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教师节。这是我当教师以来第二十次过这个节日。坦率地说，二十年来，每当这一天来临的时候，我所承受的压力远远大过有关方面发的奖金和纪念品所带给我的欢乐。这是由于我做人的良心因为受职业道德的拷问在这天就格外容易发现，而发现了的良心又会在重重的矛盾中遭受痛苦的煎熬。二十年来，几乎每天都在惨烈的现实与美好的理想之间反复进行着艰难的抉择。之所以说这是一种十分艰辛的抉择是因为它关系到我及我的家庭的存亡。故而这份痛苦就显得锥心剜骨般的尖刻。但是，今天，出于对做人应具备的基本良知的尊重与维护，出于对自己从事职业道德的遵从与持守。我决心不再逃避，并愿意以一种十分坦诚的态度把自己心中二十年来经过无数次犹豫、争斗、反思、探求、肯定又否定后所得的一些心得说出来和大家一同分享。希望我这些观点在大家心惊肉跳地阅读完之后，能唤起良知未泯的人敢于面对现实的勇气和发现并改正错误的决心。
有人曾问撒旦：怎样杀一个人？
撒旦答：割断他的喉管。
有人又问：怎样毁灭一个国家？
撒旦答；只要废掉它的教育就可以了。
请允许我先给大家讲这么一个故事：那是1985年7月，即将参加毕业分配的我去当时读书所在地——地区招待所门口的一家小邮局等人。当时碰巧有个金发碧眼的外国女人走进了邮局。读了两年英语专业却还没有过和一个真正说这种语言的外国人交流的我，很想借此机会练练自己的英语。记得当时那位外籍女人十分礼貌地把手中的信交给邮所的员工时，年轻的服务员热情地一边为她贴邮票，一边问：这汉字写得很漂亮，是你写的吗？茫然不知所问的她耸耸肩，不知该怎样回答，于是转过身来望望身后，这时跃跃欲试的我就立即走上前去，用英语流利的问：我能帮你吗？喜出望外的她让我赶快帮她的忙，但是，这时的我却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了，因为我的脑子里首先涌出了这么一堆的问题：这是一个直接引语，还是间接引语？是疑问句，还是陈述句？如果是疑问句的话，它是一般疑问，还是特殊疑问？若按一般疑问来结构的话，谓语动词是用系动词，还是实义动词呢？如果把它当成实义动词的话，哪，我应该用“DO”还是“DOES”呢？外国人看我站在那里结结巴巴地涨红了脸，却开不了口，就莫名其妙地望着我。当时的我真恨不得脚下的地突然裂开个洞，好让我立即掉下去。后来，虽然我把服务员的问题胡乱地译给了她，而且也把她的答案译给了柜台里的服务员。但是，我毫无专业水准的表现令我的自尊心受了极大的打击。虽然外国人在不停的赞扬着我：你的英语非常好，并随之而离去，但我却陷入了有自知之明的深深的自责之中。
一个学过十年英语，经过大学所谓专业训练的大学生，竟然对这么简单的表达显得会如此地艰难吃力！这在我无疑是种莫大的耻辱，于是即将走上讲台的我给自己定下了这么一条信念：我决不能让我教出来的学生像我一样！
今天，二十年过去了，我教过的学生成千上万。二十年中我都始终不渝地把上面的信念作为我英语教学的最高理念。但是，除了我在大学学过的《语言学》的核心理论给了我的信念以永恒而坚定的支持外，我受到了包括学生在内的所有同事、家长、校长的一致反对。这是因为我所教的班的成绩，在每次的排名中都几乎排在最后。今天痛定思痛的我终于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我给学生教的，不是考试要考的，考试要考的，不是我愿意给学生教的。所以这二十年我是在痛苦的挣扎中一路坚持着自己的信念，一路和只要分数的家长、校长、学生对抗着，争辩着，却又别无选择地合作着。他们以我教学品质太差为由，不给我“优秀”的称号，我没意见；他们以我教学成绩不好为由，不给我评职称，我也没意见，反正假期不用参加继续教育就是了。最后，忍无可忍的他们让我到阅览室待岗。正好借此机会我阅读了大量的可以为自己的信念提供大量理论性援助的书籍。而且通过阅读我还更进一步发现了这么一个可怕的事实：不仅英语教学，我们的整个教育体制都在“应试教育”的模式下正一意孤行、大张旗鼓地迈向毁灭。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更不是哗众取宠，而是确定无疑的事实，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校长们在干什么
校长，一个代表着威望与智慧的名词，一个集崇高的道德与渊博的知识与一身，是传播知识者的教师们的领导，是集高度的专业知识与超人的领导才能与一体，具备管理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理论知识的专家。但不幸的很，我所在学校的校长只表现出了后边那个“长”字的特征，他和衙门里的局长、科长、县长一样擅长的是迎来送往、作揖叩头。白天开会讲话可以做到字正腔圆，晚上饭桌上征酒逐歌可以做到技压群芳。至于怎样搞教育，要么就不懂装懂，要么就懂却装作不懂，一切都按“上面”的指令办学。他们把高考、中考、会考的成绩，把评比、检查、上等级评估看成是自己工作的重点，因为这些都和政绩、升迁紧紧挂钩；又把学校的基建、设备更新、校服购置、教材征订、学位出售当成是心目中的核心任务来抓，因为这些都和自己能否发财密切相关。学校百来号教师的调动、升任、晋职、评优等凡是要动用他手中那支笔的诸多事项，都是他创收的大好机会。当然他的工作不仅仅是收，还必须要往上送，至于他往上送多少，恐怕只有他和收的人知道，不过这个数字大家背地里都很清楚。原则上是“大钱办大事，小钱办小事，没钱不办事”，整间学校事实上就是他家开的。每个学期的奖金有没有，有多少都是他说了算，到底学校的收支情况怎样，除了他和“小金库”的管家外，其他人一概不知，至于财务室的会计明地里是“记账”的，暗地里却是帮校长“平帐”的。既然一校之长有这么多的工作要做，教学工作只好简化成两个字——分数，“分数”是由试卷上来的，所以校长抓教学的主要精力就投放到了考试上，考试包括中段考、期末考、会考、联考。最近考试制度有所改进：取消中段考，改为月考。换句话说以往两个月排一次名的工作，现在每个月就要进行一次。当然排名表里第一行是班级名，第二行就是任课教师的姓名，而每次总会有人要排在倒数第一的位置，可是谁不愿意进天堂，谁又愿意下地狱呢？所以本来针对学生的考试，却把考学生的老师也考得胆战心惊。除了以上这些工作外，校长还要外出开会学习、调研取经，不过至于去什么地方，开什么会，多数不会像成绩表上那样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无论大会还是小会，他都会念念不忘地威胁老师：教师的铁饭碗很快就要打破，谁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就要努力找工作。他还有句经典名句：只有教不好的老师，没有教不好的学生。至于每年一次的“校园艺术节”是他借“丰富校园生活”的名，借机向到会的各级领导和交警队的领导（文明共建单位）光明正大地送一个大大的“红包”，反正钱是学校送的，情是校长落的。每晚和什么人去什么地方吃饭也是他比较棘手的问题。说现在的学校是清水衙门，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借读费”一个学生就是壹万左右（我们是三类学校），每年单这一项就是百万元之多，具体每个学生收多少，由校长定，而且有价可讲。平时他不仅要处理学生，管理教师，还要和建筑商、书商、电脑商、制衣商、等各种和学校可能有业务往来的商人打交道。所以我们学校的校长身上早已没有了文质彬彬的知识殿堂里带头人所应有的风范和表率。倒是彻头彻尾一副十足的官僚、地道的奸商、纯正的地痞像。你们那里的校长怎样我不太清楚，但我的校长其品质和人格与生产队的队长没什么差别。
老师们在干什么
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天职，以“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为己任的教师们，被看成是从事“太阳底下最辉煌”职业的人。他们从校长坐在话筒前手捧着各班考试成绩的对比表，严肃地进行“教学品质”分析的那天起，便把所有教书育人的工作重点转移到试卷的分数上去了。如果一位稍有教学经验的老师心里非常清楚：只按教育局发的教材进行常规化教学，教学成绩肯定上不去，因为每份试卷里的试题在教材中不一定都有。所以要想在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就必须要做各类的“模拟题”，从大量的题海中像淘金的矿工从泥沙中筛选金沙一样，艰难地从成堆的习题中去“撞题”。所以现在每位教师的教学法宝仍像我二十年前做学生时一样还是“考考考”，当然，当今老师手中的武器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突飞猛进的发展已有了极大的改良，他们利用电脑、印表机、油印机等锐利而高效的电器设备轻而易举就可以印出一大摞的题来。然后用不容置疑的所谓标准答案和日渐完善的改题技巧，很快就能将成绩登录在案。这些被称为“教学成绩”的几个阿拉伯数字在今天就代表了一位元教师的全部：教学能力、道德水准、智商才识、思想品德、专业水准等；这几个数位自然而然地演变成了教师评先进、选优秀、得奖金、升职称等等争名夺利的唯一资本；也正是这几个数字将老师彻底催化成了急功近利、唯分是图的势利小人。
当分数成为教师的一切时，分数也成为了教育的一切。于是教师的一切工作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获得分数，这些办法包括一切正当和不正当的手段，反正他们心底里也明白，这几个数字根本上就无法代表自己和自己所教学生的真才实学。教学完全蜕变成了一种赶进度、完任务、走过场的形式。教师讲课的水准高不高，课堂的驾驭能力强不强，课讲得生不生动，活不活泼，有没有启发，富不富於哲理，闪不闪烁着思想的火花，具不具备着创造力，这些都不重要，因为试卷里不考这些。不过要是轮到你上公开课，一定要把上面的东西全部体现在课堂里，好让来听课的教研员和领导们喜欢看“花架子”和“凑热闹”的偏好得以充分的满足。至于你平时的课上得怎么样，同事、领导、甚至连学生都不是十分关注。到时候只要成绩表中的平均分超过市平均，或在全级能名列前茅，你就是好样的，你就是“名副其实”的“好老师”，领导的表扬，同事的赞誉，学生的敬佩，都就给了你。老师的工作还包括：改作业、制课件、抄教案、填表格、订计划、抄袭他人的听课记录等。新参加工作的教师还要拜个师父，结个对，以便让自己在大学学到的为数不多的真理念或新思维尽快得到强制性洗脑式的剔除，让这些刚刚走出大学校门，对教育仍抱有一份崇高理想与高度热情的新人们，在卑鄙而堕落的现实面前尽快地认清形式，然后不容置疑、不许例外的迎头敢上。跟在早已麻木的师傅身后一道麻木不仁、不辨是非地献身“荡的教育事业”。班主任的工作就是配合上级领导完成好学生“修指甲、剪头发、穿校服”的政治任务。尤其是头发的长度，必须要符合上级的要求，要像“统一思想”一样统一他们的发型。
将个性的、特别的、与众不同的一切都彻底而全面地根除。像校园里那些被园丁修剪得园园的、方方的树木和花草一样不具备点滴的个性特征。教师们所采用的各种教学手段与措施其功能正如园丁手中的那把锋利的剪刀，将所有表现出众学生的思想与行为严格地按统一标准进行规范与修理。因此千百万不同学生的《学生手册》里竟出现了完全雷同的评语：“该生能遵守纪律，尊敬师长，团结同学，热爱集体，热爱蛇会主义制度、拥护供铲党的领导。”。这些曾经在学生时代遭受自己老师奴役的被奴役者，在成为奴役者之后更加“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地对自己的学生进行变本加厉的奴化，当然在成为教师之后他们自己并未摆脱被奴役的境地。他们至今被“选先进、评优秀、晋职称、写总结、剽窃论文、下载反思、剪设计、贴心得、接受继续教育等诸多直接和奖金挂钩的名缰利锁牢牢地套定，没有人愿意越雷池一步，更没人敢于质疑此种教育模式本身的合理和合法性。
大家都像《皇帝新装》里聪明而奸猾的大人们一样，恶狠狠地抛弃了对正义与原则的呵护，死心塌地地参与到这腐朽的教育体制之中，穷凶极恶地协同罪恶的体制一起来摧残学生。记得有这么一位，曾获得包括“岭南教育新秀”在内的所有殊荣的省重点中学的女教师，在来我校做经验报告时说道：“自从我担任高三级毕业班的任课及班主任工作三年以来，就再也没有和我五岁的女儿说过一句话，因为每天我起床走的时候，女儿还在睡觉，而每天我回到家中时，女儿已经睡着了。”这就是当今教师队伍中被捧为“骨干”的成功人士的典型。领导们把她作为榜样派往各校进行宣传示众，并号召大家向她学习。但是，在我看来她根本算不上是一个女人，至少，她不是一个懂生活的女人。首先应该取消她做母亲和妻子的资格。虽然她得了无数的奖状和奖金，但这对她无辜的女儿和不幸的丈夫在根本上是不足以补偿其损失的。
试想，一个连给自己的女儿和丈夫都不能提供做母亲和妻子所必应付出的爱和关怀的人；一个连对自己的家庭都不能承担应有义务的人，怎么能够作别人子女的老师呢？当然我们应明确指出：这并非是她本人的错误，而是整个教育体制缺乏仁爱，歼灭人性的罪恶所致；也是整个社会道德沦丧、爱心匮乏的根源所在。因为当一个教师把单纯地追求分数变成为自己换取名利和学生获得文凭的唯一目标时，他就把“人类灵魂塑造师”的伟大与崇高演变成了“人类灵魂摧残师”的残忍与失职。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教师只是抱怨学生越考越差，但从来不检讨试卷里的考试内容越来越难，越来越稀奇古怪。
老师只是一味地惩罚那些作业没交的学生，但从来不检讨作业内容的死板、僵化、毫无情趣，或者根本就不够时间完成。老师只是理直气壮地指责学生厌学，但决不承认学生所学的内容确实令人生厌，这一明显的事实。老师可以毫无顾忌地采用呵斥、责骂、利诱（奖状、奖金）、哄骗（做思想工作）、威胁（叫家长、留堂）、罚抄、记过等方式威逼学生就范；但从来不为自己良心的出卖和原则的丧失而反省、自责。仿佛自己手中的一张试卷就能代表教育的所有一切，仿佛试卷里那些可怜的数字就是一切真理的充分体现和涵盖。
今天的一些教师已失去了对是非进行判别的基本能力和胆量。有些人甚至是：势利、虚伪、务实、狡诈、奸猾、暴虐、浮躁、懦弱、猥琐、投靠、说一套做一套，视“上级指令”唯真理。口头上表现出对自由、民主、平等、法制、博爱、仁慈、包容、诚实等崇高品质的向往与信仰；行动上却身不由己地追捧砖制、不公、独裁、暴力、狭隘、自私、好大喜功、弄虚作假，只要自己有利可图，就可以轻易地放弃做人的尊严和良知，对不公不义保持高度的认同，对邪恶奸诈给予坚定的支持和永恒的追捧。私下里他们也许会承认：没办法，我也不想这样做，但“上面”要这样做，而且大家也都是这样在做。这就好比在说，没办法，大家都在拿刀杀人，我也只有拿刀的选择。但是他们就没有想过自己的子女不也在自己的屠刀之下？这便是今日教育环境下，教师的最大悲哀所在：用极其认真的态度和十分残忍的手段，执行连自己心里其实也十分清楚是完全错误的决定和指令。大家为了保住手中糊口的饭碗而放弃了为人师表者最起码的道德操守：对正义诚实而坚定的持守。（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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