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16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第十三章 各省饥荒纵览
一 十二省以外情况
本书前面十二章介绍了十二个省和城市的情况。这十二个省是我一一考察过、并阅读过档案资料的。还有一些省份我没有专门考察，却通过各种渠道得到了一些资料。对这些资料，这里作一些介绍。
[一] 山西寿阳事件（注一）
在中共中央大跃进的号角下，中共山西省委于一九五八年一月向全省人民发出“鼓足干劲，猛烈跃进”的号召，指出要“彻底扫除一切消极、保守情绪”，同时对全省工业、农业方面提出了后来曾被称作保守而实际上难以完成的高指标。二月，省委召开了地、市、县委书记会议，提出了“提前五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争取十年‘过长江’”（注二）的号召，生产指标层层加码，浮夸风、瞎指挥满天飞，人民公社化、食堂化瞬间实现，农民自留地、家庭副业、农村小商贩、集市贸易都当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取消了，从而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农业、轻工业下降，粮食极度缺乏，市场供应紧张，财政赤字严重。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后，全国一片反右倾、鼓干劲的热潮，谁对“三面红旗”有半点疑虑，谁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寿阳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一九五九年十月，晋中地委委员王之一调任寿阳县委第一书记。他上任伊始，就主持召开了县、公社、管理区、生产队四级干部扩大会议，大搞“反右倾、鼓干劲”，并于十月二十九日和十一月十六日连续举办了基层干部和县级党员干部整风训练班，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下，不顾实际，对当年粮食生产的计划产量再次加码。本来，由于深翻土地搅乱熟土层，又加上旱灾，当年的计划产量一万五千八百四十万斤就难以完成。反而向上级谎报，当年实产为二万二千万斤，而最后核实的产量只有一万一千九百万斤，仅为上报数的一半。按原计划全县当年应交征购任务九千八百万斤，实际完成九千三百六十三万斤。这样，在上交任务后，全县实际仅留二千五百三十七万斤。按十六万人口计算，人均口粮仅有一百五十八斤，还不包括籽种、饲料。由于粮食出现极大亏空，王之一等人把希望寄托在挖粮上，他们怀疑生产队普遍存在瞒产私分，社员家里至少隐藏有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斤粮食，只要挖出这两部分粮食，就可以弥补因谎报产量而出现的亏空。不仅如此，王之一等为了“干出一番成绩来”，不顾人民的承受能力，以兴修水利、大办工业和城市建设等为由，决定在全县集资一百万元。结果各级又层层加码，最后总计集资指标竟高达四百一十八点三万元。羊头崖公社这年人均收入仅为四十六元，而集资任务竟每人达到五十元。上湖公社收入总计八十万元，而给各村分配的集资任务却高达百万元之多。于是集资有了新的内容，凡是“粮油草菜蛋、金银铜铁锡、砖瓦石头木”都在可集之列，当然，“现金更得力”，一些生活日用品，如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座钟、衣物甚至毛巾、肥皂都列入集资的范围。宗艾村有一户什么也拿不出来，只好把祖坟“献出”。当时社会上流传着“无产阶级就是一铺一盖、一碗一筷，还有身上的穿戴，除此而外，其余都是祸害”的说法。
为了保证此项工作的“跃进”，以“反右倾，鼓干劲”为借口到处插“红旗”，拔“白旗”，把对他们的命令执行迟缓的人视为“白旗”，进行批斗，谁有不同意见，就给谁扣上反对“三面红旗”的“右倾”帽子。广大干部群众敢怒而不敢言，致使搞浮夸者受到表彰。鼓励，实事求是者遭到批判和打击。王之一首先在县委内部开刀，搞所谓“二张对比”，表扬了积极执行他旨意的书记处书记、宗艾公社党委书记张俊文，批判了他认为右倾的另一位书记处书记张存锐和巩佩玺，批判中采用了推拥和站板凳升级的做法，美其名曰“一看二帮”、“帮助帮助”。这种典型示范很快在全县推行开来，推人打人之风一浪高过一浪。
宗艾公社是县委书记王之一的“点”。群众拿不出所集物资和粮食，公社就派搜索队强行搜家，翻箱倒柜，挖地刨墙。有的干部私设公堂，拷打逼要，公社办公室主任王维就是一例。他把学校一座二层楼上的教室辟为斗人场所。批斗中还组织有一百三十人的专业队（打人队），刑法多达二十余种，最常用的是“推拥”和“升级”。所谓推拥，就是一群打手围成一个圈，将“帮助”对象拥在圈内，推过来，推过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甘肃、山东称此刑罚为“炒豆子”，四川称为“炒毛芋”――本书作者注）；所谓升级，就是在桌上放张凳子，然后放砖，让“帮助”对象站上去交待，若交不出东西，就把凳子推倒，将人摔下，有的当场摔死。据统计：该公社在运动期间摔死四人，斗后死亡二十四人，斗后自杀十九人，畏斗自杀十六人，饿死二十四人，因缺粮造成浮肿便秘死亡六十九人，共计一百五十六人。
太安是宗艾公社的重点村。全村九百五十二人中，有一百二十一被斗，占成年人的五分之一，致死者达三十六人。该村当年实产粮食六十六点七万斤，征购任务竟达七十四点九万斤。对此王维还要再加四十万斤。为了完成任务，王维等人以“抵抗统购统销”、“对党欺骗隐瞒”为借口，对干部群众严刑拷打，逼要粮食，原任支书被打伤撤职后，指定了打人凶手梁某为新的支部书记，并和学校教师苏景云等人狼狈为奸，操纵全村运动，同时还组织起四十多人的打人队。社员赵义元夫妇，被他们捆起来摔打，打坏胳膊，打掉牙齿，口鼻流血，还不罢休，最后被逼上吊自杀。在摔打副队长张信时，将张几次高高抬起，摔在地上，又用拳头猛击胸部，抓住头发在地上猛磕脑袋，张已奄奄一息，还大骂“打死你，哪里还在乎一半个人”，接着又是一阵脚踢，直至气绝身亡。苏景云还将一个生小孩刚满月的妇女，脱掉衣服拉至院里挨冻，一个干部乞求，他竟吼叫：“不怕，冻死我负责。”仅他就亲自打过八十六人，推打后死亡六人，畏斗投井、服毒死亡四人。被指定的新任支书梁某也打过八十二人。
这年，宗艾公社在凹儿修建一座小型水库，八百多民工都是离家在外，又没有什么粮食可挖，但揪斗打人之风也十分猖獗，被斗者达一百二十一人，致死十人。这个工地上有一个“执法队”。一次，一个叫张四姐的妇女被摔打后，子宫出血不止，她央求说：“我还有一个吃奶的孩子”，但人称“母老虎”的执法队长任某根本听不过去，还大喊大叫：“死一个算什么，死十个也没人顶。”还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劳动标兵王狗小因劳累过度休息时被“母老虎”发现后活活打死。二十多岁的民工任文厚被打死后，水库派人直接将尸体拉到该家坟地埋葬，父母想看上一眼都不允许。
在“挖粮集资”运动中，死人事件接连不断，县委书记王之一等却说：“不要大惊小怪”，“死人不可避免”，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声称“不能给群众运动泼冷水”。他们经常在电话中三令五申：必须限期完成任务。所以下边蛮干的人气焰更加嚣张。叫嚷什么“死人算什么，死是他不愿意过社会主义的关，把资产阶级思想带到棺材里去啦”！寿阳的“挖粮集资”运动从一九五九年十月底发动，到一九六零年一发生违法乱纪，造成人身伤亡，在四百三十五个生产队中，有一万一千一百五十九户被抄家搜查，二万四千零六十三户被集资，三千一百一十六人遭到残酷斗争，打死、逼死、吓死及缺粮饿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数达三百四十九人之多。全县城乡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中共山西省委查清事实后，撤销了王之一党内外一切职务，改组了寿阳县委、宗艾公社党委，查处了一百三十三名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干部，追究了三十五名严重违法乱纪人员的法律责任，其中王维、苏景云等四人被处以死刑。对受到摧残的人员和迫害致死者的家属以及其他困难户拨专款派人上门进行安抚，集资物款退还原主，国家拨出三千万斤粮食返还农村，解决群众生活困难问题。
[二] 广西环江事件
在大跃进以前，广西就出现了饿死人的事件。
一九五七年七月八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广西因灾死人事件给予有关党员干部处分的决定》中指出，广西省于一九五六年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当时广西省委和有关地、县委没有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制止灾荒的发展，造成了平乐、荔浦、横县等地区农民大批逃亡和死亡的严重事件。中央决定，一、广西省委第一书记、省人委委员陈漫远，对严重自然灾害不加重视，没有及时加强救灾工作的领导，造成群众大批逃荒和死亡的严惩事件，给予撤消党内职务的处分；国务院决定撤消其人委委员的职务。二、广西省委书记、副省长郝中士（代理省长），关心群众疾苦不够，忽视灾情的严重性，没有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作好救灾工作，给予撤消党内职务的处分，国务院决定撤消其副省长的职务。三、广西省委书记、副省长肖一舟，负责领导财粮工作，不认识灾情的严重性，没有领导有关部门做好救灾中粮食供应工作，使灾情严重化，给予撤消党内职务的处分，国务院决定撤消其副省长的职务。四、平乐地委书记杨林给予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五、平乐地委副书记何庶民给予给予撤消党内职务的处分。横县县委书记薛秋水、平乐县委书记矫志周、荔浦县委书记王文陆等有关责任者都给予了党纪处分。
据中纪委李坚向本书作者介绍，广西饿死人的事情发生后，民主党派负责人反映强烈，邓小平负责处理这件事，用专机把广西的领导人接到北京作了上述处理。
事后毛泽东说：“广西事件让民主党派钻了空子。”（注三）可见，毛泽东广西饿死人并没有吸取教训。广西的干部更是没有吸取教训。一九五八年重犯了比一九五七年更为严重的错误。
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广西环江县放出了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的“大卫星”。环江县位于广西北部，总面积四千五百平方公里，居住着毛南族、壮族、水族、汉族、苗族、瑶族、侗族等多种民族。环江是个产粮食的大县，县内森林资源丰富。
一九五七年以前在这里任县委书记的王定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介绍了环江事件。（注四）本节资料取自此文。
一九五六年，全县初级社全部并为高级社，实行集体的生产和统一分配。大石山区一些居住分散的农户，为了参加集体劳动，五更前就要起床，走两三个小时的山路才能到达劳动地点；下午集体收工后，回到家中已是半夜。在分配中也出现很多弊端，群众反映强烈。根据实际情况，一九五六一九五六年，这个县实行了“水稻三包（包工，包资，包产）到队、到组、到户，超产奖励，旱地零星作物下放到户”的作法。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五日，王定就此向宜山地委作了专题书面报告，地委以文件形式批转给各县委并加了按语，要各县参考，同时批准环江县可以搞试点。后来，这一方案被戴上了瓦解农业合作社、破坏集体经济、带头走资本主义的帽子，环江县委改组。原县委四个正副书记三个划成右派，书记王定划为“极右”。
清除了一大批“右派”分子以后，新任县委书记洪华等人就放开手脚“大跃进”。他们提出了“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一定能做到”的口号。洪华宣布，粮食产量要争“全区第一，全国第一，天下第一”。为了放出天下最大的水稻高产卫星，经过县区两级精心策划，决定选用并篼的办法，柳州地委（这时环江已改属柳州地委）向县里暗示：“……湖北三万斤亩产的卫星是把六亩移到一亩里去了。全国卫星没有十万斤，恐怕是放不出去的。”
根据地委亩产十万斤的意图，县里派出了县委管农业的副书记季某和农业部副部长覃某等一批人，于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前后，召开专门会议，八月二十三日开始行动。
具体做法是，把原来搞试验的一块一点一三亩试验田中的禾苗全部拔出来，再犁耙、深耕，将大量的肥料施入田中，然后耙融耙烂。八月二十八日到三十日内，动员当地社员、县直机关干部和在地县参加集中学习的中小学教师近千人，从几个生产队的一百多亩水稻田中，选出长势最好、且已成熟的禾苗，连根带泥移到试验田中并篼。由于不分昼夜，那块田并篼两天即告完成。其植之密，乃至小孩在上面爬来爬去也掉不下来。
在并篼过程中，为了使禾苗不倒伏，他们用木桩支撑后再用竹篾片拦腰，将田块分成五六尺见方的格子，四周也用木桩顶实，这样，禾苗便直立在一块一块的方格子中。移植的禾苗不透风，就用喷雾器改成的鼓风机，由十个人轮流鼓风，昼夜不停。此外，还用纹帐将粪水过滤后，用喷水壶喷洒。
一九五八年九月初，环江县委向柳州地委和广西自治区党委报喜，声称要放一颗亩产十万斤的全国最大的水稻高产卫星。广西自治区党委、柳州地委随即发函邀请各新闻单位和电影制片厂到现场采访报道。还组织检查验收团，成员有党政领导、政协领导，还有广西农学院、广西大学以及有关科研院所的水稻种植的专家教授。
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上午十时，举行了有六千多人参加的开镰仪式，收割时把田里收下的谷子一担一担地挑起排成长队，在县城的主要街道游行两圈后，再挑进县委大院过秤堆放。在上街游行时，在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一群群社员遵照指令，从粮库里挑出的谷子跟在游行队伍后面，这样，挑谷子游行的队伍一下子就增加了两倍多。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折腾，县委大院堆满了谷子，统计人员从登记簿累计出数字，这块试验田共一点一三亩，当天收割了一点零七五亩，收到干谷十四万零二百一十七点四斤，折合亩产十三万零四百三十四点一四斤。就这样，一个全区、全国、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水稻亩产最高纪录便魔术般地“创造”出来了。
事后细心的人士作过了解和统计，当天在这块收割的一点零七五亩稻田里，实收谷子二万六千多斤，从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又挑出了六万七千多斤谷子参加过秤，另外四万七千二百一十七点四斤，则是团团转、重复过秤“创造”的。
环江县向上汇报的数字是，一九五八年粮食总产量是三点三亿斤，而实际只有一点零五亿斤（这个数字也有水分）。产量高，征购也就多。一九五八年的征购任务是一九五七年的四点八倍。这么高的征购任务肯定是完不成的。于是就反瞒产私分，把农民仅有的口粮都搜罗尽了，但是催交征购粮的压力不减。到一九五九年春，断粮的农户越来越多，四五月份死人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广西自治区党委给环江批了一百万斤统销粮，才免强渡过一九五九年上半年的饥荒。
一九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以后，更加紧了反右倾保卫“三面红旗”的政治运动，新一轮高浮夸、高征购的浪潮超过了一九五八年。上级分配给环江县粮食总产量任务是九点九亿斤，比一九五八年的三点三亿斤又增加了两倍，而当年实际总产量只有零点八二八亿斤。上级分配的征购任务是贸易粮零点一七亿斤（折合原粮一亿斤），超过了全县粮食总产量一千多万斤。实在没有办法，后来将原来报的粮食总产量由九点六亿斤调整为二点四亿斤，征购任务调整为零点三八五亿斤贸易粮。十月二十日，在地委三级干部会议上，县委书记洪华报喜：已完成征购任务零点三八八亿斤，后来才知道实际放库只有零点一八八一亿斤。
为了完成上交征购粮任务，环江县委按广西自治区的布置，将各集体小仓库里的粮食作为征购粮一起并入国家仓库，这样总算完成了征购任务零点三一五六亿斤。
县里既将群众的口粮，猪、牛牲畜的饲料粮全部并入国家仓库，又实行饿死人也不给开仓的政策，谁若擅自开仓，轻的开除党籍、公职，重的挨批挨斗，甚至被整死。
城关公社塘兰大队党支书崖日坚，不忍让群众活活饿死，开仓库拨了部分粮食给断炊的群众救急。洪华在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指着崖的鼻子大骂：“有你崖日坚，就没有我洪华；有我洪华，就没有你崖日坚。”当场宣布开除崖日坚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并被罚站到散会。此后又被拉去县里和村里，召开大大小小的斗争会，轮流斗争后还不给饭吃。在一次斗争后，这位身强力壮的三十多岁农村干部走不到两里路，活活地饿死在回家的路上。
饥饿难以忍受，一些不甘心等在家中饿死的人纷纷外逃，到贵州、金城江等地讨饭。县委即下令追捕，集中关押进行“教育”。在关押之中，连闷带挤，死去四十四人。在追捕过程中，水源公社书记韩祖文曾按照洪华指示宣布：“外逃人员经动员还不回来的，就打死算了。”
这个县的反瞒产私分是以反右倾的政治斗争形式开展的。在会上，由各大队选一个报产量最高的生产队为标兵，要其它生产队向这个队看齐，达不到的就算瞒产私分，就要挨批受斗。让报得多的生产队干部去批判报得少的生产队干部，在批判时，不愿多报的、报不出瞒产粮食的就要送去“小劳改”，不给饭吃。在县委书记蹲点的城关公社陈双大队的逼粮会上，竟逼死十三人。洪华还说：“这些人是社会主义的逃兵，死几个不要紧。”
面对群众的灾难，有良知的人冒着危险为民请命。一九五九年三月，环江县人委干部谭绍儒以环江县城关区公所的名义向中央和报社写信反映饥饿情况，要求上级到环江调查。此信被洪华截获，他指令分安机关拍成照片，在全县范围内查对笔迹，追查写信人。谭被查获后，在全县轮流批斗，开除公职，送回农村监督劳动。为了掩盖死人真相，洪华给邮局下令：“凡是写给上级党委的信，全部扣留，送交县委审查。”有的环江籍战士回家探亲，见家人饿死，写信到报社，被批回环江调查。结果，有的被开除回家，有的被送去劳改。
情况被封锁，得不到外界救助，饥荒愈演愈烈，因饥饿造成浮肿、肝炎、干瘦、妇女子宫下垂等病人不断增多。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零年间，环江县到底死了多少人？没有人作过统计。一九五四年环江县人口十五点七万人（人口普查人数），一九五九年全县人口已增至十七万，而到一九六二年，全县人口只有十二万人（全县统计发布票人数）。粗算起来，这段时间，人口减少了四万多，占当时人口的四分这一。另有一种分析是环江县当时死亡五万人。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零年死亡率是：城关公社陈双大队为百分之二十六，付点公社中山大队为百分之四十六点五七，驯乐公社康宁大队为百分之四十五点五。水源公社的龙树屯、驯乐公社训林大队岩口屯两个自然村的村民全部死绝了。据水源公社所死的一千七百零六人分析，其中饿死的有一千五百多人，斗争吊打至重伤而死的有八十二人，当场斗死的有十五人，开枪打死的五人。全家死绝的五户。
后来，广西区党委觉察出环江县的问题，一九六零年三月，派出一个检查团到环江调查。洪华等极力封锁情况，给调查组设置障碍。他们多次召开秘密会议威胁说：“乱反映情况是大是大非问题，是敌我矛盾的斗争。”洪华指摘调查组“不怀好意”、“专找岔子”，还说：“这些年轻人无知，生活在城里，很少下乡，下来专找死人的材料，反右非打成右派不可。”
县委副书记韦某腰挂手枪，威胁反映情况的人说；“你反映（死人）的情况如果真实，坟头在哪里？你敢签名盖章吗？”检查组工作困难重重，检查工作无法进行。后来因环江县情况越来越严重，饿死人无法掩盖，广西自治区党政领导亲自到环江，调查工作才得以进行。
经调查团调查，环江县大量饿死人的事实被认定。一九六零年六月，县委书记洪华被撤职，改任地委财贸部长。一九六零年冬，在整风整社（有的地方称民主革命补课）中，被揪回环江县批斗。一九六零年三月二日，在环江县干部群众大会上，宣布开除洪华的党籍，并逮捕法办。后被判有期徒刑五年。一九八零年，洪华被平反。
[三] 中宁事件（注五）
宁夏中宁县是个小县，一九五八年人口只有十一万，当时属甘肃省银川专员公署。一九五九年冬到一九六零年春，在全县范围内发生了因饥饿而死亡、浮肿和外逃的惨痛事件。据官方公开披露的资料，全县死亡一千八百零一人，浮肿二千六百零五人，外逃八千五百一十八人。和其它地方的饥荒相比，这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为什么死亡人口这么少却成为向中共中央和全国通报的“中宁事件”？我们只能对这个数字存疑。
问题还是发生在粮食方面。一九五七年，银川专员公署下达粮食产量计划为八千五百五十三万斤，十二月，在批判甘肃省副省长孙殿才的“右派反党罪行”时，中宁县委书记齐丕文称一九五七年粮食产量达九千万斤。县长贺锦绣提出异议，被当成右倾受到批判。实际上，一九五七年粮食产量只有六千九百四十八万斤，完成征购任务二千一百四十四万斤，占实际产量的百分之三十点八。
一九五八年原定粮食计划指标为一点一亿斤，传达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的大会上，改为一点六亿斤。会上再一次批判了县长贺锦绣，并被调离，由齐丕文一人兼县委书记和县长。接着，中宁又放了两个“高产卫星”，秋收还没有结束，就上报粮食总产量达一点六八亿斤。中宁县成为全国农业先进县，齐丕文进京出席了全国农业先进代表会。实际上，一九五八年粮食产量只有七千七百三十六 万斤，完成征购任务三千一百二十六万斤，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四十点四。
一九五九年一月，全县三届二次党代会的报告中说，一九五八年粮食总产已达一点八亿斤，一九五九年要达到三点八亿-四 亿斤。最后确定粮食产量计划为二点八九六亿斤，征购任务为七千一百三十万斤。由于偏离实际太远，七月，将两个指标下调为一点一五二六亿斤和四千三百万斤。十一月中旬，自治区召开六级干部会，齐丕文率队参加。会上借反右倾运动的政治压力，强行落实粮食征购任务。渠口公社渠口大队总支书记汪金山反映粮食估产过高，征购任务难以完成。还说不少社已外出逃荒。汪受到批判，上级还给中宁县增加了一百零五亿斤的征购任务。十二月二日到二十九日，县里召开五级干部会，采取追、压、斗等手段，让参加会议的社队干部交待“瞒产私分”的粮食数字。在五级干部会上。逼迫全县社队干部承认瞒产私分粮食二千八百万斤，让他们保证
一九六零年春耕期间不缺口粮，不缺种子，不缺饲料。齐丕文在会上说：“种子、口粮不要考虑，先完成征购任务再说。将来没有吃的最多发生两个问题，一是造反，二是逃荒。不要怕造反，我们有的是解放军。”还威胁说：“谁完不成任务，是党员的先开除党籍再逮捕。” 十二月十二日，渠口公社党委副书记陈钰被逼自杀身亡。陈钰死后，全家老小成了“反革命家属”，逃到内蒙古以乞讨为生。
一九六零年三月，县委干部苏忠深随县长巫克强到黄河北岸两个公社检查春播。但没有看到一个社员在地里劳动，到处都是冷冷清清。当时口粮不分给个人，社员家庭不设锅灶。一九六零年一月，绝大多数食堂断粮。但食堂还是社员的流动中心。苏忠深随巫克强到食堂。只见二十多个社员饿得皮包骨头。看到县委干部走到他们面前时，他们全都跪下，有气无力地喊：“救命，救命！”
一九六零年一月九日，自治区党委批转了中宁县召开五级干部会议的情况报告，在按语中说：“从中宁的情况来看，隐瞒私分粮食的现象是严重的，斗争是尖锐复杂的，各地应注意这一问题，把粮食工作做好。”实际上，一九五九年粮食总产量只有六千五百六十六万斤，却完成了征购任务四千九百七十三万斤，占实际产量的百分之七十五点七三。
一九六零年三月，自治区党委在查处“中宁事件”的报告中认为，事件是由于中宁县委“拒不执行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关于生产、粮食、统购统销、安排社员生活、整风整社等许多指示、决定，长期隐瞒真实情况，抗拒上级检查，以整风整社为名，打击党员、干部，压制和威逼社员群众”而造成的。认为“中宁民主革命不彻底，建党根子不正，党组织严重不纯”，“县委领导班子被坏人把持，是坏人做坏事”。
中宁县委彻底改组，县委书记齐丕文判处死刑，执行枪决。齐丕文被枪决的真正原因是，他有外遇，离婚不成，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将妻子杀死。除齐丕文以外，县委其他成员，有二人被定为坏分子，开除党籍，在处理时死去；逮捕四人，受其它处分三人。另有二十多名科级干部受到处理。
注解：
[注一] 郭志珍 武代玲：《一九五九年：寿阳事件》，载《沧桑》一九九九年六月。作者为寿阳县志办公室干部。
[注二] 一九五六年一月最高国务会议通过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到一九六七年，黄河、秦岭以北的地区，粮食平均亩产要由一九五五年的一百五十多斤增加到四百斤；黄河以南淮北以北的地区，粮食要由二百零八斤增加到五百斤；淮河、秦岭以南地区要由四百斤增加到八百斤。达到这几条标准，后来被简称为“过黄河”，“过淮河”，“过长江”。
[注三] 李坚同本书作者的谈话。
[注四] 王定：《广西环江曾放最大卫星 水稻亩产竟达十三万斤》，载《南方周末》一九九八年十月九日第十八版。
[注五] 本节据以下各文编写而成：李树杰《谈“中宁事件”》、苏忠深《我在“中宁事件”上接触到高指标问题》、任善艺《“中宁事件”前后的几点零星回忆》、叶光彩《农民萧汉兴上书毛泽东》，这几篇文稿载《宁夏文史资料》第二十一辑，宁夏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五月。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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