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连载】杨继绳《墓碑》（四十三）

【新唐人2014年1月6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第十章 大饥荒中的云南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为了调查云南省在大饥荒中的情况，我乘波音七三七从北京飞到云南省会昆明，整整飞行了三个半小时。在一九五八年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从昆明到边疆一些县还得有十天到半月的行程。可见云南离中央政治中心多么遥远！但是，在毛泽东时代，中央政府的权力和意志，也施加到云南这样一个多民族边疆省份的每一个角落。边疆少数民族也不能幸免“三面红旗”的灾难，也不能逃脱饥饿和死亡。表十•一记录了大饥荒年代及前两年云南省的人口变动。表中的总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取自《中国人口•云南分册》（注一）一书。这些数据是云南省官方提供的。

根据官方公布的人口数字，可以计算出（计算方法见本书“大饥荒对中国人口的影响”一章）大饥荒期间，云南省人口变动情况，即非正常死亡近五十万人，少出生人口近一百三十万人。表十•一中最下面两行就是本书作者计算的结果。当然，这是用官方数据计算的，实际情况要比这个数据要严重得多。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授研究的结果是，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云南非正常死亡八十万，死亡率为百分之四点二。（注二）他没有考虑云南一九五八年的非正常死亡。

一 从刀耕火种到共产主义

由于考虑到云南的特殊情况，新政权接管云南以后，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没有采用内地那种对地主进行残酷斗争的方式进行土地改革，而是实行“和平协商土改”。和平协商土改的政策原则是：“在保证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基本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前提下，对少数民族地主从政治上、经济上作了适当让步。”“ 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废除高利贷剥削，不分其它财产，并保留与农民同样一份土地。改革中不打，不杀，除现行犯以外不捕，并一般不剥夺政治权利等”。（注三）边疆地区土地改革到一九五五年底才基本完成。

说是和平协商，实际上也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进行的。和平协商土改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交待政策、发动群众，组成农民队伍；第二阶段是划分阶级，这一阶段要向地主阶级进行“有控制的、有领导的面对面的说理说法斗争，全面揭发地主阶级的罪恶”；第三阶段是没收征收土地；第四阶段是分配土地。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改革以后，地主富农不敢请工，也不敢拿粮食到市场上去卖。农村借贷关系也停止。坝区（云南称山间盆地里的小平原为“坝子”）和内地历年有大量粮食流入边疆和山区，一九五六年，因坝区和内地土地改革，流入边疆的粮食大量减少。再加上沿边一线边防工作加强，一九五六年三月以来部队向边沿一带推进以后，边民出国帮工和购粮也大为减少，农民虽然分得了土地，但缺乏农具和牲口。所以，一九五六年以来，边疆地区粮食问题十分紧张。思茅地区一九五六年五月粮荒开始露头，六、七月份更为严重。各地均发生农民到区政府和驻军部队要粮食的情况。由于粮荒，澜沧东回区磨界寨“坏分子企图煽动群众抢劫区政府”，后因及时发觉而制止。酒井区大卡竜乡群众私自开仓分了粮食十多担。募乃粮库从四月下旬到七月八日，发生偷粮抢粮事件二十二次。澜沧东河区还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注四）为此，思茅地委在半个月间连续两次发出解决粮食问题的紧急指示。

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前，由于农村政策挫伤了农了的积极性，加上征了过头粮，云南农村就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

云南省纪委一九五五年三月的一份报告（注五）中说，一九五二年思茅县龙潭、坝溜两区因春荒上吊、中毒致死二百零六人（其中龙潭一百零五人，坝溜一百零一人）。这个事件一直拖到一九五五年才作处理。临沧地委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二日的报告（注六）说，临沧县在一九五六年三月到九月的六个月时间内，发生了因缺粮而饿死人的严重事件。事件发生在三个区二十六个乡的范围内，因饥饿而致死的有一百一十人。原来属余粮户和自足户，因国家多征购了粮，又没有及时供应而饿死的占死者总数的占百分之四十九点九；原属于缺粮户，虽有粮票而无钱购粮而饿死的占死亡总数的百分之二点七二；因生理缺陷或劳动力极差而无人关心而饿死的占死亡总数的百分之八点一八；原是自足户因吃粮计划不周而饿死的占死亡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九；因基层干部贪污了粮票和救济金而饿死的占死亡总数的百分之六点三六；吃野菜中毒和因缺粮被家庭虐待而死的占死亡总数的百分之四点五四。因此，群众普遍产生不满情绪。有的说：“共产党领导好，把人饿死了。”“过渡时期是饿肚时期。”四区斗角乡饿死人丢在河里。家属说：“共产党真伟大，饿死人拿去堵河坝。”

临沧地委上述报告说，在这一时期内，因缺粮使偷盗事件普遍发生。据十四个乡调查，被发现有偷盗行为的有一百八十八人。因偷盗被吊打、斗争、游街的，据不完全统计就有一百六十三起。另一方面，外逃、求乞、出卖农具、家具，甚至卖儿卖女的也不少。斗角乡贫农谢廷楷以两元钱出卖了独生子（后又赎回）。有的地方出勤率降到百分之八，四、五两个区插秧被推迟两个节令。

报告说，出现饿死人的事件主要原因是分配粮食征购任务上存在“偏差”。死人问题最为严重的是四、五两个区。第四区一九五五年的征购任务为四百九十七万五千斤，相当于一九五四年实绩三百六十七万二千四百零八斤的一点三五倍。第五区一九五五年的征购任务为四百零七万五千斤，相当于一九五五年征购实绩二百九十三万零八十一斤的一点三九倍。征购任务太重，不得不对采取强制手段，层层施加压力。因而出现了逼、挤、搜、斗、打等违法乱纪的现象。五区平村乡工队干部半夜三更背着枪，点着火把，带着运粮队伍到群众家中搜查，贫农交不出粮的打欠条，富农交不出粮就现场斗争。富农王中富被打断三根肋骨，他的儿子被打成残废。

临沧县一九五六年饿死人的事件一直拖到一九五七年才处理。这个情况一直被压在地委以下，没有向中央汇报。

云南省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不仅土地改革比内地晚了几年，农业生产技术十分落后，不少地方还是刀耕火种。有的地方还沿用刻木记事、结绳丢豆记数，不会算账，完全不具备办社条件，但是，土地改革刚刚结束不久，政府就不顾生产力水平的状况，加速实现农业集体化。到一九五七年底，云南省有初级社三千零一十五个，高级社一万八千五百五十七个，共计二万一千五百七十二个，加入初级社和高级社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八点九。到了一九五八年初，又开始并社、扩社。到公社化前，农业合作社并为一万八千九百四十三个。经过九、十两个月的公社化运动，到十月底，就在原有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了八百三十三个人民公社，入社农户为三百零一万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二点四。有的地方上午刚挂上农业合作社的牌子，下午就换上了人民公社的牌子。边疆民族地区变换得更快，一些民族自治州一九五八年初才完成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土改结束后才创办起来的互助组，很快就被初级社、高级社所取代，紧接着又变成了人民公社。当时称这种现象为“一年内实现两次革命”，即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又说这是“民主改革、和合作化高潮，双管齐下，一箭三雕，三步并做一步走。”。就连原来处于原始公社末期的一些少数民族，也“一步登天”地建立了人民公社。全省公社的规模一般在三千-五千户，最大的公社有三万多户。（注七）在公社化过程中，原来合作社的财产一律转为公社所有。农民私有的牛、猪以及其它大小家畜、房前屋后的竹林、果园一律折价入社。说是折价，实际只算原价的百分之五十，而且大部分没有付款，完全是无偿剥夺。云南边疆的少数民族历来把牛当作财富的象征，公社化强行将其牛入社，引起了少数民族的强烈不满。

随着人民公社化，公共食堂也办了起来。到十月十四日的不完全统计，全省建立了九万八千五百七十二个公共食堂，参加人数达一千二百二十多万人。（注八）大办公共食堂并不是完全自愿的，有的地方强制取消一家一户的伙食，有些地方还没收农户的小农具，甚至将农户的铁锅砸碎，集体、私人的粮食都集中到公共食堂。很多地方以管理区（大队）为单位合办公共食堂，有粮食的生产队和没有粮的生产队在一起吃大锅饭，宣布“吃饭不要钱”。在居住分散的地区，社员每吃一顿饭要翻山越岭，少则走四五里路，多则走十多里路。

在人民公社化过程中，“五风”猖獗，对农民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据云南省委统计，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全省无偿调动的劳动力不下五亿个工作日。无偿占用和调用的土地约有二百四十五万亩，约占全省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六。平调的牛、马、骡、驴大牲畜约六十万头，拆除农民住房一百万间以上，另外还无偿占用农民住房一百万间。与此同时，强迫命令和瞎指挥风盛行。在高寒山区，不让种适合这里气候的荞麦，改为不适合生长的玉米，称为“革荞子的命”。对西南边疆地区，不准在旱田旱地里种适合这里气候的旱谷，改为不适宜当地的杂粮，称为“革旱谷的命”。为了推广三轮三铧犁，强行火烧老式木犁。为了争先进、抢进度，动辄命令群众割掉没有成熟的作物，或者拔掉不合“规格”的幼苗，进行改种或重种。对不执行或没有按基层干部意志办事的扣工分、扣口粮、打骂，甚至动用各种刑罚。（注九）

二 持续不断的阶级斗争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阶级斗争的弦一直綳得很紧。农业集体化和粮统购统销是在紧张的阶级斗争气氛中进行的。说“阶级斗争是农业集体化和统购统销的强大动力”，实际是说，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推进农业集体化和统购统销。

一九五七年，在全省农村进行了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这场斗争于一九五七年八月在云南内地一百零八个县（市）展开。八月底的不完全统计，斗争了九千一百五十三人，捕了一千三百四十二人。这场斗争“生动有效地批判了农村中的右倾思想。”斗争的结果，“一是合作社的劳动出勤率和劳动质量普遍提高；二是叫粮食的不叫了或不敢大叫了；三是市场物价开始稳定；四是基层干部大大出了气”。省委准备在这次斗争中，斗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百分之十，逮捕百分之一（二千人），个别判处死刑。刑事犯罪分子不在此数之内。（注十）

也是在一九五七年，在城市开展了反右派和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开始，云南开展了反击右派分子的运动。一九五八年四月起，全省又开展了“反右补课”运动。这两次共划出右派分子一万零七百三十一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百分之四点八，其中，党内右派分子一千七百九十五人，占参加运动的党员数的百分之三点六，共青团内右派一千六百一十六人，占参加运动的团员数的百分之三点七二。在右派分子中，县处级以上干部一百五十八人。在一千七百九十五名党员右派中知识分子干部一千四百一十八人，占百分之七十八点五五，地下党干部一千二百二十一人，占百分之六十七点九七。（注十一）国民党起义将领龙云、副省长龚自知、省人民委会委员安思溥、杨克诚、谢崇文、宋一痕、秦淑贞等都被打成了右派。对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人给了严厉的组织处分和行政处分，大部分人被送往国营农场劳动改造，一部分人被判处徒刑。此外，还对上万名被认为有“右派观点”或“站在右派立场”的干部进行了批判，他们虽然没有戴帽子，也长期受到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歧视。

在反右派斗争的同时，又在全省开展了肃清“地方主义”的运动，严厉批判了“地方民族主义”，划出了一批所谓“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在云南省，批判地方主义这不是第一次。一九五四年就批判过郑伯克的地方主义。地方主义当时的主要表现是，在人事上，主张干部“地方化”；在政策上，强调地方情况特殊化。批判地方主义的斗争，不仅在云南省，在山东省、广东省以及其它很多省都开展过。五十年代各省批判地方主义的斗争，加强了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是建立极权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步骤。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六-二十二日，中共云南省委召开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揭批所谓“郑敦、王镜如为首的反党集团”。二十一日，会议通过了“开除郑敦、王镜如党籍的决议”。郑敦是省委组织部长，王镜如是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他们的罪状是：“实行地方主义、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修改党的全部组织原则，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取消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认为形势‘漆黑一团’，说当前存在‘十大紧张’、‘十大矛盾’；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地、富、反、坏、右大联合，做他们的阶级基础”。（注十二）现在看来，他们和省委第一书记谢富治等领导人不仅在干部任用上有矛盾，更主要的是他们对一九五七年以来的形势持不同看法。在各专区和县，也相继揪出一批“郑王反党集团”在当地的代表人物，挖掘他们的“钉子”和“爪子”，株连了一大批干部。一九七九年四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为“郑敦、王镜如反党集团”平反。但不少人早已家破人亡，损失不可挽回。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高潮以前的一系列阶级斗争，多数是人为制造的。残酷的斗争，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再也不敢讲真话，再也不敢批评共产党，再也不敢批评党员干部的缺点和错误。从而为弄虚作假、报喜不报忧的浮夸风扫清了障碍。也形成了对上盲目服从、对下独断专行的恶劣作风。大跃进中的“五风”就是这样形成的。

三 农业 工业齐跃进

一九五七年冬，在中央政府的号召下，云南省掀起了以兴修水利和积肥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到一九五八年一月上旬，全省兴修水利的出工人数达二百万人左右（一九五七年末全省总人口为一千八百九十六点七八万人，其中男女劳动力总共约七百五十万人）。原来没有积肥习惯的一些少数民族，也移风易俗，修厕所，盖猪厩，大搞积肥。一九五八年群众性的修筑公路也形成了高潮。当年全省兴建公路七千多公里，虽然等级很低，但也算改变了许多地方交通闭塞的情况。（注十三）这些通过政治动员而发动的群众运动，虽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将农村劳动力的精锐部分调离农业生产第一线，影响了农业生产，也使农民处于劳动强度极大的苦役之中。

一九五七年，云南省在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已经受到批判“马鞍形”的影响，在干部中存在急躁冒进的情绪。虽然当时云南省委对形势的分析还是比较冷静，如粮食产量，原计划“二五”时期末要达到二百亿斤，省委确定的原则是，算账可以算二百亿斤，争取完成可能是一百九十亿斤，按一百八十亿斤往上报。实际上一百八十亿斤也偏高（一九五六年粮食产量最高，为一百二十点二七亿斤）。接着是全国反右倾保守，使“大干快上”的温度急速上升。

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云南日报发表题为《革命干劲大些，大些，再大些！》的元旦社论，提出“跃进，再跃进”。省报的社论是代表省委的声音，更是代表省委第一书记的声音。

一月十三日，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向云南各地、市委传达省委第一书记谢富治提出的农业大跃进指标：一，原来提的十年实现的水利化计划三年完成；二、这三年要为八十亿到一百亿方水奋斗；三、三年内基本消灭平坝区和半山区旱田、旱地、荒地；四、改山区坡地为梯地一千万亩。（注十四）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上半月各省农田水利及水土保持计划的实现情况，云南省仅实现计划数的二百一十七万亩的百分之十二，在全国倒数第一。中共云南省委受到很大的震动，于一月十七日召开全省电话会议，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各地鼓起干劲，反对保守思想，提高水利计划指标。到一月下旬，各地报省的水利计划从原来的五百四十万亩提高到一千零二十五万亩。全省投入水利的劳动力由每天的二百万人提高到二百六十三万人，占全省劳动力的百分之三十五。在工地上的农民，每天都劳动十小时以上，通常都干十四-十五小时。省委还提出“春节不下工地”的口号，民工只好不回家过年，在工地上连续苦战。（注十五）

一九五八年二月四日，《云南日报》发表《在生产大跃进进中，要做彻底革命派》的社论，说：“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在新的革命浪潮里，是做彻底革命派呢、还是做改良派、妥协派、现状维持派呢？是做促进派呢，还是做促退派呢？这是检验一切革命者的重要尺度。”这里把对“大跃进的态度提到政治高度。

二月十五日《云南日报》发表了《坚决地干，大胆地干，彻底地干》的社论。社论说：“大跃进的形势，就像奔腾在铁轨上的火车一样，显示出历史的必然性；农业、地方工业的高速度增产的可能性也像‘赤壁鏖兵’的前夜一样，万事俱备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敢不敢取得胜利呢……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把彻底革命派、促进派与保守派、促退派的分野表现得最显然不过了……要清楚地看到，我们是处在高潮当中，必须经常克服右倾保守思想，这已经具有规律性了。”社论尖锐地批评了一些人对形势的观望、怀疑态度。这个社论，对当时本来已经过热的形势，起了推波澜的作用。

像全国各地一样，云南的大跃进不仅表现在水利建设中，也表现在其它方方面面。在六月的大春栽插期间，发动了以盲目追求过度密植为中心的“大面积高产运动”。不管各地区是否适宜，都要求达到每亩比往年多栽五千-一万丛秧。凡被认为保守的就“插白旗”，被认为是跃进的就“插红旗”。

一九五八年春，全省开展了积肥运动。在春耕积肥中，许多歙和社大量拆民房，用拆下来的老墙土做肥料。晋宁县拆除了农民住房的百分之二十。每个合作社都取消了一两个小村，合并为大村。上蒜社就拆除了三个村子。不少社员住房拆除后没有地方住。（注十六）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八日至十月二十一日，中共云南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根据省委指示，先后四次向地、县两级发出创高产的通知，鼓励人们“敢想敢干，创造大面积的丰产记录和单产的最高记录。”（六月十八日通知）“省委强调必须放出一些卫星来稻谷能否放出亩产二万斤的卫星”（七月二十二日通知）。“据了解，各地的卫星都是用移苗并栽的办法，如果时间来不及，你们搞几亩或十几亩三万斤以上的水稻卫星（八月十六日通知）……（注十七）

省委有要求，下面就行动。一九五八年九、十月间，云南也掀起了“大放粮食高产卫星”的高潮。九月六日，《云南日报》报道亩产稻谷三万三千四百九十二斤，此后，各地“卫星”频频“上天”。亩产六万斤水稻，三万斤包谷，三十万斤薯类，一千斤棉花，五千斤烤烟等，相继在报纸上出现。这些“卫星”，大大超过了人们常识所能接受的程度，事后证明都是假话。

七月二十一日到八月四日，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议，谢富治在总结报告中提出：三年改变全省面貌；三年工业总产值要超过农业总产值，建成比较独立的工业体系；农产品要大大有余，牲畜要大量出口。他提出一九五八年的任务：粮食产量翻一番，基本达到每人一千斤到一千三百斤；生产铁七十万吨，钢十万吨。（注十八）

在农业大跃进中，云南省的边远地区，和中原省份一样，也开展了以滚珠轴承为中心的农具改革的群众运动。丽江地委接到省委的指示以后，成立了以县委书记为首的技术革新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由一名副县长专管，区乡也由第一书记挂帅。边看，边学，边做，边改进，工效由原来的四-五个工生产一套滚珠轴承，提高到一个工生产两套滚珠轴承。四华乡一个铁匠带十个徒弟，采用流水作业，平均每人每天生产三、四套滚珠轴承。以县农具厂为骨干建立了一个滚珠轴承厂，二十九个大乡中每乡都有分厂，遍地开花。（注十九）大理地委在一九五八年十月三日的《关于当前工具改革的情况报告》中说，截至九月二十一日统计，全州已完成铁质、木质的各种滚珠轴承共计三十二万九千八百二十五套，占计划的百分之十六点四，各种秋收秋种农具四十八万零五百九十七件。占计划数的百分之四十八。其中收割机七百七十五件，脱粒机一万二千 件……滚珠轴承竟有木质的，从来没有见过机器的大理这个边远地方，竟然制造出大批收割机、脱粒机。这显然是神话。这些滚珠轴承和农业机械是怎样造出来的呢？这个报告说：“反对单纯依靠铁匠、木匠来改革工具和制造滚珠轴承的作法，充分发动群众，相信群众，形成多快好省的群众运动”“全党动手，全民动员，人人当木匠、铁匠，户户造滚珠轴承”。“白云乡原来只靠三十多个铁匠、木匠，结果时间拖长，任务完不成，后来把工具改革变成群众运动，仅三天就造出各种畜力车一千五百多部，同时全乡都实现了转动工具轴承化和运输车子化。”“据大理、台庆、漾濞等县反映，制造滚珠轴承没有材料，群众就自动将自己的锄头、耙、钉耙把、赶面棒、拿出来做滚珠轴承。把棺材板、大门板、吃饭桌等都拿出来制造畜力车。床板、楼板都拿出来做打谷机。漾濞县麦地乡由于大部分利用竹、木制造滚珠轴承，仅三天时间就造出滚珠轴承一万一千二百六十套。”

工业大跃进也出现了奇迹。在省委的号召下，全省的工矿企业数由一九五七年的三千八百六十六个猛增为一九五八年的二万三千一百一十个。半年就增长五倍。有的地区报称平均每一点零五分钟就建成了一个厂矿；有一个县的钢厂报称“仅花两块钱就办起来了”；连刀耕火种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报称办起了三千六百多个厂矿。大办工业使全省约有一百万个劳动力脱离了农业生产。仅全民所有制职工就由一九五七年的六十四点三万人增加到一九五八年的一百五十四点一万人。（注二十）

和全国一样，云南大办工业也是以钢铁为中心的。由于云南出铜，所以云南的提法是“大战钢铁铜”。七月底投入的人力有十七点七万人，八月下旬增加到二十五点七万人，建成小土炉一 万多座，小高炉二千多座；十 月下旬，集中的人力已达三百七十多万，全省一切工作都以钢铁铜为中心。全省中小学生全被动员起来回收废钢铁，房屋的铁门把和下水道铁盖也被拆下来化成了铁锭交任务。（注二十一）

在“人人炼钢铁，钢铁炼人人”的口号下，全省调动了三百七十多万劳动力参加钢铁铜会战。（注二十二）晋宁县幸福公社动员了一万多人去炼铁，老太婆、娃娃，背着铺盖，像逃荒一样，走了两天才走到工地。工地什么也没有，只好临时砍树搭棚子住。（注二十三）离开钢铁铜工地的社员不给饭吃，对有不同看法的人就辩论、斗争。有五个小伙子和妇女唱山歌，这本是云南的风俗，工地上的干部却说他们调戏妇女把他们捆了起来。炼铁的土高炉需要用人力推拉的大风箱。做风箱需要大量的木板和鸡毛。为了得到鸡毛，干部们把农民的鸡杀了。为了得到木板，征来了为老年人准备的棺材。炉子建了很多，但有半数没有开起来。师宗县的火箭、富乐两个公社建炉五百一十二个，投产的只有二百三十四个，出铁的只有八十四个。据省委派往富源县核算成本的工作组反映，每吨生铁成本高达二千七百元到三千三百元，而每吨生铁才值一百六十元。（注二十四）

工、农业“大跃进”造成了大损失、大跃退。云南省的粮产量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零年连年减产，一九六零年的粮产量低于一九五七年，只比一九五三年多一些。一九六一年和一九五七年相比，大牲畜减少了百分之十四点三，生猪减少了百分之十五点八。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一九五八年后逐年下降，一九五八年人均为七十二元，比一九五七年下降了四元，一九五九年为七十一元，一九六零年为七十元。由于大办钢铁铜和大办公共食堂，大量森林被砍伐，森林复盖率由五十年代初的百分之三十以上，下降到六十年代初期的百分之二十二点六。由于大面积开荒种粮，放牧草场（山）遭到严重破坏。（注二十五）

一九五八年全省粮食产量比一九五七年减产百分之六点七，却不敢讲真话，虚报粮食产量，这一年粮食征购数却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八千多万斤。一九五九年粮食产量又比一九五八年减产百分之六点八，而征购数又比一九五八年多七点三亿斤。（注二十六）农民的口粮交了征购任务，造成了大规模的饥饿和死亡。表十•一中是一九六二年粮食部的数字，和《当代中国的云南》一书所载略有差别，但趋势是一样的。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云南》。

表十•二中的净拥有粮食其用途包括：口粮，饲料，种子，工业用粮。后三项扣除“净拥有”的约百分之三十为口粮。如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人均净拥有为五百一十六点八四斤，其中口粮大约有三百六十一点七九斤。这是城乡平均数，扣除城镇供应口粮后，农村人均口粮低于三百五十斤，再加上层层克扣，吃到农民嘴里的就更少了。

注解：

[注一] 邹启宇、苗文俊主编：《中国人口•云南分册》，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注二] 曹树基：《大饥荒——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中国人口》，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二零零五年，第一九一页。

[注三] 《中共中央转发云南省委关于边疆六个县区第一批采取和平协商方式进行土地改革的初步总结》，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日。

[注四] 《思茅地委关于领导群众克服粮荒的紧急指示》，一九五六年八月四日：《思茅地委关于解决当前边疆粮荒问题的第二次紧急指示》，八月二十日。

[注五] 云南省纪委：《关于墨江县坝溜、龙潭二区一九五二年春荒饿死人及严重违法乱纪事件及有关干部处理意见的报告》，一九五五年五月三日。

[注六] 临沧地委：《关于临沧县一九五六年死人情况的报告》，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注七]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云南》上，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一四三-一四四页。

[注八] 云南日报社论：《办好公共食堂》，《云南日报》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一日。

[注九] 《当代中国的云南》上，第一四五-一四六页。

[注十] 《云南省委关于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斗争的几个主要经验的报告》，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二日。

[注十一] 孙雨亭：《从郑敦、王镜如反党集团斗争中吸取教训，进一步加强党的战斗力——在云南省第一届党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注十二] 《于一川同志的总结性发言——在四月二十日省委扩大会上（记录稿）》。

[注十三] 《当代中国的云南》上，第一四二-一四三页。

[注十四] 当代云南编写组编：《当代云南大事纪要》，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一八一页。

[注十五] 《当代中国的云南》上，第一四五-一四六页。

[注十六] 《省委转批农村工作部关于晋宁县认真处理拆房以后社员安置的报告》，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注十七] 《当代云南大事纪要》，第一八九页。

[注十八] 同上，第一九一页。

[注十九] 丽江地委：《关于开展土法制造滚珠轴承的报告》。-

[注二十] 《当代中国的云南》上，第一四二页。

[注二十一] 同上，第一四三页。

[注二十二] 赵秉经：《关于人民公社化运动情况，载云南省农业合作化史编辑室，中共云南省委农村工作部合编：《云南合作化史料，历史资料选编》（一九五二-一九八九）（内部发行），云南新闻出版局许可证一三零号，第二七四页。

[注二十三] 省委书记处书记马继孔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日。

[注二十四] 省委检查团昆明分团曲靖组报告：《善于曲靖专区、富源师宗等县钢铁铜焦放卫星的情况报告》，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注二十五] 《当代中国的云南》上，第一五二-一五三页。

[注二十六] 同上，第一五四页。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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