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21日讯】今年2月6号是中国民主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5周年纪念日，欧洲民运团体将举办相关的一些纪念活动。值此纪念之际，民主党的朋友要我就中国政治反对派的组党运动及其发展状况谈谈一点个人的看法。严格地讲，我对中国民主党等政治反对党的状况不甚了解，受命之后临时收集了一些资料和结合自己的一些观察，仅想从政党政治学的某些角度和观点来对中国反对党或在野‘政党’的产生与发展、所处的环境与条件、组织结构、运作机制、功能与作用等做一个简要的分析。虽然，长期来，在海外媒体不断有关于中国政治反对党的一些报导和分析，但大多不是从某个学术专业的角度去分析，而多是一般化或泛泛地就事论事（或者，要么大骂一通，要么赞美之声不绝）。当然，我在这里也谈不上对中国政治反对党做一个全面和系统的学术分析或研究，而只是尝试着从政治学的视角来讨论和回答如下的一些问题：中国民主运动和政治反对党面临着哪些问题和障碍？中国政治反对派在大陆公开组党有多大意义和能起什么样的作用？中国政治反对党从组建到现在积累了那些重要的经验和教训？它们怎样才能克服自身面临的诸多问题和局限，如成员素质、组织结构、运作方式、生存环境和资源等问题，从而突破中共一党专制的瓶颈？
中国民运和反对党所面临的问题
中国反对党或在野的政党（如民主党和自民党等）属于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一部分，所以在讨论它们之前，需要先对中国（特别是海外的）民运的现状做一个基本的分析。据我所掌握的材料和观察来看，目前中国民运的发展状况和问题大致可以描绘如下：组织林立，相互间在纲领、策略、组织和运作方式等方面区别不大，纪律涣散或不严明，成员或党员人数不多，素质不一，管理不透明，某些政治诉求和行为脱离大陆政治现实，等等。这些状况和问题可以从以下的一些现实和分析中得到某种程度上的佐证。
目前，在海外，仅以中国民主党的名义组建的中央或总部就有数个，如：中国民主党美国总部、中国民主党世界同盟、中国民主党网路阵线、中国民主党总部、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等。这些组织大都互不隶属或互相间都难以协调运作。另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反对派组织，如：魏京生基金会、中国宪政协进会、中国过渡政府、中国事务、中国民主联合阵线、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国反政治迫害同盟、民主中国阵线、中国大陆政治避难者美西协会、全美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公民力量、自由中国平台、中国民主联盟（中国民联）、中国自由民主党（自民党）、中国青年民主同盟、民主中国促进会（香港）、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中国民主党（法国）、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中国共和党（正在筹建中）、中国新民党等。据中共官媒《环球时报》称，海外民运组织‘总人数只有大约200人’。显然，这个数字是不可靠的。环时是中共的铁杆喉舌，对海外民运自然是倍加贬斥的。不过，海外民运组织和反对党的规模的确大都不大，很多则只有十来个甚至几个人在真正从事实际的工作。
在袁红冰看来（注释一），海外民运中‘没有任何一个组织真正具备同中共极权专制作政治决战的素质和能力’，‘海外民运的各组织均没有形成具有高度理性并与现代人类道德意识相一致的民主革命的政治意志’，‘各民运组织政治结构软弱涣散，政治纪律荡然无存，政治能量如风中之烛’，‘也因此变成政治的自由市场，成为小政客叫卖杂乱的政见，低智商的野心家炫耀小聪明的领域’，‘而泼妇厮打般的内斗，毫无政治道德底线的阴谋，没有任何政治纪律约束的我行我素，更彻底剥夺了海外民运组织形成坚硬的组织构架，决战中共暴政的可能’。袁红冰的观点虽然有点过激，但却在成员素质、策略、组织和运作机制等方面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民运组织和在野政党所存在的一些弊病和问题。除此之外，由于所处政治社会环境和条件的限制，中国民运组织和在野反对党还缺乏广泛的民众基础，或者说，尚没有足够的‘选民’予以支撑。其成员除了在海外通过媒体发出一些声音和向所在西方国家政府、议会和各种社团施加影响外，不能直接对中国大陆的政治产生多少实际的作用。曾节明认为（注释二），中国民运精英们正在让自己‘边缘化’，称他们‘不敢投身国内社会活动、不屑于投身微博、微信等国内新平台，没有耐心发掘国内市场，满足于海外精英作秀、海外媒体清议、或者身在国内，仅限于单打独斗搏关注度，沉不住气做组织工作’，等等。他还指出，‘反对派国内组织的碎片化，与国内民众的严重脱节、现今中国败坏的社会道德，使得国内的维权运动很难上升为民主运动’。
曽节明的观点，多少也触及到了中国政治反对派在组织和运作方式等方面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和困境。
30多年来，中国民主运动所处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环境与条件亦有其特殊性。首先，在中共禁言禁党的政治高压和对社会的严密控制之下，政治反对派或党团在中国大陆没有公开而实际的生存空间，无法有效地向社会各阶层表达和宣示自己的政治纲领和主张，也不能在组织上有效地扩展和成长，更不用说参政议政了。其次，按照曽节明的说法，习近平中央推行的一系列新的执政纲领和改革举措，‘如：废劳教、松计生、推市场和以纪委垂直领导为新机制的锦衣卫式铁腕反腐’，‘正推动中国走向法制化、削减中国恶性老龄化人口危机、遏制贪腐及公务员队伍的恶性膨胀、减轻中国创业者负担、推进中国经济健康成长、可持续发展’。‘这些，客观上是利国利民的善政。随着善政的实施，中国社会的矛盾和危机必然大幅化解’。‘习近平的铁腕改良至少会使中共政权延寿十年以上’（见注释二）。这即是说，习近平推行的一手打压和一手改良的新政，也给中国民主运动和政治反对党在大陆的生存与发展制造了新的困难和设置了更多的障碍。再其次，中国民运组织和政治反对党还缺乏西方政府和国际社会及舆论的足够支持和声援。这一方面是由民运组织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所导致，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西方政府和国际社会对大陆经济发展和自身在中国的利益关注力的上升而造成。另外，中国的政治反对派还在经济上严重缺乏资源，它们大都没有正常和持续的经费来源，其多数成员还必须把自己最大的精力花在谋生或解决吃饭等问题上。
中国政治反对派的组党运动
中国政治反对派兴起和组党的基本脉络（注释三）大致可以概括如下：一、在海外：1982年王炳章发起‘中国之春’运动，1983年‘中国民主团结联盟’成立，1989年‘民主中国阵线’和‘中国（自由）民主党’成立，1990年中国民主党与全美学自联一同组建‘中国自由民主党’，1995年‘自民党’和‘民联阵’合并，并于1997年合并为‘中国民联阵——自民党’；二、在国内：1976年的‘四五运动’，1978到1979年的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运动’，1992年的‘中国自由民主党’组建，1998年的‘中国民主党’建党运动，2008年的‘XX宪章’运动，等等。
从政党政治学的视角来看，要对中国在野政治反对党做一个透彻的分析，就得从对它们的诉求、产生、组织结构、运作机制、功能与作用等方面入手。在意识形态确立和政治纲领定定上，几乎所有的中国体制外政治反对党（即从民主党到自民党）都很相近甚至基本相同，其主要政治目标都是结束中共一党专制，建立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等，只是在组织名称和一些细节上略有区别。从1982年的‘中国之春’运动到2008年的‘XX宪章’运动，中国民主派建党活动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及其条件，都大致相似或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即都是在中共推行经济开放和政治高压的环境里产生和运作的。也就是说，中国民主党等在野党都是不被中共法律或政策允许和承认的‘非法政党’，都是在体制外（即在海外公开而在国内隐蔽）游弋和运行的。以政党政治学理论中的所谓‘发展论’或‘危机论’来看，中国民主党等政治反对党的产生，可以被看作是，大陆社会随着经济开放而不断现代化和中共执政合法性出现危机的一个逻辑或必然的结果。
从类型、组织构成和活动范围上来看，中国政治反对党大多属于所谓的精英党或干部党（尽管它们都称自己是群众党或大众党），一些较大的党（如民主党和自民党等）还可被看作是全国性（在国内）或国际性（在海外）的政党，其基层组织（至少在名义或形式上）遍布全国或世界各地，如民主党在国内各省、美国、东南亚和欧洲各地都有其分支组织或分部。中国政治反对党成员的来源与组成，我这里没有具体和详实的资料以资评判，但就一些粗略的掌握来看，民主党等较大组织的成员都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和行业。不过，其数量及其增减状况却不太清楚。在国内，民主党的主要骨干成员大多要么被中共当局监禁和严控起来，要么就是流亡海外，余下还有多少党员尚可自由而积极的活动就很难说了。在海外，民主党倒是分布广泛和有一定的党员数量（在以谢万军为主席的民主党网页上列出的党员人数为279个），但是却如上所述，与之同名或类似的组织很多，大多各行其事，它们之间的相互协调与运作也不很通畅。而至于各党有什么样的党纪和规章制度，如党员是否缴纳党费、党的负责人是否经过真正的民主选举等程式而产生、财政和经费管理是否合规则，以及已有的纪律和规章是否都严格地得到遵守和执行等等，各组织的情况均各异，且大多是不太透明和清楚的。
在运作方式和策略上，中国政治反对党内部一直存在着一些争论，如：是把其工作重点放在大陆还是海外，是公开还是隐蔽活动，是组党还是搞松散的公民维权和启蒙运动，是全国性还是分省区构建组织（注释四）？然而，大体上来看，中国政治反对党或组织的精英们，一般都喜欢或注重在海外的宣传和媒体作秀，而忽视或不重视组织的具体运作和在中国大陆工作的扎实开展。他们一般都喜欢公开表现，不太乐于做隐蔽而实在的繁琐之事，注重个人凸显，轻视集体和组织的整体运作（如上述曽节明所言）。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这也是由于其所处的环境、资源、利益权衡、自身策略、政治视野和智慧的局限所致。
由于上述各种条件和因素的限制，中国政治反对党（不管是国内的还是海外的）在大陆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或能起到的）功能与作用，则大都局限在海外的舆论造势和声援等活动以及在国内的零星示威与公民抗议等运作上，其对中共政策的制定、实施和变更等的影响则微乎其微，根本谈不上直接参与或干预大陆的政治了。当然，这不是说它们的存在与活动一点作用和影响都没有，只是没有人们所期望的那么大或尚不完全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政党所具有的功能罢了，即对国家政治能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且运作有序、有效和具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和社会支持等。
经验教训与方向路径
多年来，中国民运和政治反对派组党运动在实践中所获得的重要经验和教训是：其生存等外部环境十分恶劣，组织内部建设和运作机制存在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政党功能和作用的低下，等等。中共对民主力量在国内的无情打压和在海外的渗透与破坏（据徐水良透露，‘中共派遣庞大地下人员，积极渗透海内外反对派组织，甚至主动组建反对派队伍，并掌控海内外几乎所有中文媒体’，等等）（注释五），加上西方国家和国际社会对中国民主运动支援和关注力的相对下降，以及在经费方面的资源匮乏等，使得中国政治反对派很难有效地运作、长足地发展和发挥其应有的效力与作用。另外，中国反对派组织和政党自身所具有的问题和弊病，如：其成员（特别是一些领袖人物）个人素质的不足和组织内部建设与运作的非民主程序化或规则化等，致使它们内斗不止，不能有效地运作和没有赢得民众和社会的足够认可和支持。
因此，今后中国政治反对派的一个重要任务即是：努力改善其组织及运作机制，提高成员素质，严明纪律和在内部施行‘法治’（即严格按照既定的规章制度行事，不搞一言堂和几个头儿说了算的威权式人治），减少内斗和防范中共内鬼的渗透、挑拨与破坏，学会在民主程序下行事和运作，等等。如果民主人士要求中共实行限制公权力的宪政民主，那就得自己先学会在组织内部搞‘三权分立’式的民主。也就是说，如果在自己组织内部都无法实行制衡有效的民主的话，那么一个政党还有什么能力去治理一个民主的国家呢。成员的道德修养和民主素质，是一个政治组织或政党能否获得社会承认和民众支持的关键。宋人欧阳修在其《朋党论》中称：‘惟有君子有朋（党）’。儒家政治观则认为，只有具有高的道德修养、严于律己和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仁人君子，才有资格从事政治或做领袖人物。一个政党（特别是它的领袖）要赢得民众和社会的认可与拥戴，就得首先树立高的威信和好的形象，并作出一定的政绩来，这样才能获得‘选票’和各种资源。政治反对党内部的管理，也是一种治理和执政的行为，就像一个国家的治理一样，需要依法（即照章）、民主公正和有绩效的运作。所以，中国政治反对党要改变目前自身不尽人意的现状，就得首先改善其形象和运作机制，就得减少内耗、增强互信（民运组织难以相互协调与真诚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民运人士之间很难建立真正的信任）和养成按民主程序行事的习惯，等等。其次，还得不断扩展自己的政治视野、调整策略和发挥政治智慧。中国政治反对党应该杜绝好大喜功、习惯作秀和做口头民主派等不实之风，应该多做具体的实事、致力于运作的透明、有序和组织的发展与优化等。
中国当代政治反对派组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教训是，中国民主党在中国大陆公开建党的失败，即：不仅被中共禁止和打压，而且其主要成员大多被监禁或被迫流亡国外，致使民主党成员无法在国内正常生存与发挥作用。因此，在反对党圈里或民主党内部，就有人对公开组党提出了质疑（见注释四），认为这样做花的代价太大，而且达不到实现公开活动和参政议政的目的，并主张以松散的形式（如反对成立实质性和全国性的组织等）在民众中推动民主启蒙运动和维权等活动。就经验上来看，在当代极权制度下，政治反对派公开组党并发挥其政党作用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它们大多只能在国外公开生存和运作，无法在国内合法抗争。就前波兰的团结工会和台湾解严前的民进党等反对派组党运动的历史来看，它们最终得以建党和参与国家政治，都是在当时的统治阶层自己动摇或主动解严开放的前提下，才得以实现的。事实上，在极权国家，从下到上的草根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壮大的概率很低，由此而促成的上层的瓦解和改制的可能性则更小。如果专制当权者不像戈巴契夫和蒋经国那样主动地推行政治改革或开放党禁报禁等，民主党等政治反对派是不可能在国内公开运作与正常成长的，也就难以发挥作为一个政党（参政、议政和执政）的基本功能与作用。
由此，一些人便主张在国内秘密组党和从事隐秘性的活动，以避开中共的直接打压、控制和破坏。组织地下党和从事秘密活动，需要严密的纪律和强有力的政治后台和财政背景，需要长期而艰巨的运作。秘密工作在理论上是可能或可行的，但在技术上和实际操作中却存在着极大的难度。如果在国际上和国内民间没有强力的支持者（如当年支持孙中山兴中会的华商与国际友人及组织和支援中共早期的苏联），成员又缺乏地下工作经验和所需具备的特殊素质，民主党在国内从事地下秘密活动亦是很难成功或难以长期坚持下去的。从目前的情事来看，中国政治反对党还不（充分）具备这样的条件与背景。况且，在当今高新技术对资讯的有效控制下，反对派在政府面前则几乎没有什么秘密可保可藏。据称，很多国家情报机关均有能力对异议和反对派分子进行24小时的全天候监控，他们的一言一行和起居状况随时都呈现在情报部门的眼皮之下。再加上潜入的线人和内鬼等，反对派的言行便几乎全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了。
总而言之，中国的政治反对派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运作（在海外公开或在国内隐蔽的组党与活动等），都受到国内政治环境和国际社会大气候的制约，即：取决于中共上层的政治决策与走向，取决于西方世界在中国问题上的战略与利益考量和权衡等。也就是说，中国政治反对派能否或有没有机会公开组党和正常运转，主要还取决于中共政治的演化与国际间利益的角逐，不单单是由政治反对派的意愿和运作尝试来决定的。
所以，中国政治反对派突破中共一党专制的瓶颈的一个较为理智和有效的选择即是：在海外持续施压造势、演练民主和提高自身的各种素质，在国内积极渗透和参与、推动民主启蒙、利用中共现存法律和制度空穴增进维权、弹劾和监督公权等活动，为今后环境条件改变或成熟后公开组党和参与国家政治做尽量充分的准备，等等。
最后，在此纪念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15周年之际，谨向长期坚持在第一线的民主党和其他民运组织的朋友和同仁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坚持！坚持就是胜利！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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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一】袁红冰：海外民运颓败的组织原因，《看中国》，2014年01月06日。
【注释二】曾节明：中国的两种前途以及反对派的分化趋向，《博讯》，2014年1月7日。
【注释三】参见：王策博士在中国民主党特别代表大会上的致辞，《得胜报》，2013年12月18日
【注释四】参见王金波：对《组党运动与争取公民权利——纪念98组党运动1周年》的注释、补充和修改，《民主通讯》2005年12月23日。
【注释五】徐水良：民运老战士揭秘中共国安绝密令人震惊，《新唐人电视台》，2013年1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