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26日讯】湖南政协副主席童名谦二○一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被宣布“接受组织调查”时，绝大多数人都未在意，以为他不过是中共十八大以来第十五只遭打的倒楣老虎，从名气到官职都属于小咖。然而数天之后，衡阳市人大集体贿选案公布，人们才知道童副主席涉及的可不是一般贪腐，而是“对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挑战，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挑战”，一顶硕大无朋的政治性帽子砸将下来，他摊上大事了！
衡阳政权贱卖，仅售1.1亿
衡阳贿选案着实精彩！相当于选民的五百二十九名市人大代表中有五百一十八名受贿，而七十六名当选省人大代表者有五十六名行贿，总金额一点一亿人民币。粗略估算一下，行贿以上位的“省代”每人破费了二百万左右，而“市代”则平均笑纳了十九万，皆甚可观，当然也都够得上治罪标准了。地方“议会”因贪腐而被一网打尽，恐怕有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资格。以百分比计算，百分之九十八的市人大代表受贿，与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此前“湖南民主法治指标实现程度达到百分之九十六点六”之说相映成趣。
贿选在中国司空见惯，卖官鬻爵，各有价码，这是人所尽知的规则，衡案绝非特例。还是衡阳，早在二○○八年，新华社旗下《瞭望东方周刊》就刊出一篇关于该市人大选举集体舞弊的报道。而二○一三年初，同在湖南的邵阳爆出与衡案如出一辙的丑闻，一名黄姓商人向几百名“市代”行贿总计三十二万人民币，却未当选“省代”，一气之下向媒体爆料，指称“此次选举起码有六十多位候选人行贿，五百多个代表受贿”。具体到他是这样运作的，“邵阳市人大常委会的一名副主任找来一个退休的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此人拿来一本花名册，说按这个名册上的代表联系去送，‘县委书记、县长、县人大主任各送三千，市人大代表每个一千’”。此事反响甚大，却至今尚无下文。
根据伪宪法，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并监督“一府两院”。从理论上说，中共的衡阳政权已经沦陷。不是吗？卖了一点一亿人民币，几乎全体代表可能入狱。一窝贪腐犯这一年来进行的各种选举、任命和立法活动都欠缺正当性，理论上衡阳甚至湖南都出现了宪政危机。一点一亿，应该说卖得不算贵，在贫富差距巨大的今日中国，有能力一掷“亿”金的土豪不可胜数。前两年有位先生声称拿出一亿人民币竞选某市市长，当然他澄清说这是“廉政保证金”而非“活动经费”。不过假如在衡阳，这个钱可能就足以让有志“百里侯”者“冻蒜”了。
国本动摇，形象扫地，势必重判
中共标榜“人大制度”体现“人民当家作主”，比“金钱至上”的“资产阶级虚伪选举”好到不知哪里去，这次结结实实被打了脸。但丢人现眼是小事，重要的是高层感到刺骨寒意。官方高调批判贿选伤害“人民当家作主”。其实贿选不贿选，与“人民主权”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却是中共执政之形式合法性命门。中共以枪杆子打江山、保江山，本质是暴力掠夺团伙，但又以“经济发展”作为政绩，充当实质合法性，以“人大制”鱼目混珠民主，作为形式合法性，其真正权力在“党”，人大职责是将权力在形式上“合法化”，是一张精致画皮。中共通过其党政组织的运作，牢牢将人大操控在手中。婊子披上贞女画皮，反而最忌人家骂她不要脸。
对中共而言，独立参选和“擅自贿选”都是威胁。有政治抱负的公民独立参选人大代表，历来受到中共的防范和打压，自不待言。贿选某种意义上是另类的独立参选。虽说贿选者的品质与独立参选者或有云泥之别，但只要脱离组织指定，就意味有脱缰可能。人大代表虽非一般意义上的官员，却意味着巨大的政治特权。衡案中行贿者很多是商人，他们有钱，想要政治地位，却没有正常途径，用钱开路是扭曲的参政之路。固然多数人只是看中“红顶子”，但即使如此，还是可能出现失控局面，有人做出“自选动作”是可能的。衡阳人大在二○○七年曾以“否决市法院工作报告”名噪一时，虽然那次否决有阴差阳错的因素，但自此令有关方面警惕。钱驾驭权，还是权驾驭钱？此次衡阳人大全军覆没，显示中共党机器在某些局部已高度溃烂。
衡案一定会重判。“党变修、国变色”，“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击中了我们的干部”，“政权沦陷”之类出现于高层言论中，虽不中亦不远矣。这令人想起旧时科场舞弊案，清帝的处罚尤为严厉，主考官一概抄家灭族。童名谦是二○一四年首位被“双开”的省部级官员，目前暂以“玩忽职守”被究，按中国人的“常识”推断，他被查出其他要命问题是必然的，其人生结局恐怕颇为不妙。“屌丝贪官”这二十多年趁太子党们年轻，捞足捞够了，现在是牺牲自己以保障太子党们的红色江山之时了。
“全面改革”阻挡得了革命吗？
衡案表现为中共地方政权的集体贪腐，却非简单的贪腐问题，而是中共制度的必然结果。中共统治下要么是由权力划定的“井然有序”，要么是钱权交易的乌烟瘴气，这些都与人民主权毫无关系。实际上垄断权力是最大的腐败，贿选的代表、官员并不一定就比“官定”的更坏。贿选不是民主选举的痼疾，而是虚假选举的问题。仅仅定位为官员贪腐，吏治问题，即使仿效朱元璋杀了童名谦“剥皮塞草”，可收效一时，终难逃朱由检景山自挂老槐树的末路。习不甘被叫做“习阿斗”，要奋发有为，但他其实是崇祯的命。
中共力图避免革命，限制对手力量发展，尽可能延长一党统治，垄断各种资源与人才，以便未来若进入选举时代，能占据压倒性优势地位。以足球比赛为喻，中共竭力维持不失球，假如能拖入点球大战，可借助执政优势占据先机。议会选举是中共理论上的最后退路。习政权也许期望加强党的选举能力，只可惜一党独裁缺少真正练兵机会，没有竞争对手真刀真枪对抗，在岸上学不会游泳。继续搞自欺欺人的虚假选举，最终只能把自己玩死。
习近平第一年就全面掌握了大权，出任“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二○一四年号称“全面深化改革元年”。从衡案看，大张旗鼓，他似乎想表现一种力挽狂澜的决心。习、李、王等人想用自我革新与革命赛跑。然而党国机器的全面溃烂已不可逆，这不是做做表面文章就能改变的，根本不是什么“四风”问题。习和薄熙来一样，热衷作秀，打车、吃包子之类，细枝末节，总归是小伎俩、小把戏。如无自我了断、向死而生的政治改革，全面崩溃和革命爆发不可避免。
文章来源：《动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