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楼市、金融危机就在眼前
首先是中国政府债务危机。二十万亿元地方债依靠地方财政能力难以清偿。现在中国各地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土地财政占了大头，去年全国卖地收入超三万亿，与二十万亿的地方债规模相比还是差了许多。地方财政其它收入增长极慢，可地方政府的借债冲动却难抑制，常常是举新债还旧债。地方债规模逐年扩大就是这么过来的。
中国房地产业也可能进入危机时代。三四线城市及更小的城镇房地产市场已经饱和，房价开始回落。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决定了中国房地产市场刚性需求的拐点即将到来。银行抽紧房贷已是不争事实，且银行也抽紧了对房地产企业的信贷。中国房地产业近二十年来的兴旺一直是建筑在银行信贷的基础上的，一旦银行抽紧了对房地产企业的信贷，八万亿元规模的房地产业既无法转型，又无其它产业可以替代其支撑地方经济和整个中国经济，而银行信贷如果维持原来规模支撑房地产业，则房地产业的风险几乎全部落到银行身上。
中国金融危机已隐约可见。二○一三年社会融资规模达到历年最高水平的十七点二九万亿元。春节前中国央行大放水，表内表外融资旺盛。照理，市面资金充沛，贷款利率便会降低，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活跃，无论官方还是汇丰的PMI指数都会上升，可事实却是相反。换句话说，银行的流动性没有流进实体经济，主要还是在金融机构中打转，在“钱滚钱”。“钱滚钱”最后势必会导致理财产品和信托产品拆东墙补西墙，沦落为庞氏骗局。有人预料，今年五月开始将会开启中国信托违约的高潮，届时中国的金融危机就要来临。
控制资源权利强压金融危机
不过我认为，上述问题中国政府还是能够控制住的。
地方债的主要债权人本来就是银行，最容易顺势通过银行的坏账，通过国资的再注入，轻而易举的稀释化为流动性的增加，成为高通胀的诱因和结果，钜额的地方债由全国每个人来埋单了。
现在一线城市楼价丝毫没有降价的迹象，中国政府也没有意愿不支持大型房地产企业，否则房地产商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在京沪穗创造“地王”，这三个城市房地产不坍下去，中国的房地产业就不会发生大的危机。
本来中国第一个信托违约──金开一号在一月就发生了，可在政府干预下终究还是没有发生。中国的信托违约潮是中国政府可以通过国有银行、国有企业来托底，通过政府信用来控制甚至来避免的。只是政府的信用将在一次次的通货膨胀中变得越来越不值钱且相当危险。
不是中共政府治理经济危机的本领比其他民主国家政府强，而是中共政府控制了社会中几乎一切的资源，可以压制住这一方面或哪一方面的问题。只要他的统治机器还有效，他就可以以牺牲百姓利益的代价把问题压下去。
经济活力民众收入与GDP同降低
中国真正的经济危机在于经济发展模式无法改，改不了。谁都知道所谓的“中国奇迹”的原有发展模式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十几年的高速发展，一味的追求GDP，主要依靠高投入拉动经济的后遗症很多。诸如环境空气污染、通胀始终存在、贫富差距过大等等问题已经积累了一大堆，而且还在积累，这些问题都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这一点，中共高层领导都很清楚。因此，中国经济转型，调整经济结构，增加第三产业比重，扩大国内需求，变主要依靠投资为主要依靠国内需求，为经济发展拉动力，是谋求中国经济发展、谋求中共统治合法性的唯一出路。
习李上台以来，也不能说没有为此做过一些调控工作，但结果却不甚理想。
根据中共自己的统计数据，二○一三年GDP百分之七点七，是十四年来最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百分之十九点六，增速继续回落；中国的第三产业也有所上升，占GDP比重达到了百分之四十六点一。
可是放慢经济发展速度、减少投资规模、发展第三产业，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提高经济的活跃度、提高普通民众的收入。这个目的却落空了。
到二○一四年二月，无论中国官方的还是汇丰的制造业和非制造业PMI指数连续三个月下跌，清楚的说明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活跃度都很低，中国经济不景气十分明显。
二○一三年中国GDP增速下降百分之零点一个百分点，中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降幅多达二点六个百分点，后者的减速是前者的二十五倍。城镇居民中那些没有财产性收入的家庭的收入增长情况更加糟糕。去年城镇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长情况是二○○○年以来最差的，农村家庭则是二○○九年以来最差的，而那些没有外出务工的农村家庭更差。
综观去年一年，中国经济并非全年都处于不景气之中。不过每当中国经济活跃之时，也是人民币流动性大增、中国信贷大增进而中国投资大增之时。否则便是中国经济不景气。
如此一来，只能提高投资，只能追求GDP，无法改变中国固有的发展模式！
无法增加投资唯有开动印钞机
且不说中国投资资本产生的有效生产率极低，更大的问题是增加投资的钱哪里来？中国经济总量已经很大，任何一个指数提高百分之一都是一笔大数字。根据去年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贡献率是百分之五十四点四，去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四十三万六千五百二十八亿元。如果要将GDP维持在百分之八，那么投资就需提高百分之五，也就是需要二万多亿。
一方面中国“钱滚钱”的金融模式已经形成，所有社会游资都不愿意投入实体经济；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低端制造业逐渐失去国际竞争力，企业家将不会继续投资中国，相反有大量工厂迁出中国。而美国退出QE及人民币贬值，国际资本也逐渐流出中国，增加投资只能依靠印钞机。
开动印钞机的结果是加大了原来积累起来的通胀压力（前十几年里超发了四十多万亿人民币），在不间断的通胀压力下，民众收入不能得到提高，经济结构就不能得到改变，社会动荡形势会加剧。如此恶性循环，因为中国经济基数很大，恶性循环周期将会越来越短，搞不了两三年，所有矛盾就会压不住了。
从今年起的两三年里，中共当局的政策也只能在压低GDP、抽紧信贷、降低百姓收入以求改变经济结构和被迫放松流动性、增加投资、进一步制造通胀、稀释百姓财富之间游走。从今年起两三年内，中国经济的恶化可能引发的政治社会动荡难以想像。
文章来源：《动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