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在人民日报旗下《人民论坛》2014年4月下半月杂志上发表一篇千字文，题为《莫仇官，体谅官之苦》。看了题目，原以为既然是个教授，再怎么着也能讲出一点自圆其说的“道道”。然而，读完千字文，让人特别失望。尤其是当一眼看到他这个题目，就很想对他说一句，你叫中国大陆百姓不要仇官，那么他们受到来自政府官员的不公乃至欺骗压迫后应该仇谁呢？难道要仇你公教授不成？
现在不论到线民还是到不懂互联网的百姓中间去调查一下，看看有多少人会认为在中国大陆做官“苦”。用当年李鸿章大人的说法，天下最容易的事，莫过于做官。一个人如果连官都不会做，这种人也就真的无药可救。本人并且有理由相信，李大人这番话绝对是就中国的“天下”而言的。现在不说做官了，从每年报考公务员的人数以及所招公务员的比例就不难知道，在中国，即使做一个政府的普通公务员，都是很多青年人日思夜想的事。如果没有油水，会出现这种“挤破头”的现象吗？
可公方彬教授却不这么看。他在千字文开篇就说：“相对于西方官员，中国官员累身亦累心。”为什么会如此之累呢？公教授也“分析”了，是因为“中国官员比西方官员承担了更多更大的责任”——不仅如此，中国官员的身累心累，还因为“与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有关”。
这真把我给逗乐了。先不说中国传统和社会结构的话，不知有多少中国人包括中国的教授在内，会承认中国大陆官员比西方官员承担的责任“更多更大”。你到百姓中再随机去调查一下，他们十之八九一定会跟你说：“中国（大陆）官员有鬼的责任！”就像陈丹青在接受凤凰网采访时所言，现在“王八蛋工程太多了，整座空城造了好几座，多少钱，有什么用，一拍脑袋就做了”。
那些“苍蝇类”的腐败分子不说，几乎所有被中纪委带走调查的官员，没有一个不是因腐败而是因“不负责任”落马的。在中国，跟官员讲责任，他们会笑话死你：“一切都是集体决策、集体负责，我（们）有什么责任！”
公教授为了表明在中国大陆做官的苦和累，还特别举了例子：“美国总统到大卫营休假，政府仍然正常运转，共和、民主两党顶起牛来，美国政府还可以关门。中国官员显然没有这么轻松，且不说国家领导人感叹‘时间都去哪了’，就是一个市长、县长也难找到集中休假的时间。大多数官员都在‘五加二，白加黑’地忙碌工作。”
公教授这样讲符不符合实际呢？我们也来看看。先说国家的一把手。美国总统每年可以休假，是全世界都知道的。正如有人所言，在一般人的想像中，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的总统一定忙得不可开交。然而，人们却发现，美国总统却又显得很悠闲，不仅周末和公众假日的休息雷打不动，而且每年都安排专门时间，远离首都华盛顿，摆脱政治喧嚣，享受他神圣的休假。
假设有个美国总统作秀似地问自己的“时间都去哪了”，美国人民一定会笑话他，不仅笑话他笨，还会笑话他不会当总统。当总统当得连自己的时间都没有了，一定不是个好总统。连自己的时间都不知去哪儿的人做总统，如何能将这个国家管理得好也就可想而知了。
至于公教授说，在中国，“就是一个市长、县长也难找到集中休假的时间。大多数官员都在‘五加二，白加黑’地忙碌工作”，本人相信，这句话一定会把中国大陆线民笑翻。
说起来，中国市长、县长每年好像也确实没有集中休假的时间，但中国百姓绝不会像公教授这样相信：“大多数官员都在‘五加二，白加黑’地忙碌工作。”那么，我们的官员在做什么呢？没有落马的官员咱不去说他，但凡“落马”的往往都是在收受贿赂以及想着如何隐藏包括转移那些非法财产，而与此同时进行的还有就是“包二奶”或叫睡女人。刚刚被中纪委公布落马的一个正部级腐败分子，他的老家山西当地有人对他概括了这么3句话：“卖了许多地，拍了一部戏，睡了一群女人。”公教授总不能把这种“累”也说成是“‘五加二，白加黑’地忙碌工作”吧？总不能说这种中国官员也“比西方官员承担了更多更大的责任”吧？
最有意思的是，公教授对他前面说中国官员之所以累和苦是“与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有关”是这样解释的：一些腐败官员之所以“在功利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是这些人“在价值观念与精神追求方面，由于政治信仰缺失与价值观紊乱”。公教授说到这里还忘情地拿出了数字：“有资料表明，中国贪官95%以上牵扯到情色问题，其间既有人性的原因，同时缘于精神空虚，需要靠发泄来缓解精神压力。人需要精神和物质的平衡，精神弱化，物欲必增。一定程度上，官场开始比俗而非比雅。由于制度漏洞导致大量官员存有‘原罪’，中央反腐风暴一劲吹，这些官员心理压力之重，可想而知。”
读了这段话，再联想公教授整篇文章，不知是否可以这样解读：在公教授看来，除了“人性的原因”，还因“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的问题，再加之存在“制度漏洞”，导致中国大陆官员“精神空虚”，于是，那些官员就不免会身累心累，而身累心累之后，就“需要靠发泄来缓解精神压力”。换句话说，95%以上的中国贪官都不是他们个人的问题，而是人性的问题，是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的问题——尽管公教授这里把社会制度说成“社会结构”。可如此说来，中国官员的现状除了改变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岂不是无解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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