在建设中发挥自己的才干，这是取消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第二，没有写知识份子的‘软弱性、动摇性、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等缺点，……这是美化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第三，……表现主人翁是受到工人中一些落后思想的影响才导致急功近利……这是‘往工人阶级脸上抹黑’。”第三点的原因也是挑拨工人与知识份子的关系。
这些对知识份子的污蔑宣传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其原因在于知识份子一直是社会思潮的领导者，一直是社会问题的发言人，一直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论述者，当知识份子的形象被成功抹黑后，他们所代表的价值观也就被随之颠覆了。在群众眼中，知识份子不再是尊重和求教的对象，而是嘲弄和批判的对象。
如果说上述的诬蔑还属于“名誉上搞臭”，卡住知识份子的饭碗则是“经济上截断”，从反胡风运动到反右、文革则是“肉体上消灭”的一部分。
许多同中共在夺取政权年代出生入死，倾囊相助的民主人士天真地以为自己是开基立业的功臣，因此“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中共也会让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宏大的抱负得到施展的机会。在鼓励鸣放的“真情”邀请中，这些“士为知己者死”的高人义士，一个比一个正气凛然，一个比一个跌得更惨。当人们目睹了中共的所作所为，“党天下”的真实含义遂昭然于天下：“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储安平……等著名文人，无论是爱国归来的留学博士，还是携财从共的资本家，从部长、教授、文学家、总编辑、记者的位置纷纷被扔进共产党的右派牛棚，至死也没能从冰冷的现实中弄清楚这“民主”和“独裁”如何能被中共结合成“人民专政”。中国历史上久诵不衰的精忠报国、舍生取义、人格尊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传统品格，都随着这末代鸿儒博学之士孤独的死去永远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人们恐惧地看到，积极悬挂人间天堂诱饵的中共党，首先建立的是人间地狱。
那些能够幸存下来的人，从此战战兢兢，不敢再提传统的价值，不敢再坚持知识份子独立的思想和人格。例如冯友兰、郭沫若，仅仅因为毛泽东的一句批评便吓得赶紧改变自己的学术观点。对于知识份子而言，独立的思想与人格就等于生命。这种摧残造成知识份子的内心苦痛绝对是无法形诸笔端的。
“知识份子”曾经是一种道德的同义词，表达的是清贫、正义、知识、涵养、不趋炎附势的社会形象。到江泽民时代，党的官场上出现了这样一种角色——“政治化妆师”。与文人的正统迥异，他们在政治舞台上是抬轿子、吹喇叭的匠人，辅佐的不是圣贤之君，而是鸡鸣狗盗的江泽民之流。
在一片机枪坦克屠杀造成的血污中、在国际社会一片制裁和谴责的声浪中上台的江泽民需要涂抹厚厚的政治油彩，于是这帮文人发明了所谓的“三个代表”。他们不仅从政治上葬送了国运，而且从道德上沾污了知识份子必须具有的清白。
时至今日，中国的“专家学者”早已不同于那些继承了深厚正统文化和行为方式的知识份子，其中绝大多数经过中共无神论、斗争哲学、社会发展史洗脑，他们只是掌握了科学技术的专业人员，对正统的儒释道文化并未做过深入研究，更未将其融入生活。
此时的中共打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标语，做着“党恩浩荡”的表演，伪知识份子则不遗余力地编造繁复理论去论证中共统治的合法性，抑或是各种社会悲剧的合理性。中共成功营造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的铁三角，需要的就是像何祚庥这样面对死于矿难的矿工说“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了”的“知识份子”。
还有一些受党文化污染严重的知识份子，虽保有做人的基本良知，但空有忧国忧民之心，苦无报国安民之路，无奈中只能争取“体制内”身份，要求“体制内改革”，凡事寻求“体制内解决”。“体制内解决”无非是首先向共产党称臣，承认共产党和党文化对自己的控制权和任意使用权，进而取得一点点可怜的发言权。在没有选择的社会环境中，一些浸泡在苏联文学和共产党著作中长大的人，珍惜自己成长过程中的宿食，不知道是毒药，难以放弃对共产党的理想心结，为社会不公呐喊之余，却无法帮助人们弄清中共才是万恶之源。这些人对中共寄予希望的做法实乃用个人的德行遮盖中共的丑陋，延缓行将就木的中共寿命。
2） 批判释家和道家
（1）否定神佛存在，歪曲信教动机
老子的思想曾被孔子认为云中龙。今天的西方学界对老子的思想仍然推崇备至。“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等《道德经》中的箴言至今影响力长盛不衰。自汉代以降，道家符菉、丹鼎等各个流派皆尊老子，留下如张道陵、邱弘济、许旌阳、葛洪等修道者白日飞升的神迹。历代帝王常以道士为国师，张良即称自己“以三寸舌为帝者师”，余者如蜀汉诸葛亮，唐朝袁天罡、李淳风，宋代苗光义，明朝刘伯温等都被开国帝王待以国师之礼。成吉思汗晚年也不远万里请长春子丘处机前去讲道。
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打坐七七四十九天，最后开功开悟，洞彻他所在境界的宇宙真相，教人重德行善，跳出轮回。释迦牟尼有十大弟子，都有很高的神通。他的第二十八代弟子达摩一根芦苇渡江，非常人所能为之，后在少室山面壁九年，将身影印在石上，成为千古奇观。禅宗六祖慧能圆寂迄今1000多年，肉身不腐，其肉身像至今仍然端坐于广东南华寺中。
中共一方面进行社会发展史宣传，否定神的存在；另一方面，令其在各个宗教内部的代理人散布否定宗教创始者的言论。佛教认为佛是天国世界的创造者，如极乐世界即为阿弥陀佛愿力所成，而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1965年在见到印尼总统苏加诺的时候却说“佛陀被神化了”“佛不是造物主……不能主宰人的吉凶祸福。”与此类似，受中共控制的基督教三自教会的主席吴耀宗也称耶稣的神迹都被自己“扬弃”了，并说“上帝已将人类得救之钥匙，从教会手里夺去，交予共产党了。”
神佛为宗教之本。无论是佛教、道教或其他正教，信徒努力提升自己的境界，最终是为了去所信神佛的天国世界，如佛教净土宗的人希望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等。如果否定神佛的存在，否定天国世界，对于宗教信徒来说，修炼就变得毫无意义了，而宗教这个修炼团体也就会瓦解。
中共做为无神论的宣传者，将宗教描述为“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人们意识中虚幻的反映”，“在于劳动者对于剥削制度所造成的巨大苦难的恐惧和绝望”。基于这种宣传，一切有关天国地狱、善恶报应的教义都是中共直接否定的对象。
中共宣传“社会苦难是宗教存在和发展的肥沃土壤”，并刻意将那些在常人中遭遇苦难、万念俱灰的人入教当作是宗教信徒的常态。
事实上，道家的张道陵（即张天师）曾三次被汉和帝征为太傅（在九品官制中为正一品官），张道陵都没有答应，而是隐居在鹤鸣山中修炼。释迦牟尼佛出家之前是迦毗罗卫国的太子，他的父亲为了阻止他出家的念头造了一座大花园，修筑壮丽宏伟的宫殿，令几百美丽的宫女日夜歌舞管弦陪伴他，并为他迎娶印度第一美女耶输陀罗为妻。然而太子仍然夜半骑马跨越城墙，至山林中苦修。太子成佛后，最早度化的五十六人中有五十一人都是波罗柰国的豪族公子。世尊返国宣说佛法，有王族豪贵的子弟中品貌端正者五百人随佛出家。因此，出家绝非对现实苦难（感情失意，或经济困难等）的逃避，而是发菩提心，以慧剑斩断尘缘的大愿。
在中共夺取政权之前，民间有一个信神的环境。释教和道教中的修行者被称为“法师”、“道长”、“高僧大德”等，是德高望重的象征，也是人们尊重的对象。即使是传统皇朝的皇帝遇到高僧也都给予礼遇和尊重。
而中共夺取政权后，就在民间强行推广“社会发展史”教育，破坏信神环境，将修行者描绘为愚昧、无知、迷信，甚至利用宗教敛财等形象。此时，修行者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从被尊重者变为大众嘲弄的对象。许多出家人因为受不了这种精神落差而还俗。
“人往高处走”，每个人内心都潜在地珍惜自己的名誉，希望与成功者为伍。中共将佛、道教徒描绘成一个失败者、甚至是“剥削阶级”，将信奉神佛的人描述为迷信和思想落后，这都会使民众与信徒保持距离。
（2) 摧毁修行的物质环境
如果出家人不在意世俗的看法，继续精进修行，那么接下来中共就要断修行者的粮道了。
一般来说，修行者的资粮来自两个方面，一为大众的供养，二为庙产土地的收入。当中共破坏民间信神环境时，第一个来源就中断了。对第二个来源，中共的对策就是土地改革。中共在1950年1月颁布的《老解放区市郊农业土地问题的指示》中规定寺庙、教堂等土地一律收为国有。各地寺庙中凡是有劳动能力的僧尼，转而从事农、林、手工业和服务性行业，到麻袋厂、织布工厂、印刷厂、比丘尼缝纫组等处工作。
依照佛教传统，小乘佛教的教徒也都以乞食为生，并不从事生产。传入中国后，禅宗四祖道信定居双峰山，聚徒五百人，因为住地远离城郭，乞食困难，于是自耕自给，以农养禅。道信教诫门人，“努力勤坐为根本。”“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疗饥疮，即闭门坐。”由此可见，农业生产并非目的，仅仅是为能打坐参禅而从事的糊口劳动，且只要有一口饭吃，就要闭门打坐。
由于中共对生产资料和商业行为的全面垄断，寺院道观的生产性质已非道信所提倡的以农养禅，完全成了世俗化的工作单位，并被置于共产党的经济控制之下，仰共产党鼻息而生存。经济上对政权的依附，结束了宗教的独立性，并进而在政治上成了共产党的附庸。这是对宗教传统最大的破坏。
（3）消灭肉体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称“肃反运动”，打着“纯洁佛道教队伍”的旗号，杀一儆百，将不与中共合作的僧尼道士当作反革命分子逮捕枪毙。经济上的剥夺、政治上的压迫以及这种“罗织罪名、万人公审、宣判、枪毙”的恐吓，使很多僧尼站到了共产党的一边。
（4） 歪曲宗教经典，将宗教庸俗化
佛教称“佛、法、僧”为三宝。其中“法”即佛经。中共除了否定佛的存在、镇压迫害高僧大德之外，对于经典的破坏更为隐晦和阴险。
释迦牟尼在《大般涅槃经》中预言了未来的情况，即有魔王转生成僧尼和男女居士从内部坏乱佛法。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太虚和尚提出“人间佛教”的说法，认为三乘共法（天乘、声闻、圆觉）要么属于“迷信神权”、要么属于“消极避世”。“人间佛教”进一步主张“修行现代生活化”和“寺院现代学校化”，“现代化的佛教事业应包括工厂、农场、保险、银行、公司、所谓工农商贸”，等等。这种打着“人间佛教”的幌子而将佛教彻底世俗化、庸俗化的做法，与佛陀原意直接相悖，并不符合佛教几千年来所要求的远离尘世欲望，追求心灵升华与超脱的修行方法。藏传佛教的白教始祖密勒日巴也告诉弟子说：在自己修成正果前，不要谈度化众生的事业。
如绪论中指出的党文化的第三种类型，中共将已经存在的思潮加以“发扬光大”，并从深度和广度上动用其掌握的国家资源进行推广。
中共认为“人间佛教”种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恰好可以大加利用，只要信徒把关注“天国”的眼光转移到关注“人间”，那么中共就可以轻易编出更多的谎言，操纵教徒的思想。于是，“人间佛教”的传人，太虚的弟子赵朴初就成为中共最理想的代理人人选。
在赵朴初等人的带动下，中国佛教协会将“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时时挂在嘴边。事实上，佛经中提到的“庄严国土”是指庄严佛国净土（如《妙法莲华经》中的诗句“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利乐有情”是指将“有情众生”渡化到涅槃彼岸，而绝非佛教协会所说的“积极参加祖国建设，努力为人民服务。”
（5） 成立中共宗教协会，让代理人从内部批判宗教
五十年代，中共建立了完全受其操纵的佛教协会和道教协会，以其代理人占据要津，成为附属于中共的类似现在所谓八个“民主党派”的政治组织。这些协会在党的组织体系中归统战部管辖，在政府体系中归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管辖，其目的不是为了繁荣宗教，而是为了控制宗教。
中国佛教协会在其发起书开篇处即热烈讴歌中共镇压反革命，并“感谢这一切的领导者──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谀词滚滚，与任何一个世俗组织相比都毫不逊色。
释迦佛出世为印度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悉达王子，出家后又有瓶沙王欲以国王之位相让，悉达太子都没有接受，而是入山林苦修。可见，佛教之真意并不在人间的荣华与世俗的政治。而中共操纵的中国佛教协会在其成立章程中确立的宗旨即要求佛教徒参加所谓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道教的情形也差相彷佛。2005年通过的中国道教协会章程中明确规定要“加强……时事政策的学习，提高道教徒爱国主义觉悟和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自觉性。……促进道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简单地说，道教协会就是要让《道德经》适应于中共的政策，直白露骨地要改变信仰的内涵。
佛教协会、道教协会在政治上投靠中共，自然也就按照中共的看法去解释教义。宗教认为世界是苦难的，这种苦难自然是与天国世界的美好相比，否则就无法解释释迦牟尼为何要放弃王位去修行。而中共的宗教代理人却谎称中共治下的中国“就不能再……说成是黑暗的、痛苦的”。更进一步，为促进信徒更进一步溶于世俗，各协会都在批判所谓“消极厌世、逃避现实的宗教观念”，让教徒相信建立人间天堂。这种说法与佛陀所说“苦、集、灭、道”的四谛妙法截然相反。
这些宗教协会的代理人以其在宗教中积累的资源从内部进行批判，例如佛教的主张废除戒律并说这些典章害死了许多青年男女。这种内部的批判要比中共从外部的诋毁有力得多。
（6） 营造宗教自由假象
中国所谓的“宗教自由”是一种伪自由，它有一个前提，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简单的说，一个人烧香磕头、忏悔许愿，干什么都行，但是当他的信仰和共产党冲突的时候，他就必须服从共产党。
伪宗教自由表现为宗教世俗化、宗教团体机关化、宗教场所商业化、宗教领袖政治化或干部化。
在中国，宗教局是政府用来控制宗教的部门。许多寺院的方丈、道观的主持同时也是中共的干部，他们有行政级别，领工资，参加政协会议，甚至配备车辆、电脑，每周进行政治学习。与其他中共干部唯一不同的是，这些人穿着袈裟或道袍而已。其心不在方外，四大不再皆空，寺观仅仅是其工作单位而已。
伪宗教自由的另一个表象就是建立大量的庙宇，组织各种宗教大会，修佛像、印佛经等等，给人中共在极力扶持宗教的假象。然而这些事情却跟真正修行的实质没有任何关系。
《九评之六》写道“再以寺院为例，这本是个晨钟暮鼓、青灯礼佛的修行场所，或是给红尘中人忏悔礼拜的地方。修行讲究的是清静无为，忏悔礼拜也要求环境庄严肃穆，然而现在却成了发展经济的旅游胜地。真正来到寺院的，有多少是沐浴更衣后，带着虔诚敬佛的心来反省自己的过失呢？修复门面，毁去内涵，这也是中共迷惑世人的策略。无论是佛教、其他宗教还是派生文化，中共就是要使他们沦落到这步田地。”
如今中国的禅宗祖庭少林寺已经成为旅游和拍摄电影的场所，少林寺方丈贩卖少林文化，近期决定花费3.5亿元人民币将清静佛地变为休闲区，被讽刺为少林寺的“CEO”（企业执行长）。他推崇“少林寺也应该有企业的观念”，于是开着豪华越野车，乘坐飞机周游世界，策划各种大型表演，每日周旋于企业老总、政府官员、国际友人等各类社会人士之间。他生活中最多的时间，是用于接待来宾和处理事务。达摩老祖所传的“壁观”修法需要清静的环境，如今荡然无存。
2006年8月，江西省化成禅寺的监寺因为“六四”为天安门死难者举行佛教超度仪式，而被当局威胁、逼迫离开寺庙。桂阳县宗教局何局长对这位监寺说：“你吃、喝、嫖、赌都行，就是不能反对共产党。”
伪宗教自由让许多不明真相的人加入到中共把持的宗教场所，他们研习的经典被中共歪曲，他们的正信被中共用世俗的利益所侵蚀，这都是中共系统破坏佛、道教的圈套。
伪宗教自由同时让一大批听命于共产党的品行恶劣之人成为寺院、道观的住持以及各级宗教协会的负责人，一方面他们积极配合中共需求在国际上为中共的伪自由涂脂抹粉，另一方面拚命敛财，乃至吃、喝、嫖、赌。例如广州两座寺庙里的和尚到三元里集体嫖娼；光孝寺、法幢寺和南山寺等三大古寺的和尚集体嫖妓；广东佛教协会的会长、光孝寺的方丈明生和尚，在寺院内开了一个“甘露坊”素食馆，弄了几个妓女模样的人站在寺院门口招揽顾客……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求神拜佛的传统，但必须指出的是，到寺庙烧香许愿都是相信眼下的不如意乃因果报应所致，以虔敬忏悔之心许愿未来要做多少好事加以弥补，希望神佛给以一时之方便，解脱目前的困境。伪宗教人士则把求神拜佛歪曲成给寺观布施钱财即可获得保佑，全然不管这些钱是否是偷抢或贪污来的。此时求神拜佛从“忏悔”变成了“花钱收买佛，与佛做交易”。
“贪官拜佛，和尚嫖娼”这种伪宗教自由对正教的破坏力最大，许多人因此而批判宗教为虚伪、敛财和淫乱的场所，这种自发的批判比中共的直接诋毁具有更深远的影响。
必须强调的是，中共对儒释道的批判是多层面的，包括理论层面的批判；把科学宗教化，用所谓“科学”的大棒对儒释道思想进行批判；收编宗教界，在宗教内部对儒释道进行批判；在党内进行思想清理；对儒释道进行妖魔化。这种批判是长时间的持续批判，贯穿在教育、生活中，辅以定期的政治运动强化，人人写文章，或抄文章，强行洗脑。同时，这种批判也是全面否定式的，没有任何可以让人对传统思想进行保留的余地。在中共狂热的无神论、唯物论意识形态宣传中，在恶毒的对儒释道的妖魔化中，在政治暴力的威胁中，在中共险恶地安排代理人从内部进行颠覆中，中共完成了对儒释道的系统批判和取代。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已经不知道儒释道为何，只要一句“封建迷信”，就足以让人们条件反射式的避而远之。口号式批判即可，无需证明。
2. 批判传统观念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最开始的两卦即点出中国人对天地的态度，君子顺天道而行才能自强不息，以柔顺而深厚的道德去承载万物。对人则讲诚信和睦，推己及人，把对自家老人的尊重和对孩子的爱护推广到所有的老人和孩子身上，即所谓“讲信修睦”、“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地人”三才既定，传统观念的根本也就定下来了。
中国人敬天、敬地、敬神、敬祖，并由此形成一套日常生活中的处世之道，代代相传。
而共产党就“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共产党宣言》）。它对传统观念的批判，是其从中国人的生活中彻底清除传统文化以及信仰的必要步骤。
中共建政伊始，就系统的通过“社会发展史”教育向全民洗脑，把中国近百年来遭受列强侵略的原因统统归结为传统文化的“落后”、“愚昧”，把传统社会描绘成“腐朽、没落”的“旧社会”，把传统观念中的信仰部分标为“愚昧和迷信”，把其中的道德部分标为“吃人的礼教”。这样，利用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理和自强的愿望，中共在全社会发动所谓破除“封建迷信”的运动，打着所谓“移风易俗”的口号，杜绝一切与传统信仰相关的民间活动；同时中共还把传统观念批为替“封建统治者”麻醉人民的政治工具，“使他们安于被剥削的生活”，把传统社会秩序批判成压迫百姓的“封建宗族制度”，是和“封建专制制度”相呼应的，把根除传统文化的运动上升到政治高度，这样就可以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监督”、“检举”、“揭发”民间仍然保持传统观念的言语和行为，达到彻底根除的目的。
在此试举数例被中共批判的传统观念。
1） 批判对天的敬畏
中国人一直保持着对天的敬畏。即使那些没有明确信仰的人，也相信“老天爷”。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天虽然无形无象，但却无所不知、无处不在。
当王朝末世或者社会普遍道德堕落的时候，天就会降下灾难，之前也会有警告，即所谓“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帝王登基后，要行祭天之礼；每年正月十五和冬至，皇帝都要到天坛祭天，这都体现出对天的尊崇。
在政治生活中，“天”昭示了治国的法则，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在日常生活中，“密室私语，天闻如雷”；兵法、建筑、乐器等都体现着天的规则，即使造反也要打出“替天行道”的大旗。
对“天”，传统观念中从来都只有敬畏，而只有共产党才对“天”斗争。
对天的敬畏维护了人的道德，“人命关天”的观念维护了对生命的珍视，“天人合一”的观念则有效的保护了自然。这些都是共产党杀人和毁坏环境的障碍，而中共却需要依靠杀人来让人在恐惧中臣服于它，需要“战天斗地”的豪言壮语激起人们对它的崇拜，和破坏自然的决心。
毛泽东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本来是贬义的“无法无天”变成了褒义的勇敢，并鼓动人参与到“无法无天”的政治斗争和环境破坏中。
2） 批判命运与善恶报应
中国人从对“天”的敬畏中派生出“天命”观，以及“善恶有报”。
“认命”是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被中共解释为面对困境的消极与无可奈何。事实上，“认命”的真正意义是“尽人事而听天命”或“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孔子提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却仍然在54岁时辞去鲁国大司寇的职位，周游列国十四年，推行王道，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里并无消极避世的含义。
在个人的生活中，“认命”的思想并不否认个人的奋斗，仅仅是对人生中不可抗力的解释。更进一步说，传统观念中认为人的命运取决于前半生、乃至数世行善或行恶所承受的善报或恶报。因此“命运”也常常与“善恶有报”、“福报”、“恶报”联系起来。
《易经》有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种观念让人努力行善，为自己今后的生活，乃至子孙后代积累功德。“善恶有报”也基于“头上三尺有神灵”，“人间私语，天闻如雷；暗室亏心，神目如电”等观念。
相信命运与报应，让人能够努力行善，看淡欲望，顺天而行，不会为逞一时之快而不计后果。这种思想更让人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人心生一念，天地必相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
对朝代更替来说，中国自有文字以来就不断留下对后代历史大事的预言，其准确程度令人十分惊奇和赞叹。这种“奉天承运”的天命观也是帝王执政合法性的来源。
中共将“命运”与“报应”批判为“封建迷信”，并禁演宣传这类题材的戏剧。其依据为无法证实的“进化论”及“历史唯物主义”假说。中共非常清楚的是，如果一个人恐惧于报应，是绝对不敢一直跟着中共行恶的。
3） 批判柔顺与忍让
“柔顺利贞，君子攸行”—— 《易经》以“坤”卦来描述大地。大地有“柔顺”之德。这种柔顺并非无原则地逆来顺受，而是顺应天道而行。
“柔顺”中含“忍让”之德，“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韩信受辱于胯下的典故流传了两千多年，这都反映出中国人对“忍”的推崇。
中共则鼓吹斗争，“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靠协商与对话，而是靠暴力和镇压，并将敢于报复描述为勇敢。
苏东坡曾经说过，受了侮辱后就立刻拔剑而起与别人打起来，这是匹夫，根本谈不上勇敢，真正勇敢的人，在突然面临侵犯时，总是镇定不惊。而且即使是遇到无端的侮辱，也能够控制自己的愤怒。这是因为他的胸怀博大，修养深厚，志向高远。
“忍”在传统文化中是自持、宽容、不记他人之过，但绝不是懦弱和无原则的退让。
中共主张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实为心胸狭窄、睚眦必报的表现。这非常符合其“斗争”精神。这种思路让社会上的人冤冤相报，人人为敌，这也是造成今天人际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人看到[#20094]为刚、坤为柔，刚柔相济，万物咸亨，由是领悟和谐之道。传统观念中非常重视“和”。皇宫三大殿，分别叫“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即反映出对和谐、和睦的推崇。
中共的发言人现在也常常把“对话”、“协商”、“合作”等等挂在嘴边，这种谎言是镇压的另外一面。近者如汕尾事件、汉源事件、陕北油田事件以及对上访人士、失地农民、拆迁户、下岗工人的残酷镇压，实则为斗争精神的延续，利用屠杀营造“伪和谐社会”。而在另一方面，由于斗争已经成为中共赖以存在的主要支柱，一旦寻求对话与和解，中共自身就会解体。
4） 批判传统社会秩序
中国人从天尊地卑的自然状态，以及《易经》中“乾坤”与“阴阳”的对应扩展出一套家庭和社会伦理，再从这套伦理中派生出社会秩序。
“尊卑”是中国传统观念中的重要部分。按照正统文化，“卑”不一定是坏事。道家一直推崇水的美德，因为水总是“处下”。“处下”的一方是被爱护和保护的一方，处上的一方则是付出的一方。男为强，女为弱；男为刚，女为柔；但刚强不一定意味着好事，道家有“兵强则灭”、“木强则折”、“柔弱胜刚强”的说法。
中共一直打乱秩序，谎称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但是社会不存在中共意义上的平等。
在社会生活中，一个国家、企业、社团或家庭，总要有人负责任去协调一些事情，有人提出计划，有人具体执行，这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状态，也是每个人的智力、体力等综合因素决定的。而中共将其极端化了，将其描述成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所以中共要打乱一切尊卑和秩序，这事实上是无法做到的，这种所谓的“解放”实为制造“混乱”。
举例来说，倡导男女平等的人也无可否认，在遇到灾祸、疫病、饥荒、战争的时候，妇女儿童都是首先要保护的对象。如果倡导男女平等，似乎妇女应该和男子受到同样的对待，这显然是不对的。当年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时候，妇女和儿童是最先上救生艇的人，即使她们的丈夫也必须以一个男子汉的担当和轮船一起沉没。无人对此决定持有异议，这反映出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并无男女的绝对平等。
推广到社会生活中，一个企业或者国家需要有决策者，决策者的决议需要执行者去执行；一支军队需要司令官，下面的各级军官和士兵负责执行命令；如果从社会职能来看，确实存在“尊卑”的问题，但“尊卑”并不必然意味着剥削和压迫，它也需要上下之间的“仁”和“忠”的美德来维系。
推广到家庭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传统的伦理自然承载起一个和谐有序的家庭和社会。
而“平等”从根本上来说，是佛法中的“众生平等”，是道家的“天道无亲”，是儒家的“有教无类”，是西方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是机会的平等，而绝非结果的平等。
中共对于“平等”的歪曲宣传导致了社会的极度失序和混乱；对于“男女平等”的歪曲解释实则为对妇女的迫害，强迫她们去做力不胜任或者不适合妇女做的工作。例如中共1976年4月出版的《同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一书中列出了15位女青年的文章，她们所从事的行业即为本应男子所做的送煤工、屠宰工、装卸工等，“紧握杀猪刀，能顶半边天”成了歌颂的对象。
中共治下的社会同时也是极其不平等的社会。由于中共垄断了一切资源，虽然它号称人民公仆，实际上人民都被当作奴隶，无论是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官民毫无平等可言。
5） 以财产为衡量道德的重要依据
翻开中国正史的第一章，《五帝本纪》中记载了五帝的德行以及百姓对这些德行的认可和尊敬。这些德行深入人心，流传数千年，并从汉地流向少数民族地区和其他国家。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道德和学识是使人获得声望和地位的来源。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一个人的人品成为选官的重要指标。汉代的时候实行察举制，荐举标准为：“德行高妙，志节清白；学通行修，经中博士；明达法令，足以决疑……”另外还要具有“质朴，敦厚，逊让，节俭”的美德。至魏晋，官府实行九品中正制，道德也成为选官的重要因素。至隋唐开科取士，对于儒家道德的理解程度也同样是应试者能够写出好文章并由此登上仕途的先决条件。
到了中共建政时，德高望重的乡绅、行会首领和知识份子反而成了镇压和打击的对象，而一个人的出身是否“根红苗正”才是获得社会资源的最重要考量。每个人的道德本来取决于其个人的思想行为，而到了中共那里，道德成为一个阶级的群体性标志。“谁受穷谁光荣，谁致富谁狗熊”，贫穷代表了天然的正确和正义，代表了受压迫者、代表了“造反有理”、代表了“革命”最坚决最彻底。
一个人的贫穷和富贵本来是不定的，也可能因为勤奋肯干和抓住机遇而致富，也可能会因为挥霍而败家。也可能某人田连阡陌，但数年后却讨饭为生。而中共实行“一刀切”，以它夺取政权的那一刻来划分阶级。
对于富贵的仇视，导致中国人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以贫穷做为傲视他人的资本。在另一方面，中共在打倒某人时，只需称此人是地主或者资本家，余下的话就不用多说了，富贵代表了“剥削”，代表了“镇压”，代表了“罪恶”。
几十年后，共产党自己颠倒乾坤，号召大家去发家致富。今天的人们不再以富贵为罪恶，转而以贫穷为可耻。此时评判一个人的好与坏、成功与否也和道德脱钩，而以人的富裕程度来衡量，谁有钱谁就有本事，哪管这钱是偷来、抢来、骗来、贪污受贿来的、出卖肉体来的或者出卖灵魂来的。“笑贫不笑娼”的结果是让大家更加不择手段地捞取财富，之后便沉迷声色之中，以既得利益者的身份认同中共的统治。
6） 其他受到批判的观念
中共的批判常常不是理性的批判，而是将思想批判转变成人身攻击。然后用“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的歪理邪说将被批判者的思想一概骂倒。而对于思想者的人身攻击，也仅仅是非常简单地扣上“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等帽子而已。
中共通过诋毁孔子，随之否定了儒家的“中庸”思想、“仁义礼智信”、“克己复礼”、“温良恭俭让”等。许多人在看到这些字眼的时候，想到的不是其本身的内涵，而是高分贝的广播、铺天盖地的大帽子、大字报，以及被批判者的悲惨下场，从而出于恐惧而自觉与这些思想“划清界限”。
儒家讲“仁”，就是要关怀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仁”的批判导致“己所不欲、要施于人”。
中国人崇尚“中庸”。“中庸”绝非中共所解释的“和稀泥”、滑头、左右逢源、两面派，其本意是“常守中道”，即遵循天命，“不可须臾离也”。其中包含学习方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处理好“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的关系，达到“至德”，完全是修身治国之道。在中共那里，完全扭曲了“中庸”的本义，变成为了保护自己而放弃原则的犬儒。
（待续）
—— 转自《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