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的父兄，曾死于楚平王之手，他侥幸投奔吴国。日后大举伐楚，平王已死，伍氏掘墓鞭尸，史称柏举之战。《史记》有言，虽存杀父之仇，但友人认为伍的行为过分了。受此责备的伍子胥自叹：“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
鞭尸与抢尸之间，本来差异较大，但前者的孤例与后者的频现正在缩短两者距离。抢尸，这种有悖人伦天理的行为，如今却被冠以新的称谓：移除兴奋源。这不正是倒行逆施？
自古以来，官民抢尸者罕，更少文字记载。但近年来，此类现象屡见不鲜，蔚为本朝官场传统。最近一例，就是震惊全国的平度“3·21”纵火案，可为《史记》谋得新篇：
鲁人耿福林，世居平度县。去岁秋，家邻田亩遇匪，屡现冲突，报警未果，信访无音，乃轮流守地，携手进退。是夜四人熟睡，账外油火并起，一死三伤。族人护尸防抢，至次夜，百警列阵，强抢火化。当日公榜：和谐天下，警维其序。
统计过去十年（2003—2013）进入媒体视线的100起公共事件，其中71件源于非正常命案，57件发生过不同程度的移除兴奋源现象。当然，这个样本缺乏科学性，因为统计口径的局限，或人为提高了占比。但是，无论民众印象，或是官僚体验，均不否认此举在实际行权中的滥用。
略举几例为证：
——2008年5月，贵州瓮安，围绕女生李树芬之死，家属以尸体为挟对抗官府，本无直接利益关联的民众加入声援，后来火烧县府诸院，成为近年最具标志意义的群体性事件；
——2009年7月，湖北石首，青年厨师涂远高非正常死亡，引发数万人聚集，上万警力涉入，对抗焦点同样围绕逝者的遗体展开；
——2013年7月，湖南临武，瓜农邓正加与城管发生冲突死亡，在警方与死者亲属、村民之间，上演了一场遗体争夺战；
总体而言，此消彼涨的群体性事件虽以非规范的体制外行为表达，但并不谋求体制内权力的再分配，仍属于广义社会运动的初始阶段：比如，行动主体多为弱势群体，肇始于外源性因素——由于他人损害了行动者的利益而引发；往往呈零散、偶发状态，仍是区域性或行业性的抗议行动；存在具体、特殊的经济民生利益诉求，尚在可谈判范畴。
“相比瓮安，石首事件的处理，是一种倒退。”长期观察这一现象的中央智库专家单光鼐说。
瓮安事件的拐点意义，在于拥有装备的警署受到冲击，这让金字塔尖感觉底部基石不稳。并且，更多的抗议个体与死者、政府之间“无直接利益冲突”；而石首事件可以理解为政法系统的一次规模反击，因为这次事件之后，政法委专门制作视频培训全国维稳干部。其中，在群体性事件中强制火化尸体成了标准操作，并美其名曰“移除兴奋源”。
这个新词并非网友的一时起意，已经成为“维稳学”专用名词。我相信，它是官僚群体与红色学者基于既有实践的冷血结晶。
可资佐证的是，四川广安市委群众工作局的贺天彬撰文称：“及时转移遗体，是县级人民政府妥善处理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关键。在非正常死亡事件中，遗体最为敏感，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如果不及时转移遗体，就无法进入处置秩序，随时引发群体性事件。要把遗体转移到殡仪馆作为处理非正常死亡事件一道法定程序，确保一旦出现非正常死亡突发事件，遗体能无条件及时转移到殡仪馆。”
这篇至今挂在四川省法制办官网的文章，在开篇称，每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超百万，2008年广安市仅安全事故类就有98人，并表示这些措施借鉴了陕西省丹凤县等外地经验。
在群体性事件中，遗体作为死亡的直接表达，或为一种道具，或为一种筹码，成了官民对垒的重要载体，于是就有了抬尸抗议、善后谈判等。用那些当事人的话说：“不怕把事闹大，就怕成不了新闻。”
从维稳学的角度来看，移除兴奋源，首要考虑的不是病理学上的危险，而是社会学上的威胁。移除并善后，就是对兴奋源社会危险的一种排除。换言之，强制火化等于将死亡定格为一种纯粹的客观事件，从而控制或消除附加其上的事实细节与情感因素。
因此，抢尸，或曰移除兴奋源，就成了一种维稳安排，成了一项规范操作。无论是强制方，还是受制方，可能存在双重湮灭人性。
但是，尊重遗体，本是人类社会亘古不变的基本底线，即使两兵交战，胜者往往允许敌方派员掩埋、祭奠战友。遗体是否完整，对生人而言是耿耿于怀的一桩心事。孝道中国，遗训尚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东汉以前，曾设“髡刑”，就是把犯人的头发割掉，已是严厉的处罚。到后来，就算阉官，早年自宫之物不能丢掉，等到死时合体入葬。
莫怪网友提议，不妨新设一个警种专司“移除兴奋源”；这样的创举应该申遗，估计韩国棒子不敢来抢。
回到平度纵火案，警方告破案情：受崔连某（承建商）和杜群某（村主任）的指使，2014年3月21日凌晨，5名平度人窜至耿福林居住现场纵火后逃逸，终酿惨案。目前，7人均被刑事拘留。从通报来看，警方此举还算客观公正，值得称赞。但是，接下来的侦查、起诉和审判中，对几个嫌犯适用什么罪名，将是地方当局面临的一大考验。
长期从事刑事辩护的张庆方律师认为，如果对现场实行犯定了故意杀人罪，承建商、村主任定故意伤害罪，则民众必然大骂司法不公，袒护权贵；如果均定过失致人死亡罪，当地老百姓还不得造反？如果均定故意杀人罪，不知道承建商、村主任会咬出什么人？！
这里派生出一个问题，负责“移除兴奋源”的是警方，指令来自于更大的权力方，而背书的对象却是夺人性命的嫌犯，或是形象崩塌的城管。如此大包大揽，替对方承担风险，何以收场？我认同张庆方律师的担心与建议，他说，“无论如何，我还是希望专业人士和媒体能够公正地引导舆论，不要让民意再一次绑架司法，从而不合理地加重几个涉案人的刑事责任。”
民意绑架并在止于善后，还在事前。比如死者家属的过高要求，以及其他势力的从中作梗。但话又说回来，谁愿意糟践亲人的遗体？“挟尸”抗议之所以盛行，并非行动主体无理取闹，而是无路可走的弱者武器。试想，连一具不能说话的遗体都害怕，这样的地方政府何等心虚。
在资讯发达并且强调法治的今天，地方大员一手遮天的绝对状态已难实现。命案既生，必然要走司法程序。一个健全成熟的司法程序讲究证据，并可能展现真相，这又派生了另一问题：在整个司法程序中，虽然行政干预可以影响每个环节，但越往前越有利，尤其是强制销毁具体的证据（比如遗体）。正如贺天彬文章所述，“要把遗体转移到殡仪馆作为处理非正常死亡事件一道法定程序。”
如此“法定程序”代替或覆盖司法程序，不能不说令人胆颤心惊。
就目前来看，尽管检方与法院都可以被影响，但警力成了这种行政干预最有效的工具。当行政、司法没了制约与监督，沦为合力，更容易把已经完善的司法程序，变成一种掩盖权力失误或者罪行的无望循环。
斗文以计谋，斗武以警力，斗法以程序，孰轻孰重，不言自明。只是，当每一条生命意外离开时，不能没有理由，不能没有真相。公众之所以对移除兴奋源现象如此愤怒，是因为它突破了天理、人情与国法的底线，让秩序荡然无存。
其实，在“压制”和“退让”之间，尚存一块很大的灰色地带，执政者能够借此化解社会抗议带来的冲击。如果起初主动抛弃中立调查的身份，强行介入事件甚至主动激化矛盾，那点公信力还能扛得住几轮消耗？这又何尝不是日暮途穷？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