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一农民无钱治病自锯双脚”——“中国官场饭局一年吃掉3000亿”。今天一登陆大陆网站，这两条新闻就从不同的地方跳出来抓住了我的眼球。
先说第一条新闻。
安徽省定远县村民刘敦和今年2月得了怪病，双脚疼得受不了。到4月，肉坏死了，里面长了十几条蛆，于是他打定主意自己把脚踝关节以下锯掉
。
4月20日晚，喝酒壮胆之后，他本来想找刮胡子的刀片锯断肌腱，但没找到，在找的过程中失手把床边的玻璃茶杯打碎了，他就捡起了玻璃碎片锯肌腱，用玻璃片慢慢地刮肌腱，直疼得钻心。受不了他就喝几口酒，麻痹自己，一边喝酒一边锯。因为怕隔壁的哥嫂发现，始终他忍着疼没有尖叫。就这样，前后用了6个多小时，他煎熬着用碎瓷片自行割掉了化脓的双脚。
看罢这条新闻人们肯定要问：是他不怕疼吗？——不，病脚锥心的疼痛让他彻夜难眠，翻个身都流泪，恰恰是因为不堪忍受无休止的剧痛，他才下决心要把脚割掉。
是他讳病忌医、或精神有问题吗？——不，他曾经设法自救，喊过村医来看病，村医无能为力，建议他去医院诊治，可是他没有钱也没有医保，才最终阻断了正规治疗的途径。从电视记者的采访来看，他思维清晰、不疯不傻，希望得到帮助，即便已经割掉双脚，仍然企盼去医院治疗，因为疼痛并未终止。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做出如此极端的行为呢？就一个字：穷。事后他告诉记者：“我是个单身汉，一个人生活，种两亩田，有时候打点零工，一年收入五六千元，刚够自己花销，没有余钱。前期脚发炎时去乡医院打过几次针，没有好转。后来脚坏死，医生说要截肢，要1万多元手术费，我哪来那么多钱，让我交一千元都交不起，于是就决定自己锯了。”
再来看第二条新闻。
2014年3月，国家统计局财务司司长张仲梁主持的一项调查引发了舆论的关注。这项调查表明，2012年，大陆中央政府司局级干部平均每周有1.1次饭局，省政府的司局级干部平均每周有1.3次饭局。到了基层，花在吃饭上的时间则更长：市长平均每周15.1次、县长则达到了每周18.2次，按一周五个工作日计算，相当于每个工作日有3.6次饭局，每天的饭局甚至需要赶场。
那么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会吃掉多少钱呢？2012年两会期间，九三学社曾提交《关于遏制公款吃喝的建议》，《建议》中提到，2012年全国公款吃喝的开销已经达到了3000亿元。按平均每个饭局花费1000元计，每年大约有3亿个公款饭局，平均每天有超82万个公款饭局。
咋看上去，上面的两条新闻好像没什么关系，一个农民穷得只能自锯病腿能怪罪官员饭局多吗？其实动脑筋想一想，这两桩事还真有内在的联系。
试想，一年3000亿的官场饭局开销来自哪里？不正是来自千千万万类似刘敦和这样的普通劳动者缴纳的税钱吗！中国人承受的税率之高，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按理讲，交的税越多，政府用于包括卫生、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在内的民生支出就越多，国民享受的福利就应该越多，但实际上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众所周知，中国政府的行政成本居全球第一，但政府用于民众特别是农民的医疗保障的开支却明显落后于大多数国家。换句话说，之所以会发生一个农民因为穷不得不自锯病腿这样骇人听闻的事情，是因为包括公款吃喝在内的政府开销挤占了民生开支，如果官员不大吃大喝，把那3000亿元中的一部分用于农民的福利和农村的医疗保障，怎么会发生一个农民竟会因为穷不得不自锯病腿这样的事呢？！再往根子里说，之所以公款吃喝一年能吃掉3000亿，一个农民却穷得不得不自锯病腿，归根结底还不是因为官民所拥有的权力与权利有着天壤之别的差异吗！
现实中，像刘敦和这样不明不白患重病的人其实有很多，我们天天在网路上可以见到求助，然而应者寥寥，除非出现刺痛人心的“壮烈之举”，难以得到有效聚集，从而有机会挽救残缺的生命。他们没机会上网看报，也定无从知晓先前曾有过同样“壮烈”的同类：有人自己锯腿，有人土法洗肾……他们下意识的自救本能，加上不可或缺的果决和毅力，令他们在苦难中迎来一线生机，而更多难下决心的患者，或在漫长无助的痛苦中默默病死，始终不为众人所知。他们也只是冰山一角，现实的残酷不亚于那一条条残缺的腿和脚。
一边是大大小小的官员在山吃海喝，一边是千千万万的刘敦和们在苦苦挣扎。这，就是国富民穷的中国。其实，所谓国富民穷，在很大程度上不就是官富民穷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