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26日讯】早就想写文化革命红卫兵诞生那一段历史了。
因为第一个红卫兵小组就是在我高中所在的班上诞生的，因为这个小组的主要成员甚至在初中时如骆小海（干部子弟）就和我同班，卜大华（军人子弟）则同级不同班；还因为我一生中第一次过问政治问题，六六年四月，就成了这个“红卫兵小组”主要反对者之一。而我那时竟然不知，自此就离开了理工科，走上了我今天的道路。
然而，我终究一直没有动笔。其原因除了在大陆绝对得不到发表外，主要还是自己内在的问题。我一直认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和历史眼界还不足以驾驭那些资料。我出自一个封闭的极权社会，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知识上，从小就受到那个社会的桎梏和扭曲，变化自己的价值体系和知识框架是一件旷日持久的事情。
三十年前，在大陆听到胡适先生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觉得不可思议。深入骨髓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告诉我，历史应该有其客观性，有自己发展的规律，怎么会任人打扮？及长，思想开始了反叛后才在认识论的探究中看到，任何观察都渗透着理论，没有纯粹客观的事物。
对共产党社会和红卫兵的看法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价值和方法的改变，如果不改换一个角度来观察历史，不改换一种方法来研究事实，得到的永远是极权社会指鹿为马、人性扭曲的图像。
关于文化革命中的红卫兵的看法目前仍然有人或对早期红卫兵、或对造反派十分留恋，作者在本文中回忆与思考了以下问题：
一．红卫兵是如何产生的，“血统论”在其产生中起了哪些作用，它和极权社会的关系是什么，红卫兵是否是维护一小部分人极权的产物。
二．共产党极权社会的党卫军——红卫兵，在文化革命中是如何起伏的：从清华附中红卫兵产生扩展到红八月前后的红卫兵、东、西城纠察队，从红八月到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历史过程。
三．造反派（红卫兵）和红卫兵的共同点在什么地方，他们的区别又是什么。如何看待当代共产党极权主义（用封建专制一词来描述是不确切的）的政治和文化，红卫兵和极权社会的关系是什么。
一．走向完全极权化的六十年代初期
一九六一年，我考入清华附中初中。那时，困难时期还没有完全过去，我还小，个子才一米三八，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政治，更不知道何为“阶级路线”。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阶级路线，考取大学和大学中的专业都有很严格的出身标准。经历了五十年代的老师和校领导也已经“自觉”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胆大妄为的人，有独立思想的人基本上都从“表面”上消失。当然，实际上仍然还存在一些不安分的人，不然的话怎么从初中二年级开始，我们学校自编的语文课本上就开始有批判文章，批判巴人的人性论。从六三年起，学习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做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反对修正主义和平演变越来越多地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升入高中前学校又开始了对电影《北国江南》的讨论。我们那时的政治课，及学校和班里的壁报都是这一内容。六五年学校的文艺宣传队还仿效大型历史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自编自演了《做共产主义接班人》，郑义（笔名，原名郑光召）当时是这一剧的主要执笔人之一。
从六二年起，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政治空气越来越浓。毛泽东越来越多地谈论阶级斗争。六二年夏天，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发出了著名的号召，阶级斗争，“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一次。”继而开始了社教（社会主义教育）和四清运动，全面深挖修正主义根子。阶级斗争及伴随而来的阶级路线使极权在各个领域都向更深层蔓延，直到六六年所谓“触击人们灵魂的革命”。
敏感的知识份子实际上在六四年“教改”出现时就已经感到又要大难临头。这一年二月十三日，刚好是旧历春节，毛泽东在听取邓小平、陆定一、林枫、康生、彭真等人对教育工作的情况介绍时明确地指出：“现在课程就是多，害死人。使中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历来状元没有出色的……现在这个办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读那么多书，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害死人，要终止。”
同年七月五日毛泽东与侄儿毛远新的谈话更是主要涉及教育革命和教育改革。他说：“阶级斗争，是你们一门主课。”“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能算大学毕业。”“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的问题。教员就那么多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该年十一月九日，高等教育部向全国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记要》的文件。从根本上为教育革命注入了新的政治内容，规定了方向。
二．六三年——六五年的北京市中学四清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做的一切，其实和其它各国的共产党有着很大的共性，很多现象也类似。因为，在极权社会中，掌握权力的人总是一方面感到自己的权力还不够大，另一方面则感到受到威胁。这种感觉上至毛泽东、下至那些在特权卵翼下跃跃欲出的干部子弟都存在。那时，毛泽东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及同时开始的社教、四清运动，和伴随着阶级斗争而来的阶级路线，无一例外地笼罩着北京的中学、大学。从六十年代初期，大学招生越来越“彻底”地贯彻阶级路线。很多人，从出身上就被决定了绝对进不了大学门。一般出身的人，则被大学的重重密级规定所限制，很多专业根本不会录取他们。他们只能报考师范或那些古老的、与国家发展关系重大的前沿理论技术无关的专业。我所在的清华附中在六四年有一位被称为天才少年、名叫张明的学生，他刚刚十六岁，功课极好，只因为父亲在台湾，而被拒之在大学门外。这一下子几乎使他神经崩溃，他哭着喊着要到台湾找父亲。他成了学校教育我们的白专典型。我同班的一位同学，章坚，学习成绩优秀，只因为出身问题，就没有考上高中而在家待学。这一打击改变了他的性格和一生的命运。六十年代，出身稍有问题的人，没有一个人会能没有压力地生活。
阶级路线的贯彻虽然越来越左，但是还是难以满足那些干部子弟的胃口，他们利用社会的政治形势，从小就要占据所有有利的位置。
伴随着大形势传来毛泽东与毛远新的谈话和给毛远新的信。“革命”接班人问题，干部子弟的理想抱负问题，教育革命问题等等，明确地提了出来。通天的干部子弟从六三年开始就在北京的一些中学中躁动，弄得山雨欲来风满楼。聪明一点的北京市的某些中学大学的领导人为了在变化的政治环境中自保，已经学会了看着某些干部子弟的颜色行事。六三年北京市的一些重点中学如四中、八中以及六中等就都开始了四清。这些学校的领导除了在贯彻毛泽东的教育路线和干部教师队伍的阶级路线上存在问题外，没有保护好干部子弟也是他们很重要的一条罪状。因此，除了在这些学校的领导层中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了激烈地清理、撤换领导班子外，在学生中也展开了贯彻阶级路线，清理白专学生的运动。很多班级的班干部即刻进行了撤换。事实上，在那时的班干部中已经基本上没有出身有问题的学生，只有或出身一般而仍然不是红五类，或是老实的工农子弟。因为到了六三年、六四年已经没有老师敢于用出身不好的学生作班上或学校的领导工作。因为，只此一点就说明这位老师在政治上有问题。但是，尽管如此，班干部还是要再清理，要尽可能地都换成干部子弟。
在这场四清中，就我所知一些学生已经被内定为白专学生，大学不得录取。例如四中的曹小平，乒乓球一级运动员，被内定为白专学生，大学不得录取。他只是由于有体育特长和学习好，清华大学想要他，而恰恰在六五年政治稍微有些松动，所以最后很运气地被清华破例录取，但是，进的是密级最低的土建系。我还认识一位与此有同样遭遇的八中的学生。
北大附中宫小吉的“换取五分的秘密”，就是在这种阶级斗争的形势下出现的。宫小吉的文章也许讲了一些一般作学生的投机取巧的作风，但是，最重要的是他的这篇文章是在当时形势和毛泽东与毛远新谈话的影响下，来对旧教育系统的进行清算，是为继续推行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在教育领域内实现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努力，是亦步亦趋在毛泽东的“教育革命”的大方向下。
六三年以后四清和教育革命的主导思想都是巩固政权，继续五十年代以来对所谓资产阶级学术和文化教育的彻底清算。教育革命最重要的目的是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培养又红又专的工具。任何独立自由的思想，任何独立自由的探索，不管它是西方的还是中国传统的，都要清算。如果说五十年代对道德和知识，对传统和文化是灭顶的毁灭，那么六十年代则是力图要斩尽杀绝，用共产党自己的话说是：“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所有上述这一切在北京市的中学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我所在的清华附中是教育革命搞得“非常好”的学校。清华大学在蒋南翔的领导下从五十年代起就强调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的红色工程师。五十年代进行了院校调整，利用反右等运动对教师队伍进行思想和组织的清理。到六十年代初期，则更进一步进行了教材和教学改革。除了更加强调对学生的思想教育以外，在教材和教学上的所谓“少而精”，实际上是使学生向工具性的方向发展，完全抽去了自然科学中的认识论内容。那时，我们升入高中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参观“反右成果”展览，进行思想教育。有意思的是，我高中的数学老师是原清华大学机械系的党总支部书记吕森，因为五七年被打成右派而被下放到附中教书。这是一位有很有才华的老师，课讲的言简意明、清楚之至。整个高中阶段每次课后我花在数学上的时间基本上在十五分钟左右，而成绩却几乎没有掉下到九十分，这完全要归功于这位老师。但是，就是这位“右派”老师，课上言必提：主席春节讲话如何如何。可见那时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在教育界所产生的影响。而主席春节讲话的中心意思就是如何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位老师在八十年代复出后，再度出任过清华大学教务处主任，据说思想还是很左。
三．走向文化大革命：六四年到六六年的清华附中
清华附中之所以没有搞四清是因为它隶属于清华大学而不是北京市教育局，而清华大学自从蒋南翔掌权以来，一直以推行又红又专，抓紧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严格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著称。应该说清华大学已经够“左”了。
附中的所有校领导干部都是大学任命的，并且受大学领导，当然和大学是一脉相承的。但是，虽然有大学这面挡风墙，清华附中的校长还是深切地感到从城里中学吹来的这股以干部子弟为前导的、四清和阶级斗争之风。从六三年开始学校已经严格地在学生班干部和校干部，学生团员和党员的培养上执行阶级路线。除了升高中时的政治审查外，在高二挑选预科班学生时，为了保证进预科班的学生都能进清华大学，学校对学生家庭进行了外调。据一位老师说，清华附中是当时中学中唯一一所有能力、并且真的做了对学生家庭情况进行外调的学校。
学校领导虽然也进行了积极的调整，出身地主的校长万邦儒不再做党支部书记，但是，在风声鹤唳的政治形势下仍然非常紧张。
六四年，我进入高中的第一年，在高六三一班发生了娄琦熊刚打架事件。原因是熊刚不满意那天负责卖饭的娄琦所给的饭菜，出言不逊地骂了娄琦，因而争吵起来，娄琦一怒之下首先打了熊刚一拳而导致双方扭打。动手打架，在当时的清华附中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第二天在课间操时学校教导主任对事件的双方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表明，此事在学校的日常生活中已经是够严重的了。然而，在当天的晚自习课上，突然每班的扩音器又响起来，要大家晚自习后不要动，说校长有重要讲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大家一下子感到一定发生了什么极其严重的事情。但是，结果是校长以极其偏袒熊刚的口气对娄琦再次进行更为严厉的批评。这种露骨的做法一下子引起了一般同学的哗然。第二天开始在食堂里就出现了不满校领导做法的大字报，并且越来越多，大有不可收拾之势。
这件事之所以出现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是因为熊刚的父亲是驻古巴大使。在清华附中也有一大群干部子弟，但是和四中和师大女附中等校的区别是，很少有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彭真、贺龙、薄一波这种最高层的领导人的子弟，在清华附中有的是一些部级领导人的子弟。这也造成了日后清华附中红卫兵的特点。因此，熊刚在清华附中也就算是较高级别的干部子弟了。六四年，干部子弟问题已经越来越突出地提了出来，清华附中的校长出身地主，其他领导也少有工农红五类出身，当然不愿意由于不能有效地保护干部子弟而犯政治错误，产生政治动荡。
娄熊打架事件，学校领导最后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大家的不满压制下去，在第一线的娄、熊所在的高六三一班的平民子弟，在阶级斗争和阶级路线的压力下最后都做了检查，因为不检查，真的有可能由此就被记上一笔，上不了大学，影响终身。经过了五十年代，每一个中国人的家庭都在内心深处埋下了恐惧，噤若寒蝉，小心翼翼地生活。中学生虽然年幼、胆大，却也少有人到胆大包天，敢自投罗网。
六四年发生的娄熊打架事件，和六六年在清华附中发生的红卫兵事件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六四年是平民子弟和校领导的对抗，而到了六六年却发生了一个反转。这个反转的原因其实都是因为阶级路线，因为干部子弟的特权欲。
大约在同时，曾经做过罗瑞卿秘书，后任公安部副部长的王仲方的儿子王铭（即后来的红卫兵小组的主要负责人），初中由四中毕业只考取到北京五中，但是，他却通过关系转到了当时北京市中学中录取分最高的清华附中。这种转学对平民子弟来说犹如天方夜谭。然而，这位转到清华附中的王铭，由于散漫，在入团问题上遇到了困难。团支部多次讨论没有通过他的入团申请。但他果然不“俗”，居然为此向团中央写了一封告状信，说清华附中的领导不执行阶级路线。这立即吓的得校领导马上跑来安慰他，并责令班上的团支部发展他入团，入团后则立即就担任了支部的组织委员，继而又升任清华附中分团委委员。
虽然如此，如上所述，清华附中基本上是一个平民子弟为主的学校。由于他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因此，在清华附中，要想出人头地，只是一般的功课好是不行的，还必须有突出的体育成绩或文艺特长。这对干部子弟无疑是设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增加了这个学校的平民特色。像上面提到的熊刚虽然功课成绩很好，但是由于是死用功而来，且无任何其它特长，所以仍然没有被分入预科班。而清华附中高中的非预科班学生在学校基本上被视为二等学生。王铭虽然是预科班的学生，但是，他缺乏体育文艺特长，功课又不足以好到拔尖，所以在清华附中是默默无闻的。至于红卫兵最早的发起者骆小海和邝桃生（干部子弟）也是如此，卜大华则功课平平，体育是清华附中最不需要特长就能加入、最不受重视的航海队成员。说到张承志，则不仅进不了预科班，而且要用课外时间补习数学，且无任何体育文艺特长，是在清华附中感到个性受到很大压抑的一类学生。只有既是干部子弟、功课好，而且体育又极其突出的关天池（原高六二四班，八百米北京市中学冠军，数学竞赛二等奖，干部子弟，党员），才是清华附中出尽风头的学生。现在官运亨通的统战部副部长刘延东则因为无干部子弟的跋扈气、听话肯干，风头虽然不如前者但也是清华附中大名鼎鼎的学生。而出身不好的郑光召（郑义）则由于体育文艺突出，竟然在清华附中独领风骚，无出其右者。这是他始终让干部子弟视为肉中刺的原因之一。
干部子弟，却又不是很高级别的干部子弟，在清华附中的平民环境中受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和束缚。
六五年秋天，北大附中宫小吉的文章已经在中学中传闻。而这一年十一月十日上海的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随之，报纸上开始了讨论。这时我同班的卜大华和邝桃生在课下也提出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参与这场讨论。与此同时，受上述影响，一个晚自习后，骆小海在教室后面的壁报上贴了一篇“造反精神万岁”的短文。
骆小海的这篇文章的意思和宫小吉的文章类似，是要造因循的老师和旧教育制度的反，无产阶级要占领教育阵地。这篇文章在教室后面的壁报上引起了一些讨论。并由此开始在卜大华、邝桃生和骆小海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圈子。那时在我们班，预（科）六五一班，分团委委员班长是王东岩，干部子弟，团支部书记杨荣杏（女）是工农子弟，都老实听话，是校领导的“红人”。而前述三人卜、骆、邝，两人出身中层干部，一位是革命军人，从人的本性上是属于不安分、性格活跃的人，应该说比某些校领导的红人有才气，但是，不幸的是他们走入的是卫道之路。
那时，我从来不参加班上的任何活动。高中的课程对我来说只要上课认真听半堂课就够了，我所有的时间都用在打乒乓球上，每天除了课余的五个小时外，甚至自习时间都是要么琢磨、闲谈体育，要么修理拍子。我不问也不懂政治，是一个喜爱恶作剧的顽童。所以骆小海的文章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重要的信息，只是觉得像是恶作剧卖弄小聪明的文章，不过是想出点风头而已。绝对没有想到这就是以后让毛泽东回信的影响全国的“无产阶级造反精神万岁”一文的前身。
四．红卫兵小组的形成
骆小海的小字报逐渐在班里形成了一个小圈子。当然，秉校领导意思的人，对这种自作聪明的“乱来”是不能苟同的。校领导也担心这种讨论产生动荡，带来更多的麻烦。所以小心翼翼地限制它。而宫小吉和骆小海们的不满，当然首先面对的就是学校和老师，以及受学校重用的学生。但是，我是班外的人，我的身心都在体育代表队。那时我是校乒乓球队队长，前后两位管理乒乓球队的体育老师都喜欢我，队友更戏称那位女体育老师乔淑荣是我的姐姐。乒乓球室的钥匙很长时间由我拿着。所以我必须早去，晚归。班里任何纷争，勾心斗角都没有我的事。我除了玩，还是玩。
在骆小海的小字报后，逐渐由《海瑞罢官》的讨论发展到批判“三家村”的运动。学校的政治课，墙报都逐渐换上了这些“大批判”。伴随着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骆小海们也调子越来越高，上纲上线，提高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上了。他们在那个时候已经从部队内部的宣传中感知到了林彪对毛泽东思想的吹捧，某些人并且已经骄傲地拥有了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因此，卜大华骆小海和邝桃生等人的调子中心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大旗，一切都必须符合毛泽东思想。批判“三家村”的中心任务就是无产阶级要占领史学阵地，教育阵地，要占领一切知识阵地，要驱除一切资产阶级知识份子。要用无产阶级和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知识和精神领域。比学校政治课和社会上一般的批判“三家村”的运动，他们的调子要高得多，他们“高”就“高”在上纲上线上。他们明显的内心冲动就是要看准风向，充当无产阶级专政的“刀锋”，争姚文元式的风头！
到了六六年三月，他们的调子已经和学校领导领导的对“三家村”的批判明显地区分出来，他们认为，学校领导是在假批判，真包庇。他们认为，“三家村”等黑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三家村”的黑市场。而“三家村”的黑市场就是那些资产阶级子弟，这些子弟和“三家村”产生强烈地共鸣，是“三家村”的社会基础。他们认为，自从六三年批判《北国江南》等电影以来的文化领域中的斗争，即在文化领域中的革命─文化革命，最重要的是搞人的思想革命化，铲除一切资产阶级滋生的土壤。而这土壤就是校领导包庇重用的出身非红五类的“白专”学生。
三月底、四月初，卜大华们斗争的矛头已经明显地指向了一般出身的学生，而校领导之所以使他们不满也不过是“重用”一般出身的子弟，使这些知识份子和平民子弟占了他们的位置，夺了他们的风头。其实所谓“重用”不过是没有把这些平民子弟“打入底层”，永世不得翻身。“天下是他们的天下，国家是他们的国家”，这就是成长起来的干部子弟的胸怀世界的抱负。后来，骆小海写的要“血染太平洋，头断华盛顿”的伟大抱负在六五年前后就开始形成了。
我承认，干部子弟比一般平民子弟要成熟的早，他们早就有政治上的抱负了，但是这种抱负是特权，是维护一小部分人的极权的“敏感”的抱负，是毛泽东、林彪在六十年代初期所营造的特殊的政治气氛下激发出来的。干部子弟的抱负实际上是对一般平民子弟抱负的压制和摧残。多年以后，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的某些人仍然津津乐道所谓红卫兵初期对抗校领导的“独立”思想抱负，这种留恋作为干部子弟也许有些“道理”，但作为平民子弟，听之任之，看不到其中的血和泪就可悲了。
在六十年代初期大的政治空气下，干部子弟占据了政治上的优势，对平民子弟和出身不好的人形成了一种压力，所以，天生就有奴颜媚骨的一般出身的人，在他们面前自然直不起腰来，阿谀他们，跟着他们跑。那时，哪一个出身不好的人没有原罪感呢！出身不好的人首先就要和自己的父母和家庭划清界限，深挖家庭对自己带来的坏影响，不同出身的子弟在不同的起点上，本身就已经意味着老子反动儿混蛋。在这种形势下，有些骨气和自尊的非红五类子弟能不积极跟着走就不错了，而那些不甘寂寞，想跳出底层，当二等人的出身不好的人，干部子弟虽然不把他们当人看待（至今仍然如此），但是也需要他们。这就是为什么在当年对联辩论中有人跳上台，大义凛然地宣称自己是混蛋，有人举鞭打死自己的父母的原因；这就是最初的红卫兵小组也有出身不好的人的原因。他们协助干部子弟取缔黑市，当然能起到很多干部子弟起不到的作用。我不排除他们之中很多人心里有“（对党的）真诚”，但是这种真诚不正是意味着人的尊严，人对自己的权利的意识和人格的丧失吗！
我所在的预六五一班，到了六六年三月底，四月初，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搞思想革命化，取缔资产阶级黑市的红卫兵小组已经成了雏型。这对所有不跟着他们跑的平民子弟，甚至其他红五类子弟构成了相当大的压力。而由于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占领一切“资产阶级的阵地”，凡不是他们当权的地方当然也就是非无产阶级的。班干部和班里的团干部，是他们目标之一，校领导作为这些人的后台，当然就成了他们的第一目标。然而，在这种对垒的形势下，校领导的红人─班干部，却是无能的，他们只会跟着“党”走，而不会如红卫兵小组的那种所谓“独立”的作战。于是，我们这些从不关心政治的人就逐渐走向了和红卫兵小组对抗的第一线。
（待续）
文章来源：《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