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22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四 高级干部特需供应
和农村基层干部多吃多占不同，城市里的高级干部和著名高级知识分子，却有合法的特殊照顾。能受到照顾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是知识分子中的极少数，受惠最多的还是高级干部。高级干部在照顾高级知识分子的名义下享受特需供应。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在一九六零年七月三十日拟订的《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注十三），中共中央在文件中指出：“中央认为，这个报告中提出的方案和意见，原则上也适用于全国各地区，现把它摘要转发，希望各地参照执行。”中共中央在转发时，把齐燕铭报告中的“在副食品方面给予照顾”几个字改为“特需供应”，从此“特需供应”成了一个神秘而令人妒羡的词语。齐燕铭报告的内容摘要如下：
特殊供应办法，分为以下三类（自十一月起根据中央指示，党内以下标准再减半，纸烟不减）：
第一类，副委员长、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供应标准是：每户每天肉一斤，每月鸡蛋六斤，白糖二斤，甲级烟两条。
第二类，人大、政协在京的常委，国务院各部委正、副部长，正、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人大、政协的副秘书长，各民主党派中央的主席、副主席，在京的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一级人员，以及党政群同上述职务相当而名义不同或工资级别在七级以上的其他人员，供应标准是：每人每月肉四斤，白糖二斤，甲级烟两条，鸡蛋三斤。
第三类，全国人大在京的党外代表和全国政协在京的党外委员，国务院各部委党的正、副司局长和党外的国务院参事，各民主党派在京的中央常委，在京的党内外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二、三级人员，以及党政群同上述职务相当而名义不同或工资级别在十一级以上的其他人员，供应标准是：每人每月肉二斤，白糖一斤，甲级烟两条，鸡蛋二斤。
根据上述规定，应当确定第二类和第三类照顾人员名单，各部门应分别报经国家机关党委、中直党委审查送国务院批准后，按照名单供应。
中共中央在批转这个报告的按语中还有有这样一段话：“实行副食品特需供应的照顾面，对党外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可以稍宽，对党内干部必须从严。不宜不分党内外，笼统地规定某一级以上的干部一律享受特需供应。坚持这一条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为了便于团结、教育和改造党外人士，在生活上多照顾他们一点，群众是不会有多少意见的。但是，对党内的照顾面如果规定得过宽，或者虽有比较适当的规定，而控制不严，听任某些干部在规定之外利用职权或‘走后门’来取得额外供应，不作严肃处理，其后果就很严重。”
中共中央这个批语是很清醒的，反映了执政党对自己的严格要求。由于没有制度性的制约，执行过程中全凭干部的自觉。好干部一般能严格要求自己，尽可能与人民同甘共苦，但不是多数干部能身体力行。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又发了一个关于“特需供应”的文件。（注十四）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北京市即可照此办理。各省、市、自治区可以参照这一办法执行。”国务院财贸办和北京市委的的报告中规定：
一、对于下列人员，除按照居民定量供应以外，每人每月再供应糖一斤，大豆三斤。
科学研究机关九级至八级研究人员；工程技术界十级至八级工程技术人员；医务界十二级至九级医务人员；出版界九级至八级编辑人员；新闻界十三级至十级编辑、记者；文艺界十一级至九级文艺工作人员；高等学校九级至八级教学人员；中等专业学校七级至五级教学人员；中等学校四级至三级教学人员；小学一级教学人员；党、政、群、厂、矿、企业、学校十七级至十四级行政干部。
二、对于下列人员，除按照居民定量供应以外，每人每月再供应肉二斤，鸡蛋二斤，糖一斤，大豆三斤，纸烟二条。科学研究机关七级至三级研究人员；工程技术界七级至三级工程技术人员；医务界八级至三级医务人员；出版界七级至三级编辑人员；新闻界九级至四级编辑、记者；文艺界八级至三级文艺工作人员；高等学校七级至三级教学人员；中等专业学校四级以上教学人员；中等学校二级以上教学人员；全国人大在京代表；全国政协在京委员；国务院各部委正副司局长，国务院参事；民主党派在京常委；党、政、群、厂、矿、企业、学校同上述行政职务相当而又名义不同，或者行政级别在十三级以上的其它人员。
三、对于下列人员，除按照居民定量供应以外，每人每月再供应肉四斤，鸡蛋三斤，糖二斤，大豆五斤，甲级烟二条。
科学研究机关一级、二级研究人员；工程技术界一级、二级工程技术人员；医务界一级、二级医务人员；出版界一级、二级编辑人员；新闻界一级至三级编辑人员；文艺界一级、二级文艺工作人员；高等学校一级、二级教学人员；全国人大、政协在京常委；国务院各部、委正副部长、正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全国人大、政协副秘书长；民主党派中央主席、副主席；党、政、群、厂、矿、企业、学校同上述行政职务相当而又名义不同，或者行政级别在七级以上的其他人员。
实行本办法后，中央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九日发字九二七号文件中第二类和第三类供应人员，即改按上述标准供应。该指示中第一类人员除按原定标准供应以外，每人每月增加供应大豆五斤。
一九六一年这个规定除了照顾面更宽以外，对高级干部增加了五斤大豆。这次没有提党内严党外宽的原则。
有了特需供应人员，随之就出现了特需供应商店。特需供应商店秘密而神秘，一般百姓只知道其存在，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掌握特需商品的人，也享受到特殊利益。这种特需供应商店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前，成为中国特权阶层的象征，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对象和批判对象。
由于市场上没有食品供应，餐馆几乎停业，仅靠这些特需供应，也难解决食品的不足。何况在一个家庭中能够享受这种特殊待遇的通常只有一个人。一个人的四斤肉，也难以维持全家人一个月的生活。所以，即使享受这种特殊照顾，生活水平还是大幅度下降。一九六零年，卫生部和中国科学院等单位，曾对在京的一部分著名专家的健康状况进行了一次重点调查。这次调查了一百二十三人，其中教授有冯友兰、朱光潜、冯定等三十三人，医生有黄家驷、林巧稚、吴英恺、黄宛等五十二人，科学家有华罗庚、钱崇澍、陈焕镛等二十五人，作家艺术家有欧阳予倩、戴爱莲、马思聪、刘开渠、叶浅予等十三人。这些人当时是中国知识界的顶尖人物，知名度非常高。调查结果是，这些顶尖人物的健康状况也不怎么好，体重普遍下降，体质减弱，疾病增加。这一百二十三人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体质减弱，但健康状况还比较正常的三十四人，占被调查者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八；体重下降较多，大部分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病，基本上能坚持工作的有四十九人，占被调查者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体重下降突出，并患有严重疾病，已经全休或半休的三十三人，因工作不能离开勉强工作的七人，共占被调查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二。（注十五）
在一些中等城市，有意放宽特需供应面，使更多的干部得到好处。一九六零年十月七日，邯郸市轻工业局干部石旭东向中央写信反映了这一问题。信中说：“上级号召不吃肉以后，我们就一点也不吃了，可是特需供应的肉比我们过去大家吃的肉还要多（全市平均每人每月三两）。”“ 中秋节，全市干部市民和工人连个月饼渣子也没吃到，而领导干部们却每人发二斤。”“ 邯郸市里的食品商店都成了特需供应商店，群众很有意见。走进商店一看，什么都有，但什么都要特供证。老百姓看到那么多好吃的，一问即说是供应领导干部的，怎么能没有意见呢？（注十六）
五 几类社会群体的生活状况
在城市，不同社会群体的人饥饿程度不同。饥饿最严重的是在街道工厂工作普通市民、政治上受到打击又不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小知识分子。在校大学生的状况比普通居民要好一些。
大中学生的生活
城镇里的中学生也吃不饱。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零年，我最后一年的中学生活是在饥饿中渡过的。当时正是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学生几乎每天都要参加劳动：到农村割麦，到工地挑沙，到码头挑煤。兴修水利、开荒种粮，中学生也是廉价劳动力。大、中学生的粮食定量虽然是三十一斤，但副食供应很差，肚子里没有油水，再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热量入不敷出，整天饥肠辘辘。食堂用瓦罐蒸饭，一个人一个瓦罐，四 两米蒸出来的饭几口就吃完了。学校用槐树花等代食品混在米里一起蒸。老师的定量比学生低几斤，他们饿得更厉害。我记得一位姓叶的历史老师，在饥饿难耐的情况下，在学校的菜园里拔了一棵菜，恰好被姓胡的一位同学碰见了。叶老师扑通一下跪在胡同学面前磕头如捣蒜，求胡同学不要告诉别人。结果还是被学校知道了，叶老师受了处分。
大饥荒时期的清华大学，条件比中学好一些。每月定量三十一斤左右。女同学比男同学低一些。每人每月发一个硬纸片做的“定量卡”，定量卡上有九十个小格（大月则是九十三个小格），每顿饭一个小格。把全月的定量分配在每一小格中。吃一顿饭，划一小格，多吃是不行的。卖饭处专有一个人“划卡”。尽管定量有三十一斤，但由于副食品少，每到第四节课，肚子里就咕咕作响。我班一个同学，平时表现很好，还是团支部宣传委员。有一次吃饭时，划卡的同学还没划卡，他拿了一个窝窝头就离开了。不一会儿，划卡同学赶上来查看他的饭卡，果然没有划。这事闹到系里，让团支部开会批评，还撤销了团支部宣传委员的职务。这件事给他留下了很大的精神创伤。八十年代，他担任一家大公司的领导。我们老同学去看他，他请我们吃了一顿极为丰盛的饭，饭桌上盘子摞盘子，怎么吃也吃不完。我们都理解这丰盛背后表达的含义，但谁也没有说出口。当时北京的大学生每人每月在粮食定量以外还供应半斤糕点，凭“糕点票”供应。这半斤糕点的美味，至今还给我留下深深的回忆。
由于营养不良，一些同学患上了“甲肝”病，个别也有浮肿的。一九六零年，清华大学有一个代号为四百八十八的科研项目（为保密起见，当时清华的科研项目都有代号），实际是培植小球藻。当时说小球藻营养价值如何如何高，我们期待着这种营养品以补营养不足。有一天，系里通知今天午饭里有小球藻，但要对外国留学生保密。我们心里暗暗高兴，吃饭时才发现，只是窝窝头里有一点点绿色，吃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同的味道。可能是小球藻放得太少了。
老师的粮食定量比学生要低一些，饥饿比我们严重。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班在北院平房教室（这片教室八十年代就拆了）上数学辅导课，上课的是一位又黑又瘦的四川老师。在课间休息时，他到北院的小河边拔了一把野菜放在讲坛的抽屉里，我们发现了，他不好意思地说：“这可以做馅饼。”
清华大学是中国有名的高等学府，这里供应情况应当是较好的。
高级干家庭的生活
韦君宜是一位著名作家，当时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她的丈夫杨述，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这是一个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结合的家庭。韦君宜用作家的文笔记录下了他们的生活状况：
我是一九五九年从农村归来，又随即下放到北京郊区长辛店二七机车厂的。在长辛店这年的后半年，我们已经从自己的餐桌上发现了问题。一开始，工厂还有小卖部、食堂，后来就取消了。工厂对门的小饭馆，起初也还有肉菜，后来越变越差。夏天杨述带孩子们到工厂来找我，过星期天，我还能请他们在厂外小饭馆吃饺子。可是到了冬天，北京已经买什么都困难了。长辛店稍稍好一丁点儿，我记得星期六回家以前到街上买到一块熟牛肉和半个冬瓜带回家。家里的保姆和孩子们高兴异常，因为在城里已经买不到这样并非高贵的食物了。
这样情况，叫我回到城里怎能说好话呢？而且，城里情形也并不更好些。食物匮乏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肉已断档，鲜菜也没有了。有一阶段，我们家每天吃的是白米加白薯煮的饭，菜是腌菜叶，稍炒一炒。这种生活，曾使过去在我娘家待过多年的老保姆贵芳对我的孩子们感叹道：“唉！你们真命苦。这么小,吃这种东西！你们的妈小时吃的什么呀!”她这话作为“新旧对比”，那简直得说反动。
这时候，饭馆差不多都快关门了。孩子总嘴馋，有一次女儿缠着我：“妈妈带我去吃饭馆。”杨述这人爱吃饭馆，以前常带他们去的，这时也没办法了。我看孩子可怜，就答应：“好。”带着她，母女两人走到离家很近的一家高级饭庄－－新侨饭店对外餐厅。其实我也不知道这里在这种年代卖些什么，以为总还能吃到些好的。可是跨进去一看，唉！只有一盆蛋炒饭放在柜台上，来就餐的人每人给盛一碗就是了。但是，无论如何还是比煮白薯加咸菜好一点，我就让小孩享受了一顿非同寻常的蛋炒饭。
状况越来越坏了。北京郊区已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城里人也出现了浮肿。我的婶娘双膝以下都肿了。人的肚子无法用气吹起来，批判也不管事。于是各种办法都出来了：提倡“再生菜”，就是把吃剩的白菜根用土埋在盆里，让它再长出几个叶子，可以吃；机关做“小球藻”，就是把池子里的绿色漂浮物捞起来培养，也吃，据说有蛋白质。这时我们还得去农村劳动，有一次在东郊平房村，劳动完毕，大家都去摘野生的马齿苋。我也摘了一大书包，拿回来煮着吃。没有了肉，保姆张文英想尽办法，她买些田鸡来杀了吃，还有一回，买来一只很漂亮的白兔。大儿子那时才几岁，天天和这兔子玩。有一天他从幼儿园回来忽然不见了兔子，问张文英。张文英说：“用开水烫杀了给你吃。”孩子还哭了一场，哀悼他的兔子。
但是就这样也不行啊。于是最后陈云想出了办法，把各饭店宾馆的库存一概挖出，在街上出售。一个菜好几元。我记得我去百货大楼点心柜台去看过，替孩子们买了一块巧克力蛋糕。不是整的，只是一个角要两元。拿回来孩子们一个人掰一块，连说：“真好吃啊！真好吃啊！”还有一回，全家八口去东兴楼饭馆开斋，专拣便宜的菜要，其实不过是很普通的炒肉片之类，一餐就共花了四十多元。我们号称高工资，一餐花掉一月工资的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如何能够常吃？一个月吃个一顿两顿，不过给孩子们清汤寡水的肚子加一点油而已。
后来，中央终于决定实行干部食物补贴。大概因为有些年老的民主人士吃不消这样的苦，有的已经病倒了。补贴办法是十七级以上的每人每月糖一斤、豆一斤，十三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二斤、蛋二斤，九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四斤、蛋二斤。这样，我家每月有六斤肉了。可是我家人口连保姆是八口，六斤肉实际上只够每星期炒着吃两次，炖着吃还不够。但是，比一般人自然还是高级多了。老百姓恨极了，北京市便出现了讽刺的民谣：“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食堂。食堂没有高级饭，气得老头上医院。医院没有高级药，气得老头去上吊。上吊没有高级绳，气得老头肚子疼。”老百姓愤懑的情绪自然地集中于这些高级人物，当然包括我在内。其实，不是吃这六斤肉有罪，而是让老百姓挨饿有罪。
一切能进口入肚的东西都想绝了。我有个妹夫李××，当时任市政府副秘书长。他们竟想出一个奇特的办法，想到厕所里的蛆是动物，有蛋白质，竟把蛆捞出来洗干净，试图做熟了吃，考虑推广。李××秘密地告诉我们，说他本人就亲口试尝过这种异味。我听了，不由得立即想到：尽管党的某些领导干了那样对不起人民的事，但是共产党还是有许多干部，为了党，为了人民，是什么苦都肯吃的啊！（注十七）
一般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
新华社高级记者崔济哲的父亲崔柏森是一位微生物专家，一九六一年任第一轻工业部发酵研究所副所长兼总工程师。就是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也经历了饥饿的折磨。崔济哲在他的著作中，以富有感情的细腻笔文字，记录了当时的情况：
一九六一年，人们已经饥饿到了顶点，我们家吃过米糠窝窝，野菜粥，榆树叶团子；有一次，父亲不知从哪里弄回些酒糟，我家吃了几天酒糟窝窝头。能吃的吃了，大家还都感到饿，天天饿得前心贴后背。那时候感到人生最大的奢望就是能吃饱，吃什么都行，只要能吃饱就是神仙。
有一天，我听到父母在吵架，准确地说是似乎是母亲在和父亲吵。母亲在低低地哭泣，在数落父亲：你每天吃饭，就只扒拉两口，光喝白水，能行吗？你这么高的个子，这么大的人，办公室老孙跟我说，你几次头昏得差点支持不住。父亲说话低沉缓慢：你不也把那几口饭尽量剩给孩子们啦。哲儿他们是男孩子，运动量大，正在长身体，我们少吃口也到不了哪去。再说，你也不能这么刻薄自己，瞒过别人还能瞒我，你也浮肿得快到膝盖啦！母亲抽泣着说，你看看你浮肿成什么样子了？小腿上一按一个深坑，蹲下都不敢马上站起来。老人们说，男怕穿鞋，女怕戴帽。你浮肿的都快到膝盖了！听说现在医院里一看你们男的肿过膝盖的连收都不收，叫回家等着……母亲深深地抽泣，沉重地呜咽。
我只感到两行热泪顺着眼角流下去。
从那以后，每天下午我和弟弟都背上破篓子上六里屯农村或鬼子坟地去撸榆树叶或挖野菜。那时因饥饿，学校已经不得不改成半部制了。母亲准备了两个大盆，我们弄回的树叶野菜洗干净，用热水焯了就放在盆里泡，把那些苦涩的叶子汁都发出来。有时候星期天，母亲会和我们一起去野地里，她指挥我们捉蝗虫，挖地老虎，蝼蛄。有时候，累得母亲脸色铁青吐绿水。但每捉住一只大蚂蚱她都很高兴。母亲告诉我们，她在北师大念书时曾专门旁听营养专业的课，这些活动物都是人体需要的高蛋白，一个大蚂蚱就相当于一个鸡蛋。在这方面你爸爸胆子特别小，他最见不得这些小昆虫，我们就瞒着他。把它们剁成馅和树叶野菜包在一起，作上记号，到时让他不知不觉地吃进去。母亲想得真细啊。好几次我把作了记号的菜团子也给母亲递过去，母亲总是笑着不接，说我又不是够不到，拿起的是一个没有记号的菜团子。（注十八）
核武器研究人员的生活
参加第一颗原子弹研究试验的张开善写道：
我国原子弹正式起步研究制是一九五九年下半年。这正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定量供应，副食品短缺。核武器研究院的广大科技人员，同样渡过了每天挨饿、身体浮肿的艰苦时期。
科研人员每天在食堂吃不饱，但回到研究室立刻开展工作。两个小时后，肚子抗议了，于是有人拿出酱油瓶冲一杯汤；有人挖出一勺古巴黄色糖冲一杯糖水；还有人拿出伊拉克蜜枣，含到嘴里。“加餐”后立即又埋头工作，就这样坚持到下班。大家自我鼓励和互相鼓励：喝一杯酱油汤或糖水，应坚持工作一小时以上；吃一颗伊拉克蜜枣，应坚持工作一个半小时以上。
我国的两弹元勋邓稼先，当时是院理论部主任，他的岳父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德珩，有时支援他一点粮票。他拿这点粮票作为奖励。谁的理论计算又快又好，他就奖励谁几两粮票。
核研究院副院长、著名核物理学家朱光亚，从长城外爆炸物理现场回来，途中买一点青色的杏子，回到院里送几个给我。因快下班了，正是饥饿的时候，我既没有洗手，也没有洗杏，马上送到嘴里，是苦是酸是涩，也未来得及感觉，但觉得有了点力气，就继续加了一会儿班。看着窗外还未落山的太阳，说了一句：“光亚司令今天真是雪中送炭。”
远在新疆的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百万大军在那里从事科研工作和基建工程，在那大戈壁里，条件本来就很苦，在那三年最困难的时候，曾经断炊。罗布泊本来植物稀少，可以吃的如榆树叶、沙枣树籽，甚至骆驼草，都被他们拿来充饥了。当时的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元帅不得不向内地求援：“我以革命的名义向大家募捐，请求你们立即搞一点粮食和副食支援我们的试验基地吧，我们的科技人员太苦了，他们能不能活下来，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注十九）
六 关于“毛泽东不吃肉”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些出版物中，一再宣传毛泽东在困难时期不吃肉。二零零二年夏天，曾任李先念秘书的李成瑞告诉本书作者，李先念真有一段时间不吃肉。二零零二年底，我在吉林省一个资料室发现一个资料，这是商业部副部长牛佩琮给吉林省主管财贸的副书记栗又文的一个电话记录。电话记录如下：
栗又文同志：
先念同志通知，为了坚决保证完成今年猪肉出口计划，中央开会已决定不吃肉了，并且已从前天开始执行，中央对此决心很大，先念同志指示将以上情况转告各省财贸负责同志，现在中央财贸各部已从六月十五日起，开始不吃肉了，特告，供参考。
牛佩琮
一九六零年六月十五日上午电话通知
李先念和中央财贸各部不吃肉是受了毛泽东的影响。看到毛泽东和老百姓同甘共苦，不吃肉的消息，我曾经十分感动。毛泽东能够以身作则，值得敬佩。但是，近年不断批露的资料，却是另外一种情况。毛泽东是有一段时间不吃肉，吃什么？他的私人厨师回忆道：
记得一九六零年的十月，北京已是寒冷的初冬了。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周总理提出中央带头“以素代荤”……
毛主席自己吃的也是“以素代荤”。当时北京没什么蔬菜，只有大白菜。一天，服务科科长问我：“上海有什么北京没有的菜？特别是可以根据北京的条件自己做的素菜？”我说：“有的。如大力油面筋、烤麸、素鸡等，都是北京没有的。”他又问：“你会做吗？”我说：“可以做做。”第二天，汪东兴（当时的中央警卫局局长兼一组组长）和服务科科长找我，让我到一组去烧菜。那时的一组就是毛主席，二组是刘少奇，三组是周恩来，四组是朱德，五组是彭真，六组是邓小平，七组是林彪。就这样，我开始到毛主席家烧菜，做上海素菜，做油面筋、烤麸、素火腿、素鸭，做着做着，我就留在毛主席家了。原来的厨师调走了，我就成了毛主席的私人厨师，一做就做了五年，一直做到“文革”开始……毛主席“以素代荤”一直吃到一九六一年底。（注二十）
这些名为油面筋、烤麸、素火腿、素鸡的上海素菜，基本上是豆制品，要达到较好的烹调效果，必须使用较多的植物油。这样一来，无论是脂肪还是蛋白质，都是十分丰富的，其成本也不比肉低。汪东兴担任顾问的《毛泽东遗物事典》收了一份一九六一年四月厨师为毛泽东制定的西餐菜谱，其中各式风味的鱼虾共有十七种，这里不妨抄录一下：
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 （注二十一）
延安时代以来的见证人、党史专家何方在他的书中写道：
关于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有几个月不吃肉被宣传得神乎其神。事实是，医生鉴于猪肉胆固醇含量高，建议他改吃牛羊肉。而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一度喜欢吃西餐。所以，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他订制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汤十六七种。（注二十二）
何方这段引文中注明，他这段资料来自《毛泽东生活档案》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七零一页。
看来，“毛泽东不吃肉”主要是造神者的宣传。即使毛泽东一段时间不吃肉，也不足以证明毛泽东与民共苦。一九五九年，各省、市为毛泽东（许多地方还加上政治局常委）大造别墅。除省、市首府以外，一些中等城市也竞相效尤。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古今中外少有。如湖南的’蓉园’，四川的“金牛坝宾馆”，湖北的“东湖宾馆”，江苏的“紫金山宾馆”，山东的“南郊宾馆”，杭州的“刘庄宾馆”和“汪庄宾馆”，上海的“西郊宾馆”等等，都是在一九六零年前后建造的。这些“行宫”极尽奢华，气派非凡，有些地方的装修标准竟在北京钓鱼台宾馆之上。在国家极端困难时期，耗费了大量财富。和这些巨额投资相比，少吃一顿肉算什么？
天津迎宾馆位于天津河西区，园中的主建筑为四座别墅，据说分别为毛、刘、周、朱提供的。这四座别墅，建筑的规模，豪华的程度，内部的陈设，呈梯形的差别，绝不雷同。令人惊叹等级之森严。毛泽东家乡那个投资巨大的“滴水洞”，在毛泽东的老家韶山冲西南约五公里，在他家的祖居附近。毛泽东的曾祖父母、祖父母等先人安葬于此。毛泽东自己说：“这是个好地方，小时候我在这里放过牛，打过柴，割过草，和小伙伴们打过架”。一九五九年六月，毛泽东回故乡时，对随同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小舟，这个地方很安静，我退休后，你在这个地方搭个茅棚给我住好吗？其它领导来休息一下也可以嘛！”（注二十三）一个多月已后的庐上山会议，周小舟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他没有机会实现毛泽东的这个要求。一九六零年五月，毛泽东在湖南又同新任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谈起这件事。张平化很快拍板在这里大兴土木，代号为“二零三工程”，迁出了在这里居住的农民，整个滴水洞地区封锁保密。参照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房式样，再吸取苏联建筑保暖防寒的优点，修建了以三座大楼为主体的建筑群，毛泽东住的那栋楼有主房、副房、会议室、餐厅、娱乐室等，同时还修通了韶山冲到滴水洞的公路。整个工程历时两年，一九六二年竣工。在建设期间，正是全国饿死人最多的时候。韶山原东郊公社（后改为龙洞公社），一九五八年十月到一九六一年三月，三个大队死亡七百零七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三点五。陈赓公社的楠香和石匠两个大队死亡率都在百分之二十左右。全县约死三万人。（注二十四）
我们还从茅台酒的生产 可以看出“毛泽东不吃肉”的虚伪。
一九五八年三月的成都会议上，有天晚饭后，贵州省委书记周林同毛泽东散步，毛泽东叫周林回去把茅台酒搞成年产万吨，保证质量。周林回去后对茅台酒厂下达指示说：“要保证茅台酒的生产，既要抓钢铁生产，又要抓茅台酒的生产”，“对于你们来说，钢铁是元帅，茅台酒是皇上”。于是，贵州省各级政府积极调粮支持酒厂“献礼工程”，使一九五九、一九六零年茅台酒的产量分别达到八百二十吨、九百一十二吨，真正实现了产量的大跃进。一九五九、一九六零、一九六一三年，茅台酒合计产量为二千零七十九吨。其中，出口一百三十九点八六吨，其余都被国内高级干部消费。生产一斤酒，需要耗费粮食五斤，二千零七十九吨茅台酒，耗去原粮约一点零四万吨。
茅台酒的产地为仁怀县，当时有二十万左右农民，年人均统计数字上的分配粮食为三百斤左右（包括种子、饲料）。如果把生产茅台酒的粮食用来救济，每个人可平均分得一百斤左右。换言之，二千零七十九吨茅台酒约等于二十万人三个月的口粮，再配些野菜、树皮之类，估计熬过最危险的春荒没有什么问题。然而，怀仁县却饿死了不少人，有更多的人因饥饿而浮肿。
一九六零年，茅台酒原料告急，厂领导向上级呼吁，贵州从全省各地调集原粮支援。各地调粮数据为：遵义地区十一万斤、毕节地区二十九万斤、铜仁地区十万斤、黔东南地区十二万斤、贵阳市七万斤、湄潭县一万斤、习水县十万斤、桐梓县十万斤、正安县一万斤、赤水县四万斤、务川县一万斤息烽县一万斤、仁怀县二十万斤，共计一百一十七万斤。这样还不够，中央粮食部又从四川省江津县调来七十万斤，才保证当年生产出九百一十二吨茅台酒。饥荒年代的这个单年生产记录，直到改革开放的一九七九年才被超过。（注二十五）
担任过仁怀政协副主席的周梦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建国前，当地遇上旱涝灾害，粮食减产，米珠薪桂，为了民食，政府下令全县严禁煮酒熬糖，禁令森严，就是下了窑的沙，也不准翻烤，已烤成的酒不许出售。禁期有时长达一年。而在饿殍遍地的大饥荒年代，茅台酒却创造历史最高记录。（注二十六）
注解：
[注十三] 《中央关于转发齐燕铭同志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特需供应的报告的指示》，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六零]九二七号。
[注十四] 《中央批转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北京市委“关于在北京的高级知识分子和一部分负责干部副食品供应问题的请示“》，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六一]七八四号。
[注十五] 罗平汉：《“三年困难时期“的知识分子》，载《炎黄春秋》二零零五年第四期。
[注十六] 中共河北省委文件 [六零] 六一九号：《河北省委批发石旭东同志反映邯郸市特需供应问题的意见》。
[注十七] 韦君宜 ：《思痛录》第六章：《“反右倾运动“是反谁》，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三八零页。
[注十八] 崔济哲：《清唱》，北京，新华出版社，二零零三年，第四零-四二页。
[注十九] 张开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十大要闻》，载《炎黄春秋》二零零四年第六期。
[注二十] 苏林达口述，赵光整理：《我给毛主席当厨师》，第一次发表在何处不详，网上广为传播。
[注二十一] 顾钧：《中国人初尝西餐》，《中华读书报》，二零零零年五月二十四日。
[注二十二] 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上册，香港，利文出版社，二零零五年，第一零一页。
[注二十三] 本书作者一九九五年参观滴水洞时，摘抄那里介绍滴水洞的资料，讲解员也讲了这一情况。
[注二十四] 胡乔木一九六一年四月十四日给毛泽东的信，《中央转发主席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六一]三二三号卯。
[注二十五] 帅好：〈以酒为天：中国大饥荒中的茅台酒纪事〉，网路版。
[注二十六] 周梦生〈茅台酒厂今昔见闻〉，载《仁怀文史资料》第六辑 ，第七十五、七十六页。政协仁怀市委员会编，证号：黔刊字H-零零四二。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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