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连载】杨继绳《墓碑》（五十七）

【新唐人2014年1月24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二 苏联撕毁合同不是大饥荒的原因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十月三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致电周恩来总理兼外长，表示苏联政府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斯大林在世的时候，苏联对中国增强军事力量和经济建设提供了很多援助（如通过贷款方式为中国提供六十个师的装备）。但是，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使毛泽东不快，毛泽东只能忍气吞声，不便发作。斯大林去世后中苏关系出现了新的转机。赫鲁晓夫在新中国成立五周年时送给毛泽东的礼物：促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援华项目的签字，归还旅顺海军基地，出让中苏合股公司的苏方股份，增加援建重点工业项目和军事贷款，提供原子能反应堆和加速器等。约一万八千人次的苏联军事和技术专家来华工作。

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的主体是提供重点工业项目的整套设备和技术，据中方资料，整个五十 年代与苏联签订协定由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成套设备项目共计三百零四项，单独车间和装置六十四项。正是这些项目和设备，构成了中国工业化的基本框架。直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现代工业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领导层接连不断地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赫鲁晓夫为了战胜其政治对手，积极调整对华政策，一再讨好毛泽东。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二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批准了苏联高教部关于帮助中国进行和平利用原子能工作的提案：满足中国政府的请求，帮助在北京和兰州组织教学，培养原子能专家。这年十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北京西南远郊坨里地区兴建一座原子能科学研究基地（代号为六零一厂，一九五九年改称四零一所），并将苏联援建的反应堆和加速器安置在这个基地。以索洛诺夫和阿里柯谢夫为代表的苏联专家组与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一道，为基地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同年十二月，以诺维科夫教授为团长的苏联原子能科学家代表团访华，向中国赠送了一批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影片和书籍。苏联代表团还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报告会，讲授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各项问题。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周恩来与苏联代表团举行的会谈中，双方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原子能事业规划大纲(草案)》。苏联科学家主动表示，苏联准备给中国核工业建设以全面援助。

此后两年苏联的核援助进一步扩大。一九五六年四月七日中苏签署的协议规定，将铺设从哈萨克的阿克斗卡至兰州的铁路，以便向设在罗布泊的第一座核武器实验中心运送设备。同年八月十七日，中苏两国政府又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协定规定，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一批原子能工业项目和一批进行核科学技术研究用的实验室。在这一基础上，十一月十六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一次会议通过决定：设立第三机械工业部（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一日改名为二机部)，主管中国核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一九五七年三月，三机部制定了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求在一九六二年以前在中国建成一套完整的、小而全的核工业体系。一九五七年五月，著名的核物理专家沃尔比约夫率领十几位专家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此时已由中科院和三机部双重领导）工作。沃尔比约夫专家组最初的任务是培养研究浓缩铀和钚方面的中国专家，后来也负责指导反应堆的实验。由于苏联专家的帮助，实验性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相继建成，并从重水反应堆中获得了少量的钚。此外，通过教学和实验，还培养了一批中国科学技术人员。尽管以后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核援助，但上述援助为中国在一九六四年的第一颗原子弹打下了重要基础。（注十七）

中苏关系的破裂是逐渐演变的。

一九五六年二月四日至三月二十七日的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了斯大林，使毛泽东不快。《人民日报》接连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这两篇份量很重的文章，不点名地批评苏联二十大的作法。但中苏关系并未像外界估计的那样受到重要影响。一九五七年夏秋，苏共中央六月全会做出的谴责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持，赫鲁晓夫则立即同意全面向中国提供核武器的技术援助，中苏关系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日至二十日，毛泽东率领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在苏联进行了长达十八天的访问。毛泽东游说于东欧各党领导人之间，努力化解他们与苏共的矛盾，并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以苏联为首”。

一九五八年夏天，赫鲁晓夫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毛泽东提出与中国合作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这个提议触动了毛泽东敏感的神经，他在尤金面前大发雷霆。赫鲁晓夫不得不亲自到北京向毛泽东解释。毛不热情接待，反而穿着游泳裤与不会游泳的赫在中南海游泳池边会见。在会谈中，毛泽东拒绝了赫鲁晓夫在中国建“长波电台”和与中国搞“联合舰队”的提议。但中苏关系还是没有破裂。

一九五八年八月八日，中苏两国签订协议，决定苏联在技术上帮助中国建设和扩建冶金、化学、煤炭、机械制造、木材加工、建筑材料工业和电站，具体落实为建设和扩建四十七个工业企业。（注十八）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金门采取的军事行动引发了第二次台海危机。毛泽东事前有意向苏联隐瞒炮击金门的决定。毛泽东此举，一方面无视中苏同盟的存在，一方面又充分利用了存在的中苏同盟以要挟美国，这令赫鲁晓夫十分恼火。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第一枚苏制萨姆-十二地对空导弹运抵满洲里；前后共六套发射器、六十二 枚导弹运到北京四周的防地。苏方还派了专家及一个导弹营前来一对一地教练中国官兵。一九五九年十月七日，一架从台湾起飞的美制Ｕ-二 型高空侦察机在北京近郊通县上空被击落，使世界震惊。这是世界在实战中用导弹击落敌机的首例。那枚开创世界首例的导弹，正是苏联送的。（注十九）

苏共对中共搞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做法持批评态度，这使毛泽东十分不满。因此，中国就大张旗鼓地批判赫鲁晓夫的“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赫鲁晓夫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大庆，在这期间，他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就国际形势、对美政策、中国和印度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发生了争论。

大跃进、大炼钢铁、炮击金门，使赫鲁晓夫忧心忡忡。他更怕毛泽东得到核武器后在台湾海峡制造事端，把与中国结盟的苏联和与台湾签有共同防御条约的美国都牵进去，破坏苏联与美国搞缓和的战略。两党决裂势不可免。一九五九年六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一九五七年十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注二十）此时，中国的大饥荒已经出现了半年有余，显然这次合同的撕毁不是大饥荒的起因。何况苏联这次撕毁的是原子弹的协议，不影响农业生产，也不会影响工业。而与农业有关的苏联援建项目――洛阳拖拉机厂，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一日建成投产，达到了每五分十二秒生产一台拖拉机的设计水平。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李富春在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报告说，在“一五计划”中苏联援建的项目，在执行的过程中，由于若干项目合并建设，总数改变为一百六十六个。这些项目，在一九五九年以前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产的有一百一十三个。从一九五九年开始，除了已经签定协议的项目外，根据一九五八年八月八日和一九五九年二月七日中苏两国政府先后签订的两次协议，苏联还将帮助中国进行一百二十五个企业的建设。（注二十一）一九六零年三月，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在人大二届二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还说，苏联一九五九年继续给了我国巨大支援，对国民经济继续大跃进起了重大作用。（注二十二）

一九六零年二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这个会议要求华沙条约缔约国家支持苏联在裁军、禁止核武器方面的主张，支持苏联同美、英、法举行首脑会议的方针。中国代表团的发言唱了反调，并且在中国报刊上发表了这个发言。在会议结束后的招待会上，赫鲁晓夫喝了酒之后就开始骂人。他不指名地攻击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即二月六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波斯别洛夫和外长葛罗米柯向中国代表团宣读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口头通知，说中共的对外政策是冒险的，对内政策是主观唯心论；说中国代表团在这个会议上的发言是违背了共同制定的路线。一九六零年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对赫鲁晓夫进行反击，于是，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在一九六零年六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赫鲁晓夫对中国共产党发动了“突然袭击”，对中国的内外政策和毛泽东进行了激烈的攻击。中国共产党也作出了激烈的回应。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

一九六零年七月十六日，苏联政府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六百个合同（专家合同三百四十三个，科技合同二百五十七个），并通知中国政府，他们决定自一九六零年七月二十八日到九月一日，撤走在华专家一千三百九十名，并终止派遣专家九百多人。据中国官方宣传，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了图纸、计划和资料，并停止供应我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注二十三）

需要指出的是，苏联撕毁的是专家合同和科技合同，与农业无关，而且撕毁合同是在一九六零年下半年，此时大饥荒已经发生了一年有余。把中国的大饥荒归罪于苏联撕毁合同显然是违背事实的。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五日到十二月八日，刘少奇赴苏参加十月革命四十三周年庆典，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两国又签订了经济合作和科学技术合作的协定。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没有完全中断。一九六一年四月，中国外贸部长叶季壮率政府贸易代表团赴苏联商谈一九六一年中苏两国贸易问题，签订了中苏两国关于一九六一年货物交换议定书。这次会谈，还就处理一九六零年中苏贸易业务上的中国欠账问题达成了完满的协议，同时还商谈和签订了关于苏联借给中国糖的协定。叶季壮在苏联外贸部举行的宴会上讲话说：“由于我国最近连续两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一九六零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一九六一年许多商品不能出口或减少出口，给苏联造成一定的困难。但是，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苏联政府同意我们一九六零年贸易业务中的欠账在今后五年内分期偿还，并且不计利息。还提出不计利息现在借给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由中国以同等数量归还。我们认为，这些对于我们克服暂时困难来说，是重大的帮助和支持。我们永远珍视、并且衷心感谢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注二十四）

三 偿还苏联债务也不会产生大饥荒

苏联对中国的贷款数量其说不一，中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记载共有十一笔贷款，总额为五十六点七六亿旧卢布。（注二十五）原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著名经济学家М.И.斯拉德科夫斯基在《苏中经济贸易关系史（一九一七-一九七四）》一书中记载的贷款六笔，总额为十四点八六一亿新卢布（折合六十六点一一七亿旧卢布――一 个新卢布折合四点四五个旧卢布）。（注二十六）而吴冷西在他的《十年论战一九五六-一九六六――中苏关系回忆录》中转引一九六零年七月中旬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数字：斯大林时期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一百五十六项，赫鲁晓夫时期又增加了一百四十八项，共三百零四项。这些援助不是无偿的，共一百五十二亿卢布。到一九六零年，已经还了七十二亿卢布，还剩七十九亿卢布。（注二十七）北京大学沈志华教授利用中国和俄国两方面的档案文献和相关史料，对苏联一九五零年代援华的贷款数额、用途及其条件做了深入研究。他的结论是：一九五零年代苏联给中国的贷款应为十三笔，而不是十一笔，总金额大约是六十六亿旧卢布，而不是五十六点七六亿。中方少算的两笔贷款是忽略了一九五一年四月十日和九月十二日两笔追加的军事贷款，其原因可能是这两笔贷款没有签订协议，而只是斯大林与毛泽东在电报中商定的。（注二十八）

苏联向中国提供六十六亿旧卢布的贷款中，军事贷款总计六十二点八八亿卢布，占五十年代全部贷款的百分之九十五。其中，抗美援朝贷款在贷款总数中所占比例大约百分之四十八。经济贷款，如果不算一九六一年的三点二九六新卢布蔗糖贷款（合十四点六亿旧卢布），则不到三点三亿旧卢布。

【资料来源】沈志华：《关于一九五零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历史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二零零二年第三期

沈志华教授认为，传闻中所说的苏联在与中国关系恶化后曾追逼还债，他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却发现了苏联为缓解中国的饥荒提供的援助的资料。一九六一年三月为帮助中国解决饥荒问题，苏联提出以贷款方式向中国供应一百万吨小麦和五十万吨转口古巴蔗糖，但中国不要小麦，只接受了蔗糖的援助，这笔贷款为三点二九六亿新卢布。（注二十九）

按协议，这些债务应到一九六五年全部还清。到一九六四年，中国提前一年还清了五十年代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一九六五年十月以前又还清了蔗糖贷款和贸易欠款。至此，中国还清了所欠苏联的全部债务。

中国提前还清了的债务，并不是苏联逼债，而是毛泽东为了“争一口气”，主动提前还清的。吴冷西在他的书中回忆道：一九六零年七月十六日，苏联以中国不信任苏联专家、不尊重苏联专家建议以及向苏联专家散发反苏文章为由，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全部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毛泽东即于十八日在北戴河会议上大谈自力更生问题。虽然苏联照会并未提出还债问题，毛泽东却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清苏联欠账。周恩来把账算出来，说，按八十亿卢布计算（即前面说的七十九亿卢布），过去我们每年还五亿，照此算需十六年才能还清。如果按八亿计算，则要十年才能还清。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多了，要勒紧裤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政治局会议讨论后决定，要争取五年还清。于是，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注三十）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自豪地说：在经济困难时期，“我们不但没有借一文钱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基本还清了，我们欠苏联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点零六亿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点八九亿新卢布，剩下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布我们已向苏联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中的一部分来提前还清。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比这个时期偿还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注三十一）

这里引用的《人民日报》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只是摘要，没有发布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多少钱。在《政府工作报告》的全文中有这个数字：“不仅如此，这一期间我们还节衣缩食，拿出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预计到一九六四年年底，我国的对外援助共计支出人民币六十六点七亿元，其中一九六一-一九六四支出的为三十五点五亿元，占百分之五十三。”既然能够用“比偿还外债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小兄弟，说明偿还外债并没有构成重大负担，更说明偿还外债不是造成大饥荒的原因。

当年中国的援外是“无私”的。在大饥荒最为严重的一九六零年，国家成立了专门的机构从事援外，数额也在这一年激增。一九六零年十月，中国和朝鲜签署了贸易协定、延期还款换文、供应成套设备和提供技术援助的协定。朝鲜副首相李周渊感激地说：“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兄弟般的深情厚谊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援助，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金日成称赞说：“朝鲜七年计划的前期将有重点地发展手工业和轻工业，而中国援助的十八个工厂都是轻工业，这些工厂投产后帮助朝鲜解决了大问题。”（注三十二）中国帮助朝鲜建立轻工业的同时，自己的工业品极其匮乏，妇女连头发卡子都买不到。中国对外援助常常被送给那些生活水平远高于中国的国家，比如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在一九五八年就跟中国要了五十万卢布。一九六一年二月二日，中阿双方在北京根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予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贷款协定》的规定，进一步签订了几份议定书，并且交换了中国向阿尔巴尼亚供应粮食及其他主要食品的换文。根据上述议定书和换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对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建设化学、冶金、电力、建筑材料、轻工业等二十五个项目方面，提供成套设备和给予技术援助。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供应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拖拉机及其他农业机械、粮食和其他商品。（注三十三）

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中国援阿的化肥厂，年产二十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四百公斤，还远超过中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在阿方领导人看来，向中国伸手要援助，似乎理所当然。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当时阿共第二号人物）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注三十四）阿尔巴尼亚 驻华大使雷滋•马利列，在他的文章《我眼中的中国政要》里回忆说：一九六二年，他到中国要求粮食援助，找到外贸部部长李强，无果；后来还是找到刘少奇解决了问题。恰巧当时，缺粮食的中国向加拿大进口了大批小麦，几艘载满小麦的中国轮船正在大西洋驶往中国，接到中央的命令后，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国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注三十五）

中国政府一方面花很多钱支援“小兄弟”，另一方面把大量的“黄油”变成了“大炮”。在大饥荒年间，中国的国防费用比偿还外债的钱高出很多倍。这也说明还债不是造成大饥荒的原因。

【资料来源】 历年国家财政决算报告和《中国财政统计：一九五零-一九九一》（财政部综合计划司编，北京，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二）

【注】中国很多武器是通过“军工动员”的方式由民用工厂生产的。当时各省市都设有“国防工业办公室”，负责“军工动员”任务的落实。此外，一些重要的军事科研项目由非军事研究单位承担，很多普通院校承担了军事院校的科研项目和培养人才的任务。“两弹一星”中的大部分消耗不是来自国防经费。所以，表中的“国防费用”低于实际国防费用。

表十五•五中的外援数字低于周恩来报告中的六十六点七亿元，可能不包括援外物资。表十五•五中可以得知，从一九六零年到一九六二年，偿还外债总额为十九点七三亿元。此数不仅是还苏联的债，还包括偿还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欠账。同期外援数十七点三六亿元（可能不包括援外物资）仅多出二点三七亿元；相当于同期国防费用一百六十四点九亿的百分之十一点九六。如果偿还外债真的不堪重负，影响到食品供应，只要把“大炮”中分出一点点资金变成“黄油”就行了。

注解：

[注十七] 沈志华：《援助与控制：一九五零年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历史研究》二零零四年第三期。

[注十八] 新华社新闻稿，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二日。新华社国内资料组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一九四九-一九八零）》，北京，新华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第五一八-五一九页。

[注十九] 沈志华：《援助与控制：一九五零年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历史研究》二零零四年第三期。

[注二十] 《解放军报》，一九八一年八月十三日。

[注二十一] 李富春：《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注二十二] 李富春：《关于一九六零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一九六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注二十三] 《解放军报》，一九八一年八月十三日。

[注二十四] 《叶季壮在苏联外贸部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新华社通稿，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一年四月十日。

[注二十五]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一九五七-一九六九）》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二五七-二五八页。

[注二十六] 转引自沈志华：：《关于一九五零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历史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二零零二年第三期。

[注二十七] 吴冷西：《十年论战一九五六-一九六六——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二三六页。

[注二十八] 沈志华：《关于一九五零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历史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二零零二年第三期。

[注二十九] 同上。

[注三十] 吴冷西：《十年论战一九五六-一九六六——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三三六-三三七页。

[注三十一] 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注三十二] 沈志华：《“唇齿相依”还是“政治联姻”？——中朝同盟的建立及其延续》。

[注三十三]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经济代表团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经济代表团会谈的新闻公报》，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注三十四] 原《耿飙回忆录》本书选自一九九八年四月《新华文摘》。

[注三十五] （阿尔巴尼亚）雷滋•马利列：《我眼中的中国政要们》，王洪起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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