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2月20日讯】一口气读完了封从德的《六四日记》。作者忠实细致的记述，生动的再现了25年前那段难忘的历史，其中三位大学生代表当年在人民大会堂前头顶请愿书跪地请愿（请愿书共提出7点要求，其中第三条为“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开，反对贪官污吏”，第四条“允许民间办报，解除报禁，实行言论自由）的一幕，让我尤为感慨。
那是1989年4月26日，官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胡耀邦追悼大会。与此同时，来自北京19所高校的大学生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悼念胡耀邦。官方追悼大会结束后，广场上的大学生紧接着又开始了声势浩大的请愿活动。他们对着大会堂齐声高喊：“李鹏，出来！李鹏，出来！”
封从德是这一事件的亲历者。他在书中回忆说，中午十二点十五分，因为“几经努力无人接收请愿书，三名学生愤然登上大会堂东门台阶，在庄严的国徽下，向‘公仆’们跪下，在冰冷的石阶上，跪请老爷们接收民众的请愿。”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广场上一片寂静，时间凝固了，大家的眼睛直盯着台阶上的三个请愿学生。”结果，“三个代表跪了35分钟！在冰冷的石阶上跪了35分钟！在上千位国家领导人和官员前，在庄严的天安门前跪了35分钟！”可最终的结果，仍没有一个领导人或官员出来接受请愿书。“广场上，一切都是冰凉的，石板冰凉，空气清冽，士兵的面孔、大会堂的台阶都是冰冷的，巨大的石碑是冰冷的，国徽是冰冷的，一切都是彻骨的寒沁。这是国徽下的悲剧！”“这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不仅如此，六四镇压后，在广场请愿的学生尤其是跪地请愿的学生代表纷纷遭到当局的清算。
无独有偶。时隔二十五年，相似的一幕又在北京上演！
2013年3月31日下午，北京公民袁冬、张宝成、马新立和侯欣等4人到西单文化广场展示“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横幅，并呼吁中共七常委带头公布财产。袁冬在广场上说：“习近平同志说了，要实现中国梦，那第一个要做的事就是当官的公开国籍和财产。” 与此同时，他们分发“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宣传册给围观群众，希望围观者建议书上签名，成为“要求官员公开财产”队伍中的一员。在公开讲演中，他引用被查出贪污16亿的广东茂名前市委书记罗荫国的话：“你们能说出一个我这个级别的不是贪官的吗？全中国，我这级别的，有一个不是贪官的吗？”大约有五六十名群众观看袁冬的演讲，他们中有的拿起手机拍照、录影、发微博。结果大约十分钟后， 这四人均被警方强行带走，后以“非法集会”罪刑事拘留。
这之后，公民王永红4月14日在北京国贸附近拉条幅呼吁官员公示财产，15日晚也被警方带走，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4月17日晚和18日，参与推动官员财产公示的孙含会、赵常青、丁家喜同样被以“非法集会罪”刑事拘留。
令人不解的是，当局对这些公民要求公开官员财产的合法呼吁不但不及时回应，还以各种罪名将他们拘留。更有甚者，今年初，袁冬、张宝成和侯欣三人先后被非法起诉，其中袁冬和侯欣已被法院判处犯有“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袁冬还被判刑1年半。
有律师指出，公开举牌呼吁官员公示财产的行为，完全是在行使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根本不构成刑法上的犯罪行为。北京警方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提出的上述指控，完全是一场“政治迫害”。
转型中的中国许多事情都给世界留下了变化迅速的印象，但另有许多事情同时又给人留下了一成不变的印象——从当年大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前跪地请愿到今天公民上街拉横幅要求公开官员财产，历史过去了25年，不算长也不算短，但无论是民众要求的公义，还是他们的“下场”，不都还是老样子吗？如此重复的历史说明了什么？又告诉我们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