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2月7日讯】 “中国霾”
二○一三年，新认识了一个汉字，曰“霾”。新年伊始，以北京为中心，北部中国深陷“雾霾”；年底，“雾霾”南扩，攻克上海、南京并占领长江中下游地带。据报，“雾霾”同时凌厉西进，自西安而拉萨，进军西藏比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神速百倍。于是乎，二○一三年，一年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霾”。
俺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为早先不认识这个威风凛凛的“霾”字而愧怍。活到老学到老，于是搬出词典补课自学。可是，这么一学，发现不对了。怎么不对呢？词语不对。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北京：商务印书馆，二○一二年出版），“雾”是空气中悬浮的微小水滴（第1386页）；而“霾”（第865页），此书定义为“空气中因悬浮着大量的烟、尘等微粒而形成的混浊现象，能见度小于十千米”。显然，“雾”是水汽，“霾”是烟尘，两者根本是不同的东西。因此，这本权威词典，在“雾”字条下完全没有“雾霾”一词；而“霾”呢，词典说，“通称阴霾”。
中国出现的那个被叫做“雾霾”的东西，看来根本不是“雾”。这么说，“雾霾”这个词，本身原来是个忽悠，是为了模糊乃至掩盖“阴霾”的实质。所幸，这本《现代汉语词典》是二○一二年出版的，还没有来得及配合政治宣传的需要。估计，经过我这篇短文此次引用，有关部门会去找社科院语言所了，要求他们订正词典，以后的版本就会增加“雾霾”一词。搞不好，“雾”的定义都得修改，不能说是“水汽”了，可以改为“空气中任何细物弥漫的混浊状态”──反正今后的中国，至少“伟光正”百年之内吧，再也不会出现水汽弥漫的现象了，汉语应该与时俱进，改掉它！
可是，至少现在这本词典还没有改。捧着这本词典，俺很难接受“雾霾”这个词汇，那不等于说“水汽烟尘”嘛？现成的“阴霾”一词，为什么不用？俺揣测，党和政府不喜欢这个“阴”字。党和政府喜欢“中国特色”，我看干脆叫“中国霾”好了。
“中国模式”
二○一三，“中国霾”元年，据说也是改革再出发的更始元年。上次改革出发，是一九七八年，距此三十五年矣。
这也是官方的说法。而从“雾霾”这个命名的可疑，显见，官方的说法，都是有埋伏、喜忽悠、具备重新定义词典功效的不平常说法。小民不应该僭越，因此不应该拿官家的说法当自己的说法。关于改革，俺也算是有些研究的，曾经提出“两次改革论”、“改革终结论”，坊间亦有认同者。所谓“两次改革”，说的是，一九八○年代的改革与一九九○年代的改革，那是两回事。现在可以补充一句：一九八○年代没有什么“中国模式”，只怕被“开除球籍”；自一九九○年代以后，“中国模式”崛起，似乎轮到中国要把别的国家“开除球籍”了。
“中国霾”就是“中国模式”的直接后果。不受制约、为所欲为、不计代价、好大喜功的政治权力，加上唯利是图、不计成本、缺少大众参与和法治制约的那种畸形市场机制，推进经济发展的成就是取得了，但是，为取得这个成就而付出的代价，却同样很大很大。生态环境被破坏，就是其中一方面的代价。
有人说：雾霾的原因找不出来。我说，怎么会呢，天下没有没有原因的事情，下面你不妨听我解释是什么原因。也有人说：河北的钢铁厂是北京雾霾的原因。可是，这不上海、西安、拉萨也雾霾了，应该不是因为河北的钢铁厂吧？最近又有研究说，机动车是主要原因。可是，汽车并不是首先在中国发展起来的，为什么中国的汽车就这么牛气冲天？
当然，钢铁厂、机动车，也都是原因。但是，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的生态环境已经全面恶化，积累到了发生癌变的程度，“雾霾”就是生态系统崩溃的一个表象。所以，“雾霾”并不是某个单一原因造成的，它是二十五年来“中国模式”在生态环境上的总结果中的一枚果子──当然，是一枚苦果。
现在“改革再出发”，其实是“中国模式”的升级版。那么，这会产生什么样的生态后果呢？对此我是不敢想下去的。再来这么二十五年、三十五年、六十五年，全球生态系统可能都将面临崩溃，这个地球会被糟蹋得差不多了。
“中国梦”
如果不彻底改变“中国模式”，“中国霾”笼罩全球，可能就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最为重要的结果。
虽然国人直接生活在“中国霾”之中，但是，许多人还是惯于从什么改革、市场、渐进等等这些角度来看问题，他们还在做“中国梦”，也就是中国强大的梦。有的人“进步”一些，他们的“中国梦”是国强民富，多一些考虑到老百姓。这个“梦”没有什么不好，我不反对；但是，恕我直言，这是一个视野狭窄、观念落后的梦，还是十九世纪后半期产生的“中国梦”。一百五十年来，世界变化很大，人类正在面临很多新的巨大挑战。一个大国，还沉浸在自己一百五十年前的梦中，还在戮力地、不计代价地去实现这个梦，这对于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整个人类都是很危险的。
我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中国模式”的升级版，并批评这样的升级是“败笔”，有人不以为然，认为我太幼稚，不懂得政治的复杂性，太性急，总希望一步到位。有朋友转来几句批评，告诉我：“历史总是在缺陷中往前走，只要往前走就好，任何希望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可能适得其反”。可是，我什么时候反对过那种渐进主义的原则？从来不曾。我又什么时候奢望过“一步到位”？说实话，一百步后能不能“到位”，我都是怀疑的、悲观的。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往前走”，而在于弄明白哪里是前方。道理很简单：如果方向不对，道路不对，任何所谓“往前走”，又有什么意义呢？
尽管参与过艰难的中国政治改革，作为政治学者更承认马基雅维利是我们的鼻祖，但是我确实不足以理解现在流行的两种逻辑。一种是：不集权就不可能有政治上的进步；另一种是：进一步的市场化可以解决市场化所产生的弊端。中国的所谓“左派”正在为前者的实现而踌躇滿志，“右派”们则在欢呼后者，甚至左右合流共同膜拜“改革”这个早就已经腐烂了的名词。什么“以毛的手段进行邓的改革”？毛的手段是“文化大革命”，邓的改革最终是官员和他们的关系户发财。新一轮改革，是否就是加倍钳制甚至剥夺民众的公民权利（civic rights），同时翻番让政府及其合作者如柳传志、马云等占有中国国民财富的更大比例呢？
就钳制权利和增加财富而言，我并不认为“中国模式”行不通。是的，它能做到这两条，而且做得有效。我对“中国模式”的批评，恰恰在于它做这两条做得太好，为此不惜代价──“两个不惜代价”，即“不惜代价维持一党专政，不惜代价推动经济发展”，这也是我以前总结过的“中国模式”特点，这里不再重复了。事情就是这样：越是不在乎代价，代价就越是大；有人得到了很多，别人付出了代价。“中国霾”就是代价之一，很大的代价。是谁为此付出代价？不用说，大家都明白。沿用这样的“中国模式”，不错，是可以实现一些人的“中国梦”的；而伴随这样的“中国梦”，必然就是今天全国山河一片红、明天全球生态大崩溃的“中国霾”。
文章来源：《动向》杂志2014年1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