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4月18日讯】（新唐人记者韦青一综合报导）1971年9月13日，中共当时第二号人物林彪乘专机“叛逃”，途中机毁人亡。一贯以儒雅、沉着形象示人的周恩来，此后却表现得十分反常。这些反常举动，揭示出一些不为人知的惊人内幕。
一、听闻林彪死讯失声痛哭
前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在对纪登奎的采访笔记中透露，“9.13”事件 后的一天，当时协助国务院业务组的李先念和纪登奎前往周恩来办公室向他汇报一些事情，只见周独自一人坐在办公室里发呆，显得心事重重。于是两人前去好言劝慰。开始周恩来静静听着，一言不发。后来，当纪登奎说到“林彪已经自我爆炸了，现在应该高兴才是，今后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了”时，周恩来开始默默流泪，随后渐渐哭出声来，接着就嚎啕大哭起来，期间曾几度哽咽失声。最后他终于慢慢平静下来，好半天才吐出一句令人费解的话，“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 至于下文，他再也不肯说了。
周为什么会伤心大哭？是为党和国家悲痛吗？有评论指，这显然不合逻辑。因为林彪死了，当时几乎人人都感到高兴，正如纪登奎说的“林彪已经自我爆炸了，现在应该高兴才是，今后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了”。
那周是为自己悲痛吗？分析认为，这也不合逻辑。因为林彪死了，周恩来在处理林彪事件中又立了新功，而且也少了一个争夺权力的劲敌，对周来说，并没有什么害处。
那他是为林彪悲痛？如果林确如官方所说，是个“大坏蛋”，周不可能为他的死感到悲痛。除非林彪与官方宣传完全相反，且与周恩来关系很好，又是被陷害而死，周才可能为林之死悲痛。
周痛哭之后说的那句话，也颇令人深思：“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还没有完”到底指什么? 林彪死了，他当然不可能再干什么事情了，这话显然不是指林彪一伙“还没完”。有分析认为，最有可能是指害死林彪的人“还没完”，还会继续整人，而且下一个很可能轮到周本人的头上。那么这个整死林彪的人是谁，就不难想象了。据说，周恩来回家便把自己与林彪一家的大量合影全都烧了。果然，“批林批孔”很快就转为“批周公”，周的预感应验了。
二、“9.13” 后周首次乘飞机 一反常态的多疑
据周恩来专机驾驶员张瑞霭回忆，同年10月10日，衣索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来访，张等人接到了专机任务。以往起飞前，机长向周报告航线、时间、天气、机况后，周问候一声就放心上飞机了。这次报告完后，他却一反常态的反复追问：“飞机检查了吗？试飞过吗？你们都是党员吗？”
后来张告知周要飞越长江了。周却说：“是吗？我怎么没看见长江呢？”甚至在看到宽阔的长江入海那一段后，左看右看还觉得不放心：“瑞霭呀，这是长江吗？我看不象呀。”张忙把地图递给他，他拿着地图对了半天，才放心地点点头。
张瑞霭说：“我飞了这么多年专机，头一次见到总理这么谨小慎微，这么多疑。”
周恩来在“9.13”后首次乘飞机，为何如此恐惧和多疑? 有人用“过敏学说”来进行解释。但根据“过敏学说”，“过敏”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如果事先没接触过“过敏原”，人或者机体就不会产生“过敏反应”。
不过，有分析认为，周的“过敏”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特殊过敏”，就是对飞机飞行方向的担忧，对机组人员的不信任。一般人坐飞机，通常只是担心飞机起降时出现意外，不会关心飞机会飞错方向，因为这一般并不牵扯安全问题。
周以往坐飞机也从未担心会飞错方向。如果林彪不是“被叛逃”，而是像官方所说的那样，完全是林彪主动故意叛逃的结果，那么周恩来就没有理由出现这种担心。
有分析说，周只对坐飞机“被叛国”过敏，说明周一定事先接触过“被叛逃”这个特殊的“过敏原”，这就是刚刚发生的“9.13”事件。周是如何接触到这个“过敏原”的呢？原因有三：1.周是林“被叛变”事件的策划者或执行者，或至少是参与者，熟悉内情。2.周不是这一事件的参与者，只是知情者，了解内情。3.周不是参与者也不是知情者。但他用自己丰富的经历、极高的智商以及对毛身边人物的了解，断定林彪是“被叛逃”的。
无论周具体属于以上哪一种，都可能成为他这次坐飞机产生“过敏反应”的原因。他害怕“太祖”毛泽东再次如法炮制，自己也“被叛逃”，落得和林彪一样的下场。
三、毛病床前失控泪奔 大表“忠诚”
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在采访周生前卫士张树迎时，听说了这样一件事：1971年12月的一天，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集会议。当听到毛患重病的消息，周顿时脸色灰白，立即散会赶往游泳池。张春桥、姚文元、江青等人也到了现场，只是冷漠地远远站着。张树迎扶着周，明显感到他全身都在发抖。周恩来看到毛慢慢睁开双眼后，就激动地扑到毛的床边，紧握他的手，流着泪哽咽地说：“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
有评论认为，只有一个生活在恐惧中的人，才会有如此失控的表现，才会如此夸张的表现对毛的“忠诚”。张春桥、姚文元、江青就不会、也不需要如此表现。周恩来很明白，自己的性命和声誉都掌握在毛的手里。至于毛如何整他，方式可能很多，防不胜防。正是出于这种恐惧，周才会如此失控和夸张的在毛和众人面前表现出“忠心”。
四、照相时大叫“不要在我脸上打上叉叉”
1975年7月1日，周恩来带病和来访的泰国总理克立•巴莫签署了中泰两国建交公报。送走客人后，由乔冠华出面，请求周与大家合影留念。于是，在场的人员个个像孩子般的围过来，在周的身边站成两排。就在摄影师要按下快门之际，周令人心颤的声音响了起来：“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脸上打上叉叉。”原本喜悦的气氛顿时冷却下来，在场的人个个心头都像坠上铅块似的。
有评论认为，周恩来说这句话，表明他已料到，自己会被打倒。
五、进入手术室大叫“我不是投降派！”
1975年9月20日，周在进入手术室前，要人找来他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报告《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录音记录稿，然后花了很长时间仔细看了一遍，用颤抖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有评论认为，周恩来此举表明，他最担心的是被打成“叛徒”。
周恩来上述一系列反常的举动，都与他一贯儒雅、潇洒和沉着的性格作风大相径庭。有分析认为，这说明“9.13” 事件使周受到过度惊吓，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他并非这起事件的主谋，但他知道谁是主谋。
六、谁是“9.13” 事件主谋?
“9.13” 事件有两条线：一条是明线，毛泽东—周恩来—吴法宪、李作鹏—叶群等; 一条是暗线，毛泽东—汪东兴、张耀祠—林身边的警卫参谋、卫士、司机、专机驾驶员。
令人蹊跷的是，“9.13” 事件后，成百上千的人因此前执行了林彪的正常指示，而被打成了“死党”，而处心积虑、主动积极执行林彪“叛国”指示的专机机长潘景寅却被定为“好人”。
据当时被潘甩下地的副机长康廷梓回忆，潘当时的举动完全是一种主动行为。因为之前林彪的“死党”李作鹏向机场传达了周恩来的命令：不能让256号起飞，吴法宪甚至还直接打电话给潘景寅，命令潘要绝对忠于毛泽东，“不管什么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飞。”
在这种情况下，潘景寅却一反常态，当晚没有去睡觉，而是有意在等什么人的电话。果然在当晚12点05分，他接到一个神秘电话。接到这个电话后，潘景寅在有足够时间的情况下，却不去叫醒睡在隔壁、绝对不可缺少的副驾驶和领航员，也不让机械师和值班室主任去叫，而是甩下他们，自己强行起飞了。用康廷梓的话说，潘是故意违反三叉戟必须两人同时驾驶的规程，“巧妙地策划着机组走留的分解局面”，策划得那么“精心、准确、滴水不漏”。
这个神秘电话到底来自何人? 分析认为，不可能来自林彪一家或其死党，原因有四：
1.林彪一家还在赶往机场的汽车上，当时没有手机，根本无法与机场直接联系。因此这个电话不可能来自林彪一家。
2.要查出潘接到的这个神秘电话很容易，如果是来自林彪或其死党，早就作为”叛国“证据公布出来了，可官方一直避而不谈，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3.潘当时甩下副驾驶和领航员，显然是故意置飞机于死地，是别有用心的，这种自杀式的命令不可能来自林彪。
4.如果潘景寅处心积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来自林彪的指示，那他必是林的“死党”无疑了，而后来的事实正好相反：潘却被定为“好人”。
包括林彪、周恩来等人的警卫员、汽车司机和专机驾驶员都是有组织管理的。他们通常负有特殊使命。粉碎“四人帮”逮捕江青等人时，中央警卫局就事先通知了江青等人的警卫员，要他们配合行动。同样，毛要对周恩来、林彪有所动作，一定会事先通知他们的警卫员、专机驾驶员等，要他们配合。 这也是潘景寅等人没有被定为林彪死党，而是享受“好人”待遇的原因。那么这起事件的主谋究竟是谁，也就不言而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