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2月18日讯】据报导，30多岁的林丽（化名）住在成都市成华区，并取得了当地的户口，离婚后独自居住。去年，住在老家的父亲生病，花费了大笔钱。想到为了节省今后的医药费，林丽决定将父亲的户口迁到成都，并为父亲办理成都的社保。今年年初，父女俩在民政局成功办理了结婚证。本以为父女俩“真结婚”后，就可以顺利为父亲办下成都户口；然而，当林丽来到当地派出所办理时却傻了眼。按照规定，即便他们是夫妻关系，依然不能为父亲办理成都户口。
父亲住在老家，生病花了大笔钱，又缺乏照顾。这样的遭遇，不是成都这名女子一个人的经历。对于今天很多城里人来说，故乡的父母是他们心头的痛。医疗水平相对较低，新农合与城里医保还很难保持一个水准。二老健在还相对好办，独自一人就问题重重，谁来照顾他们，几乎是困扰所有类似家庭的难题。接到城里来，因为方言等原因有的人很难适应，即使习惯了，又面临生不起病等难题。
这也是当下中国面临的一大课题，几乎是几重问题同时叠加在了一起。中国开始进入老龄社会，未来数亿人养老本就是亟待解决的。而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更使农村老人的晚景雪上加霜。城里高房价等高生活成本，又使很多年轻人的负担加重。
这一荒唐婚姻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农村老人的医疗养老难题，群众正在经受，苦无有效破解之计。完全靠个体自行解决，恐怕不是办法。可怜天下父母心，做子女的都想尽孝，这也需要有国家制度化的管道与桥梁，而不仅是靠常回家看看一类的立法去推进。
这一荒唐婚姻还告诉我们，社保城乡差异和畸形户藉制度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是仅剩的几个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的国家，这种从苏维埃政权移植过来的畸形政策，并没有随着苏联政权的崩溃而终止，倒是越来越产业化利益化。
户籍制度是中国特有的产物，计划经济时期，整个就业的机会、粮食的供应，到住房、日用消费品的供应非常短缺，是一个短缺社会，政府引入户口制便于统一安排，使在国营企业或者在城里居住的人每月定量得到粮食供应也无可厚非。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这种户籍制度早就应该改革或取消，一国的公民不能自由的在这个国家流动居住，对于国人来说，本来就是一种耻辱！
从建国后引进户籍制度，到上世纪60年代后，人们才开始意识到城市户籍的重要性，户口并不是想报就报，想迁就迁，在新政权下很有含金量。80年代后，户口越来越值钱了，计划外生育的孩子若要报上户口，必须先支付一定数量的“罚款”，就连农村户口也一样；农转非需要缴纳一大笔莫名其妙的费用。90年代之后，各地纷纷出台了收取城市增容费(城市建设费)等政策，农村户口转城镇户口乃至异地迁移，都需要缴纳相应的费用。
90年代之后，一些城市推出所谓蓝印户口，就是以大城市户口为卖点，要求购买方通过购买房产等获取正式户口购买权，这是户口产业与房地产产业结合的怪胎，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催生房地产热的一根导火索。与此同时，一些中小城市也纷纷搭车上路，以1万元、2万元等等不同的价格向农民出售城镇户口，进行原始积累，一些大城市的户口“黑市”交易也应运而生，北京户口如今突破80万元大关，是这个畸形市场的最新叫价。
胡祖六博士曾严厉抨击这种制度：“我们的户口制度的延续，尽管人身可以进行进行衡量流动，你还是二等公民，不能真正享有子女就学，没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覆盖，像北京没有户口不能买房子，只能住棚户、住贫民窟。这种制度既不效率也不公平，我们讲社会正义，中国还是越来越有社会正义的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关心社会正义，所以我认为户口制，我只能想像人类只有奴隶制可以相比。”
问题是，这种可比奴隶制的户籍制度，因为附加了太多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国人仍然看不到改革或取消的希望，这才是非常可怕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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