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30日讯】在一个号称“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一个公民因为参加了一次上街公开表达“公民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活动，既没有打横幅，也没有演讲，只是围观拍照了，就被送上了法庭。她，就是公民侯欣。
面临着入狱坐牢的危险，侯欣在法院的最后陈述中坦承：“是的，我恐惧，今天我站在这里更恐惧，恐惧着牢狱之灾，恐惧着我两次病危后的羸弱身躯，一旦走进监狱，是否还有走出了的那一天。”
我想，这种恐惧不仅她有，几乎每一个生活在我们这个国家的人都有。它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成为民族的一种潜意识。
在极权社会和后极权社会里，当权者为了维持和强化自己的统治，总是想方设法制造和强化人们的这种恐惧感。它让人们变得胆小怕事，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丧失自我，任人宰割。正如捷克作家哈威尔曾描述的那样：“因为恐惧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学老师讲授他并不相信的东西；因为恐惧自己的前途，学生跟在老师后面重复他；因为恐惧不被允许继续自己的学业，青年人入团和参加不管是否必要的活动；在这种畸形的政治信誉的制度下，因为恐惧他的儿子或女儿是否取得了必要的入学总分，使得父亲采用所有义务的和‘自愿’的方式去做每一次被要求的事。
因为恐惧拒绝的结果，导致人们参加选举，给被推荐的候选人投票，并假装他们认为这种形同虚设的走过场是真正的选举；出于对生计、地位或前程的恐惧，他们不得不投票赞成每一项决议，或至少保持沉默；是恐惧使得他们经历自我批评、赎罪、不光彩地填写一大串丢脸问题的令人羞辱的行为。恐惧或许有人会告发他们，将他们驱逐出现存社会，他们通常在私下里表达他们真实的想法。在大多数情况下，使得劳动者以他们名义的所谓‘工作义务’，是那种恐惧忍受经济倒退、努力想改善自身和为了讨好权势者。实际上，同样的动机也隐藏在建立‘社会主义劳动突击队’的背后，存在于这种清醒地意识到它们的主要功能是在给上级的合适的报告中被提及。
恐惧导致人们出席各种官方的庆祝会、示威和游行。因为恐惧被从正在进行的工作中驱赶出来，许多科学家和艺术家效忠于他们事实上并不接受的观念，写他们不同意的或明知是虚假的东西，参加官方的组织和参与他们认为是几无价值的工作，要不歪曲和删改他们自己的作品。在保存自己的努力中，许多人甚至报告恰恰是他们自己对被报告人做的那种事情。”总之，恐惧让人们成为顺民，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恐惧是极权社会和后极权社会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心理基石。
不过，人性使然，没有人喜欢恐惧，它让人感到压抑，让生活变得暗淡无光。没有人愿意在恐惧中沉沦，每个人都想挣脱它。更重要的还在于，一个时时处处生活在恐惧中的人是不可能为自己和国家争得尊严自由和权利的。
侯欣女士的可敬之处，就在于她能够正视自己的恐惧，并最终挣脱这种恐惧，从而在大街和法庭上都勇敢的发出了一个公民的正义之声。你想活得有尊严吗？你想争得属于自己的自由和权利吗？那么你首先就得像她一样告别自己的恐惧。
不用说，这肯定很难，强大的国家机器时时都在钉着你。不过，不要以为只有你才恐惧，其实，制造和强化我们心中恐惧的人往往比我们更恐惧——恐惧失去他们手中的权力。正如王德邦先生在《后极权社会的恐惧综合症》一文中说到的：“如果我们认识到恐惧原来是实施恐怖者自身的恐惧，施予我们身上的恐惧不过是为了掩盖它们自身的恐惧而已，我们就会藐视这种恐惧，就会在精神上超越这种恐惧。当我们进一步认清，极权社会的恐惧原来是极权政体合法性缺失，引起政权统治者的恐慌，进而将这种恐慌转嫁给国民，制造社会的恐惧时，那么我们就端正了我们自身的心态，我们就知道了正义、公理、法理在我们一边，我们就有足够的底气走出恐惧。所谓理直而气壮，义正而词严。真理、道义在手，敢问天下何惧之有？”侯欣便是一个例证。
2014年，让我们告别恐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