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13日讯】我四下闲逛，
重新审视这座舞台，
希望能把它写在纸面上。
——E.B.怀特
到纽约几天后，太太突然回忆起自己的伟光正，得意地说：“那天在工行换美元，要不是我让他们给几张20元面值的，咱们连机场的小推车都用不了。”用那小推车得付费5美元，而美国人很少用百元面值的钞票，因此必须备一些低面值美钞。
每个城市，不管多么美轮美奂，不管如何名震遐迩，都是由它那些人们也许根本不注意的小细节构成的，你很难说这些细节是刻意还是天然，它们来自城市的某种特殊性格——好比一个精心打扮的美女自有其貌似漫不经心的别致，或不修边幅的美女也有与其天生丽质相匹配的随意。像所有早已进入传说的城市一样，纽约自然有许多特异的个性。
美国诗坛钜子惠特曼在其名诗《曼纳哈陀》中罗列了构成纽约的基本元素（曼纳哈陀是曼哈顿的前称）：
“岛屿、轮船、碧空、大街、建筑物、商业街、营业所、街铺、每周1.5万到2万的移民、拉货的大车，魁梧的马车夫，古铜色胸膛的水手，……城里的机械工，师傅们，……拥挤的人行道，车辆，百老汇，女人，商店和展览上百万的人……”显然，这是对纽约体魄性构成元素的描述，而E.B.怀特同时关注一些意在言外的城市气质，例如孤独、私密、隔离、冒险，他甚至异想天开地赋予纽约一个神秘的人际距离标准：“十八英寸”。怀特所谓的这种“十八英寸”人际距离，也许是一切现代化大都市的共同特征，前年我在微博上写过一条，大意是北京这座城市因为冷漠造就了自由（果不其然，这条微博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这点跟纽约相似，人们有着如怀特所说的尽可能的、不得不的宽容，容忍各种各样与自己不同的存在。正如于兴中老师多年前跟我笑说的那句话：“纽约的地铁里简直是本色谱。”
我在纽约地铁里见过一位也许来自东南亚的美女——除了小麦色的黑之外，她的脸上带有一点薰衣草的颜色或者是梵古《鸢尾花》里的主色调，这种来自人种血缘的极其罕见的独特和优雅气质的结合之美，至少我在电影里从未见过。可以说，这种美丽是某种代表纽约气质的东西，见到它之前，以我狭隘的经验及由此而来的那点可怜想像力，无法构筑出它的别致。
来了不到三天，太太就作恍然大悟状，她说现在明白了为什么美国是儿童和妇女的天堂。商场里便宜的蔬菜瓜果、交通的便利、每个街区生活必需的丰富——怀特也早指出这一点，这些都让人觉得在这里生活挺安心的。我的胃是地沟油检测器，在北京无论街头小吃还是中等餐馆，都常有因地沟油拉肚子的记录，于是，我们就餐的世界越来越狭窄。但在纽约，我无需再为地沟油提心吊胆，再小的馆子也不会有地沟油。这里的朋友告诉我，分成A.B.C.D四个卫生等级的饭馆，可以让人自行选择，不过我还没注意到这些标记。
我们租了一幢house中的一部分，原租户胡和邵夫妇是我老朋友，他们在纽约呆了八年，胡的父母也在这里呆了好几个月，胡父用他的山东口音跟我感慨说：“这儿好在该办的事一定会办。不像中国只讲人情，不送礼，该办的不给办；送了礼，不该办的随便办。什么时候把这人情问题解决了，中国就好了。”确如他说的，我在办社保号以及给太太办借书证时就有深切感受。社保号这么重要的事，要在中国还不得盘问你300年才决定给不给办（当然如果你是外国人可能办起来也很快很爽），但他们只看档不认人；借书证只是个小事，但制度上不允许访学者的家属办，就不能办。
纽约的马路狭窄，既不直也不平，昨天我和太太出错了地铁口，来到49街地面，两边的高楼异态纷呈、各有千秋，马路有它那股原生的蛮荒态，而高楼却是妖娆妩媚的，给人既古老又现代、既传统又先锋的清晰而模糊感。打个不伦的比方，如蒋介石写给胡适挽联的说法：“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纽约的大量房子都建了有100年以上，我们租的也是百年老房子——但其实一点不老，木结构的里外都很坚固、翻修后功能也没有老化问题，采光也很好。纽约作为当年的北美自由基地，财产权的保护状况自然可想而知。中国的城市化就是政府拆房子抢土地，哪个官员脑子发热、发涨、发昏、发2了，就会想着要拆民房，所以，中国的城市化在城市里能整出一条条宽阔、笔直、平整的超长马路，而在任何私产得到完善保护的地方都不可能如此顺溜，可以想像，如果美国无论地方政府还是联邦政府这么干，那简直是找死，美国人手里那2亿条枪应该尚未改行吃素。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北京有那么多笔直宽阔超长的大道，却是个著名堵城，而纽约既没有超长的笔直宽阔，也很拥挤，但不能说它是堵城。纽约街头的公车站上都写着每班车经过的时间，准确到分钟，我们算过，误差一般不会超过三分钟，而在北京，你怎么可能在公车站写上每班车经过的具体时间呢？没有人能精确预测在这座堵城里旅行需要多长时间。对北京城建设计有基本常识的人都知道，北京的城市道路布局是一个摊鸡蛋模式，马路就是以内城紫禁城为中心的一个个同心圆的环路结构，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六环……十环，也许发生战争时，倒是个敌方天然的靶标。这种四周围护、不易接近中心的城市布局，反映了城市规划的中央集权观念痼疾，城市设计也成了拜权教图腾，它最终导致了交通的混乱堵塞。纽约的交通则是网格状的（它并不会因为纽约市政府在哪儿就搞个特别伺候），四通八达，一条街堵了，换条街是通的；前段时间去青岛，当年德国人设计的城市结构也是网格状的，不会造成连续堵塞以至于最终难以动弹。纽约人敢在公车站写上公车经过的具体时间，因为确是可预测的。
北京的愚蠢摊鸡蛋城市布局还带来一大问题，就是难以给一个地点进行座标定位。大马路固然笔直宽阔超长——比如长安街、平安大道，但是如果你是外地人，你知道长椿街在哪儿吗？你知道木樨地在哪儿吗？你知道三里河在哪儿吗？你知道大栅栏在哪儿吗？这些地方对老北京来讲实在是熟悉不过，外地人则只能通过地图寻找，就是通过地图找也是一大麻烦，地图并没有明确易辨的经纬座标。
如果你运气好，在街上遇到一个北京老大爷，问道：“大爷，请问三里河在哪里？”老大爷很热心：“三里河，啊，三里河就在木樨地地铁站北边。”你舒了一口气，好在木樨地有地铁站。要没有地铁站，比如以前没有四号线的时候，假设你依然运气超好，遇到一个知道地方的老大爷，你问：
“老大爷，您好！请问万圣书园在哪儿？”
“万圣啊，万圣，在蓝旗营。”
“蓝旗营？蓝旗营在哪儿？”
“蓝旗营在北大和清华之间。”
“那北大和清华在哪儿？”
“北大在硅谷电脑城东边。”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硅谷电脑城在哪儿……”
……
山东和东北有些城市用经序号和纬序号分别表示地方东西南北方向，以此对一个地点进行座标定位，这样人就不会迷路。纽约也是如此，Avenue表达南北方向的“大道”，Street表达东西向的“街道”，Avenue和Street就构成了一个个的Block，即“街区”。因为这样的缘故，地铁常常是不报站的，因为从49街到42街确实没什么报站的必要。最初，我坐地铁还问过人，为什么有的报站有的不报站，后来想想应该是这个原因。当然，在美国，纽约也是个异类，像它的地铁那么四通八达的城市也是绝无仅有，在其他城市人们都得自己有车，不然寸步难行——如果一班公车得等两小时，那你就只能买车。
那天，一起来访学的唐延明教授略带遗憾地说：“本来很想带家人来玩玩，可帝国大厦今天又有枪击案，真不知道安不安全。”我和太太几乎异口同声说：“哪里都比中国安全。”自由，从来不是白璧无瑕的，有时甚至有着难以忍受的代价。枪击案是不是作为自由堡垒的持枪权的代价，对于深受奴役并时时事事感受到奴役的人来说，可能不会犹豫不决，但对于享受自由日久的人们来说却可能辗转反侧多少个夜晚也未必能定夺。1787年，陪着几十位律师、农场主吵了几个月架的华盛顿，认为刚刚制定等待各州人民批准的联邦宪法能维持20年就不错了，而佛兰克林则认为当人们厌倦了自由，就会以专制收场。当恐怖主义者将世贸大厦作为攻击目标时，他们到底是针对什么呢？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还是美国人的外交方式？攻击的是美国还是纽约，是地理还是信仰？
对于这个城市我还很不了解，除了一些零碎的感受，并没有什么值得下判断的东西，即使有判断，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刚到的异乡人的兴奋而已。只是，刚刚走进她的边缘，它的网格状似乎已经向我预示某些东西，无论你接下来将看到自由女神像还是遍走中央公园，抑或华尔街、大都会、布鲁克林、犯罪多发的危险区域，无论它们会多么令人惊讶喜悦或者恐惧，其实骨子里却透着一样的东西，我还在猜想、验证这种东西。
诗人阿多尼斯说：“你的童年是小村庄，可是，你走不出它的边际，无论你远行到何方。”人如此，城市也一样。每个城市都有其个性，这些个性并携带着各种文化基因，它可能不仅得上溯百年，甚至得远溯数百年、上千年。纽约只有400多年历史，但它是个典型的混血城市，而且一直就是：印第安人、荷兰人、欧洲人、英国人、美国人、地球人。
这也许就是惠特曼、德莱塞、E.B.怀特、保罗.奥斯特们情深难以自持、纸上时时挂笔的纽约的小村庄。现在，我也将开始穿梭于这座城市，写点刘姥姥观园记，满足表达欲，填平好奇心。
2012年8月29日于纽约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