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3月5日讯】昆明血案发生之后，有学者发布媒体报道恐怖事件指南，同行询问我的意见。我回复道，“中宣部的禁令，早已经媒体人透露在网路，其要求不仅‘严格采用新华社通稿’，还具体到‘不做大标题不配图片’。学者指导媒体不要发布血腥照片云云，那是在假装中国媒体有报道自由吗？”
有论者指出，当少数民族遭受欺凌而呼喊，沉默的汉人便可视作犯罪的同谋，因此没有理由要求与官方区别对待。我不赞同这个说法。想想昆明火车站的那些受害者，有些是正要背井离乡的农民工，有些是生计艰难的城市平民，他们本身是不公平政策的受害者，怎可为当局的政治行为负责？
但我不得不说，哪些无视甚至掩盖社会真正问题的学者和媒体人，应该对惨痛的现实负有责任。学者们既然关心媒体报道，为什么不对这个问题的前提──言论自由──发出声音？没有这个前提，那些报道指南恐怕应该是另外一种写法吧？
通稿是宣传而不是报道，即便它掌握了全部的真相和宇宙的真理。言论自由的要义在于多元开放，让各种来源的消息互相对照和校正。禁止其他媒体发声，只留一个话筒，无论它说了什么，都应该遭到质疑。
我知道，这不过是在重复我于2008年西藏“3.14事件”之后发表的那篇文章的观点。那篇文章引发轩然大波，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中国的民族问题却依然如故，而且现实更加残酷，这正是令人痛心之处。
开放讨论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是所有解决之道的基点。不管宣传部如何禁声，人们都在以各个方式谈论民族问题。但是，很少有人思考：我们用于谈论的资讯都是从哪里来？如果来源只有单一的官方管道，它能否支撑起我们的思辨呢？
新华社宣布，“事发现场证据表明，这是一起由新疆分裂势力策划组织的严重暴力恐怖事件”。现场证据如何支持这个结论？神秘的通稿不肯透露更多资讯。很多人愿意相信，部分是因为它“权威”，部分则是看到民族矛盾的激化，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
无数声音在鹦鹉学舌地说，现在不是反思的时候，只要谴责、谴责和谴责！我想要说，对于分裂分子，中国从来不缺少政治态度和愤怒谴责，甚至也不缺少严厉打击，而是基于多方资讯的深刻反思。如果看见很多来自维吾尔族的流浪少年就开始反思，那么就不会有“7.5事件”；如果“7.5事件”后就开始反思，那么就不会 有天安门撞桥事件；如果天安门撞桥事件后就开始反思，那么就不会有前日的昆明血案──那起事件就已经被官方定义为恐怖主义行动，威胁到普通民众的生命，但 是好像大家都不以为意，麻木不仁。
我并不是说官方没有掌握资讯并进行思考。官方陈旧的思维模式及利益考量的结果，就是进一步加强打压。血腥的事实证明，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这种做法加大了风险。几十年民族政策的失败，是一个无可否认的简单事实。
很多人还一再拿美国“9.11事件”作为例子，说当时美国人拒绝反思。首先，美国并不总是榜样。在“9.11事件”之前和之后，美国对外政策有太多值得反省的东西。其次，当时美国媒体的确有“同仇敌忾”的倾向，但是这跟中宣部下令用“通稿”完全是两种性质。更重要的是，学者和媒体人很快进行了反思。这些反思中国媒体和出版业都有译作，可是总是有那么多人视而不见。2003年我在柏克莱大学新闻学院访学的时候，那里甚至还有专门研究爱国主义如何妨碍新闻自由的课程。
新疆问题的确很复杂，但是思考的起点却可以很简单──再也不要说什么民族优惠政策，他们和汉族百姓一样，需要的是平等与尊重，需要的是倾听和理解，需要的是和平与对话。恐怖行为当然让人感到愤怒，但是当西藏人没有采用恐怖行为，而是一个接一个自焚进行抗议的时候，你的感受又是什么 呢？
那些忽视开放与对话、高喊政府严厉打击的人们，包括居住在新疆的汉人，如果你是普通百姓的话，那么你应该明白：高压政策带来的好处都由权贵收割，风险却要由你们来承担。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