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14日讯】（新唐人记者唐迪综合报导）中共元老级上将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1月12日向文革受害师生公开道歉。并对她当年所在的北师大女附中被造反学生打死的副校长卞仲耘表示永久的悼念和歉意。这是继中共元帅陈毅之子陈小鲁就文革中的行为公开道歉后，又一位中共红二代对文革公开忏悔。
据陆媒《新京报》报导，1月12日北师大女附中“老三届”的20多名学生与30多名老师、家属举行见面会，当年的文革红卫兵领袖宋彬彬公开道歉，并呼吁在文革中做过错事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
据报导，在见面会上，宋彬彬等几位“老三届”学生，向卞校长的雕像鞠躬默哀。宋彬彬同时做了约1500字、题为《我的道歉和感谢》的发言，期间几度落泪。
宋首先向当年在校的所有老师同学道歉，称当年卞校长被“暴力致死”前，自己曾有与其他同学进行阻止，但看到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就走了。
宋说：“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斗。”
宋表示，没有反思就难以接近真相。她“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宋强调称，如要防范类似的事件发生，需从根源上认识（文革），“并对整个文革的思维和基因进行认识”。
现年64岁的宋彬彬曾于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为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戴红袖章。据宋事后回忆，当毛听说她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彬”字时，随即表示“要武嘛”。自此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宋即以“宋要武”为名，并因此而被视为文革学生领袖中的标志性人物。
而当年宋彬彬就读的北师大女附中的文革，就是从1966年6月2日她带头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开始的。因此海外舆论认为，宋某的道歉有“指标性意义”。
1966年的8月5日，时任北师大女附中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在部分学生发起的游斗中，被殴打折磨致死，是文革中北京首名蒙难的教育工作者。
原北师大女附中学生，现芝加哥大学高级讲师王友琴曾发表文《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师──卞仲耘》，回顾了那个疯狂的时代充满暴戾与血腥的往事。
卞仲耘，１９１６年生，女，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１９６６年６月，她被划为“四类干部”并在会上被“斗争”。
１９６６年７月底，毛泽东因为不满意之前刘少奇、邓小平领导的文革“冷冷清清”，下令把之前派到各学校领导文革的“工作组”撤出学校。７月３１日，这所中学的红卫兵宣布成立。工作组离开学校后，控制学校的是由“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红卫兵组织。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毛泽东写信“热烈支持”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和北京大学附中的“红旗战斗小组”。北京大学附中是北京最早开始使用暴力攻击的中学。通过一连串的措施，对校园暴力的限制被统统撤销了。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斗争”“黑帮”。他们“斗争”了学校的五个负责人：副校长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民和副教导主任汪冰莹。当时这所中学没有正校长。
据文章披露，８月５日下午２时左右，高中一年级的红卫兵首先发起了这一行动。红卫兵把五个学校负责人都揪到大操场上，给他们戴上用废纸篓糊成的高帽子，往脖子上套了写有“反革命黑帮”、“三反份子”的牌子，把被斗者拖到操场边的水泥高台上，强迫他们一字排开跪下。
有红卫兵高喊“打倒黑帮”等口号并开始大声“揭发”和“控诉”。全校学生纷纷涌来，聚集在台下。人群中，有人在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跑向学校的木工房，那里有待修的破旧课桌椅。还有人去开水房，从那里取来开水，要烫被斗者。
接着，五个被斗者被从高台上拖下来“游街”。红卫兵强迫他们一边敲打手里的铁制簸箕，一边重复说“我是牛鬼蛇神”。他们从学校的大操场走到小操场。红卫兵要他们在小操场上“劳改”。那里有一堆砂土，是两个月前修操场时运来的。文革开始，修操场停了下来。“黑帮”被命令用扁担和筐子挑土。有人把卞仲耘挑的大筐里的沙土用铁掀拍了又拍，装得堆尖。她挑不起来那么沉重的土筐，就被劈头打倒在地。
五个被斗者被乱棒横扫，这些棒子，有垒球棒，有跳栏上的横档，还有从木工房拿来的旧桌子椅子腿，桌椅腿上有钉子，打在人身上，一打就在肉上戳出一个小洞，血随即从小洞里涌流出来。
“劳改”了一阵以后，“黑帮”被揪回大操场旁边的宿舍楼，在一楼的厕所里被淋了屎尿。在宿舍楼走廊的白色的墙上，留下了“黑帮”的斑斑血迹。
卞仲耘在三个副校长中排名第一，因她是学校的最高领导人，也就是所谓“黑帮头子”，她被打得最重。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五点来钟的时候，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红卫兵在那里踢她的身体，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脏东西，大声咒骂她“装死”。
五点多时，有人叫来了校工。校工把卞仲耘的身体搬上一部平常运送垃圾的手推车。当时红卫兵还在继续“斗争”另外四个人。副校长刘致平一度被强迫跪在这辆手推车旁边。副校长胡志涛看到躺在手推车上卞仲耘，两条胳膊红肿，上面布满一条条伤痕，眼睛张开，瞳孔已经没有反应，但是嘴巴还呼哧呼哧吐气。她告诉红卫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险，应该送医院。红卫兵对她吼道：“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她被推进一间办公室关了起来。
后来，有工友把那辆手推车推到学校北侧小门旁边。马路对面就是邮电部医院，但有红卫兵不准工友把车推出学校，卞仲耘的身体被用大字报纸盖了起来，上面还压了一把大竹扫帚。直到７点多钟，有学校“文革筹委会”的人打电话请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卞仲耘终于被送进邮电部医院。但是，医生检查时，她的尸体已经僵硬，人已经死亡多时。
那天和卞仲耘一起被打的另外四个人，也被严重打伤。副校长胡志涛被带钉子的木棒殴打，又被押到厕所抠洗茅坑，手指甲盖都磨去，半边露出鲜红的肉来，浑身是血水和粪水。她被打得晕倒在地，又被揪起来再打。那天她被打成腰椎脊突骨折，后来一直需要穿特制的钢背心。
教导主任梅树民，五十年代初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他的背部遭到带钉子的木棍打，那天穿的布衬衣上打出很多小洞，布丝深深嵌进肉里。他遭受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惊悸导致了严重的心脏病。他们四个人也看着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肉体和心灵两方面所受的折磨，极其深重。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闻讯赶到邮电医院，他看到妻子遍布伤痕的尸体。他当即到西单商场买了一个照相机，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摄下卞仲耘的最后的照片。这些照片保存至今。尽管是黑白照片，但尸体上的大片血斑伤痕也清晰可见。
最后由于红卫兵负责人的要求，在医院开具的卞仲耘的死亡证书上，死因一栏，填的是“死因不明”。
8月５日，就在卞仲耘被打死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正式发文“撤销”刘少奇签发的关于北京大学制止“乱斗”的文件。
文章写道：“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在卞仲耘死前的几个小时里，当她遭到这样残酷的殴打和折磨的时候，她想了些什么。虽然她一直被人群包围，她死在绝对的孤独之中。当她被打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出来制止暴行。当她快要死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在身边表示同情。她从来没有与这些打死她的人为敌，但是这些人不但打死了她，而且，打她的时候毫不犹豫，把她打死后也没有觉得任何后悔和羞愧。她孤立无援地死在学生的乱棒之下。从一个活人的世界上，她被无情无义地背叛了、抛弃了、牺牲了。文革的需要，就是把她打死的唯一‘理由’。无论从处死的方式上，还是从处死的‘理由’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绝对残酷。”
“在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杀戮中，包括在对受害者的种种轻蔑中，他们实现了控制一切人的生杀大权的无上权力，从在最高权力圈中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直到普通的中小学老师。”
据陆媒报导，在1966年8月下旬至9月底的40多天里，仅北京一地就有1700余人被打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