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3月21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七 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
中国在帝王时代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但是，由于交通不便，鞭长莫及，还有王法不行的荒蛮之地。在毛泽东时代，借助现代的交通和通讯，真正实现了昔日帝王的梦想。在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样的组织机构，都执行同样的政策；全国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某一个组织之中，都喊同样的口号，都流行同样的政治话语；在相同的时间内各地的官员们都在召开同样内容的会议。由于全社会都是同样的情况，一旦出现政治灾难也必然是全国性的，受难者找不到逃脱之地。本书介绍了一些省份在三年饥荒时的情况，读者会看到，各地的情况竟如此相似，原因就在这里。
当时中国的社会是同构同体的金字塔的社会结构。在城市，是市――区――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居民组――居民。在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找到和另一个城市相同的结构和相对应的层次和角色。在农村，是省――地――县――公社――大队――小队――社员。在任何一个乡村都可以找到与另一个遥远的乡村相对应的层次角色。在广东省的一个生产队和远在千里之外的黑龙江省的某一个生产队是一个相似形。广东省的一个人民公社社员的生活方式和黑龙江省的一个人民公社社员的生活方式没有多大差别。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使社会结构稳定，社会成员角色简单，社会成员的行为特征同一化。政府机构金字塔，城市结构金字塔，农村结构金字塔，交织成网路，构成金字塔体系。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被局限在这一网路的不同层级一个个网眼中。社会成员不能流动，社会成员之间也没有交换关系。这种社会结构便于高度集中管理，它既排斥民主，也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社会成员的个人自由也就完全消失了。错误的政策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会通行无阻，不仅得不到抵制和修正，其错误效应还会层层放大。
在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里，没有“化外”之民。著名女作家章诒和在四川被打成反革命时，她父亲章伯钧对她说：“你一定要活下去，那怕落草为寇也要活下去！”章诒和悲哀地说：“哪有草啊！”在这样的社会结构里，饥民连逃荒都没有去处。
八 约束人们行为的无形制度
制度可以分为有形制度和无形制度。前面说的都是属于有形制度。无形制度是指两个方面的结合，一是思想灌输所形成的价值体系；二是中国的文化传统，特别是政治文化传统。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力，常常超过有形制度。
毛泽东所建立的价值体系是由共产主义理想、阶级斗争学说、永不停息的斗争哲学、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牺牲个人保证集体的道德观等一系列的思想观念构成的。信仰、哲学、政治学、经济学、道德观等构成了一整套价值体系。这一价值体系是通过所有的舆论工具长期灌输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成为判断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
几千年形成的以王权思想为特征的文化传统，其积淀比新形成的价值体系还要深厚。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君主是至高无上的。中国古代虽然有“民为贵，君为轻”的说法，但从根本上说，重民，爱民不是目的，它是维护君权的一种手段，君主才是目的。（注十三）君主是全社会的宗法大家长，是法律和秩序的化身，是治乱兴亡的决定因素，是全社会的最高教化者（政教合一），是认识的最高裁决者。君即父，父即君，君尊臣卑，忠孝一体。臣民必须自觉认同为子为臣的卑贱地位和工具属性，恪守本分，尽心从事。王权主义与人格平等、个人尊严、个性独立是对立的，依附、盲从、奴性是王权主义的产物。
这种以王权为特征的文化传统，经过几千年的实行，已经深入到中国民间，深入到人们的思想深处，它在随时随地在起作用。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内容和共产党的价值体系相沟通，成为集体主义的思想基础。例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传统思想中，把“仁”理解为“牺牲小我为大我”，把“义”理解为“共产主义”，就会产生很大的精神力量。人们迷信领袖，崇尚权力，顺应潮流，逆来顺受。在迫害临近的时候，人们以欺骗求自保，以出卖朋友而换取自己的安全。在每一级权力阶梯上的人都具有两面性：在上级面前是奴才，在下级面前是主人。在这个权力金字塔上，高层的意志被层层放大，底层的声音被层层压制，这是错误的政策产生并顺利推行的条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面的错误会得到一级又一级的“创造性的发挥”，使错误政策“放大”。这里只有正反馈，没有纠错机制。权力的鞭子加上天堂的诱惑，使干部们失去了理智，变成了疯子、骗子，变成了用鞭子驱赶着奴隶的恶棍。
无形制度不仅约束每一个人的行为，还形成一种广泛的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是极权制度的社会根源之一。捷克前总统、著名学者哈维尔曾深刻地反省道：“在我谈到崩溃的道德环境时，我是指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全都顺从了这个制度，都把它当作不可改变的事实，从而维持了它的运转。换言之，我们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对这个制度的存在负有责任，没有什么人只是一个受害者。是我们所有人制造了这部机器。”
九 极权制度的超稳定性
专制制度首先压制的是地方豪强、社会能人。这样，使豪强不能欺压百姓，能人不能聚集财富。在专制制度下，处于社会最顶层的少数人可以任意消费和处置国家财富，但在高官以下的人，虽然可以按行政级次分享利益，但不允许官员以外的豪强存在，不允许政府以外的富人存在。这样，可以实现高官以外的社会公正。高官的特权是国家机密，老百姓是不知道的，与此相反，政府控制的舆论还不断地宣传官员们如何“廉洁奉公”。老百姓虽然受专制的高压，但心里不平的情绪很少。
在专制制度下，剥夺和保障是并存的。中央政权剥夺了老百姓的劳动成果，但给老百姓以最低生活保障。多数群众虽然处于半饥半饱、衣衫褴褛的状态，但可以维持生命。生了病，也可以得到简单的医疗。如果年景好，经济情况好一些，群众生活可以略有改善。由于信息单一，老百姓不知道国外的情况，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虽然自己生活水平极度低下，但情绪上还满足，没有更多的奢求。如果没有更大的压迫，就不会有造反的要求。西方国家的一些自由主义者，过高估计了专制制度下群众的反抗情绪。在二零零三年的美伊战争中，美国人以为他们的大兵一到，伊人民就欢迎解放者。实际情况与美国人的期望相反，不仅没有大批的叛变者，也没有外逃的难民，而叛变者恰恰是接近萨达姆的上层人物。
极权制度使多数人利益受损，但很难有人出来为多数人的利益而挑战当局。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论证了这个思想：如果个人行动使整个集团增加利益，则可以假设个人付出成本与集体收益等价。但付出此成本的个人却只能获得集体收益中的极少份额。集团利益属于所有的人，集团越大，成员越趋向于搭便车而坐享其成。以致于“经济人”都不会为集团的共同利益采取行动，进而产生“集体行动的困境”。（注十四）由于迫害，所谓“理性人”都不敢对暴政有任何微词。于是，前所未有的强大专制出现了。每个人都服从于权力的意志，无疑，它比以往任何一个政权强大。
极权制度的超稳定性是因为政权以外的民间力量难以推翻它，这一点，在本书“大饥荒年代的社会震动和社会控制”一章中已有阐述。
十 这个制度缺乏纠错机制
在极权制度下，最高统治者即使有最完美的人格，也难避免犯错误。
首先是他听不到不同的声音。他不可能集中更多人的智慧把事情办好。一个人的脑袋代替了千百万人的脑袋，难免出现决策错误。他做出错事以后不仅没有人敢批评，还要阿谀奉承，小错会铸成大错，局部错误会演成全局错误。
更为重要的是，专制制度下的高层领导者常常受骗。他们得到的信息很多是假的。用假的信息作决策，哪有不犯错误的？在极权制度下，最高统治者垄断了一切信息，控制了一切舆论。他主观上想控制百姓的耳目，客观上也就封锁了自己的耳目。在这个制度下，信息只能纵向传播，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由于利害的诱导，下级总是反映对自己升迁有利的信息，只反映上级爱听的信息。最高领导人就是根据这些假信息作出决策的。一九五八年粮食“放卫星”的假信息，使毛泽东考虑“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并提出了“少种、高产、多收”的指导思想，使得大片耕地撂荒。
从一九五八年冬到一九六零年初，农村饿死人的情况大量出现。由于得到不全面、确切的信息，在毛泽东认为，这类情况是个别的、暂时的困难，不应妨碍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庐山会议继续反右倾，把左的政策推向更左。在毛的全力推动下，一九六零年一月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三年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五年赶上英国，同时着手部署在城市大办人民公社。到了三月，杭州会议更号召：实现“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紧接着，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兴办起人民公社。
一九六零年春夏，在饥荒进一步全面加剧的情况下，毛泽东从省委书记那里得到的还是好消息。一九六零年二月二十四日，贵州已出现严重的饿死人现象，中共贵州省委却向毛汇报：全省食堂办得好和比较好的占总数百分之八十。毛又予以赞扬，说贵州的经验“是一个科学的总结”。在全国推广了贵州省办公共食堂的经验。（注十五）一九六零年三月，由张平化任第一书记的湖南省委向毛和中央报告了兴修水利改造农田的大量喜讯，还说“群众的福利和健康普遍较好。”（注十六）二月二十七日、三月二十一日，在由舒同任第一书记的山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对于社员的生活安排问题……取得了较为显着的成绩”，虽然也承认该省存在水肿、饿死人现象，但却把坏事当作好事汇报，报告认为全省“当前形势无限好”，还总结形势无限好的几大表现。（注十七）三月五日，黑龙江省委的报告说“大多数食堂办得很好，一般都有菜园子，大多数养了猪，一部分培养了鸡……”（注十八）三月五日，由吴芝圃任第一书记的河南省委向毛泽东报喜讯：河南全省人口百分之八十八已入食堂，办得好的的食堂占总数百分之六十六。吴芝圃且声称该省创造的三级书记进食堂，搞“试验田”的措施，巩固了社会主义的食堂阵地。（注十九）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办公厅根据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八个省市的汇报整理的报告说：“目前大多数食堂是办得好的。”（注二十）
为什么最高领导人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曾对我说：你站在天坛圜丘的园心大喊一声，一会儿回音从四面传来。你听到的声音还是你自己的声音。天坛这个地方就象征我们的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最高统治者听到的声音都是自己的回声。换言之，他发出什么信息，下面就会送来同类的信息。他不可能听到与他意志不一致的声音。
毛泽东有时相信一些谎言，有时对有些谎言将信将疑，但也没有办法。据毛的秘书叶子龙回忆，开始，毛泽东对“放卫星”的报道是相信的，对于粮食“放卫星”的浮夸报道，毛泽东都逐篇认真阅读，在一些地方还用红铅笔划了杠杠。（注二十一）后来，对大跃进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毛泽东看到了。他视察很多地方，尽管事先地方干部做了这样那样的“准备”，毛泽东对一些放卫星、说假话是有所察觉的。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到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公社领导人说这块地亩产十万斤。毛泽东不信，他指着一位市领导说：“你在吹牛。这不可能，你在放大炮，我是种过地的，你没种过地吧，这靠不住，十万斤，我不信，堆都堆不出来么！”那位领导说：“他们用电灯为水稻照明，用鼓风机往里吹风。他们让小孩往水稻上站。”毛泽东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啊！”（注二十二）
毛泽东对听不到真话也很苦恼。有一次他当着叶子龙的面，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他们为什么不说真话？到底为什么？”（注二十三）
据叶子龙回忆：“早在一九五八年一月份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就说过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毛泽东听到的不完全是实话。”毛泽东找人了解情况，但听到的是一片好好好，没人讲问题。（注二十四）
在这个制度下的领导人不仅容易犯错误，而且缺乏纠错机制。没有纠错机制的制度是最危险的制度，民主是最好的纠错机制。而极权制度出现错误后，只有最高统治者幡然悔悟，才能纠正错误；或者通过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改组领导机构，才能改弦更张。
在是否出现错误和纠正错误方面，制度的重要性远远超过领导者的个人素质。坏制度下的好人主事，可以减少损失，但全局的损失难以发现和纠正。在大饥荒期间，由于主事的领导人素质不同，各省死人严重程度不同，但全国还是饿死几千万。相反，在好制度下的坏人主事，也会造成损失，但容易发现和纠正。坏人会很快会失去权力。
注解：
[注十三] 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二零零零年十月，第二零九页。
[注十四] [美]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四月第一版，第七十二页。
[注十五]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四十四-四十六页。
[注十六] 同上，第六十四-六十五页。
[注十七] 同上，第六十二-六十三页。
[注十八] 同上，第六十八页。
[注十九] 同上，第七十四-七十五页。
[注二十] 同上，第七十三页。
[注二十一] 叶子龙：《叶子龙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二零零零年，第二一九页。
[注二十二] 同上，第二二零页。
[注二十三] 同上，第二五八页。
[注二十四] 同上，第二二一页。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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