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3日讯】 中国私人资本大量投资海外，成为2013年末英文媒体的关注点。如果将国内富豪投资、移民等结合起来看，可预见中国私企2014年的趋势仍然是“出走”。
*中国海外投资“第二波热潮”的新特点*
2013年中资海外投资，被外媒称之为“中资海外投资第二波热潮”，有两大特点已被观察者注意到，还有一个内在特点则被忽视。被注意到的两个特点简括如下：
特点之一，是私营资本成为“第二波热潮”的主力，投资热点也不再是“第一波热潮”中被青睐的资源性产业。地产项目、制造业成为“第二波热潮”的重要选项，地产投资往往以黄金地段为标的，而制造业的收购中又以品牌和技术为目标。
《经济学家》10月26日在“中国对外投资：第二波中国是不是到了洛克菲勒中心时刻”一文中，将这一轮投资称为“中国资本对纽约发动的奇袭”，列举了复星国际以7.25亿美元收购第一大通曼哈顿广场，绿地集团斥资50亿美元收购布鲁克林的大西洋广场地产项目。该文以三菱收购曼哈顿地标建筑洛克菲勒中心为例，比较了上世纪末80年代日本的“收购美国”，认为与日本公司的买价昂贵不同，中国投资者的交易价挺合理。《华尔街日报》则报导了浙江科尔集团投资2.18亿美元，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不远的兰开斯特县建纺织厂。
特点之二，中国海外投资正由穷国向富国转移。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中，对富国投资的比例从2002年的1/10猛涨到去年的2/3。根据商务部的数据，2013年1-11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802.4亿美元，较2012年的625亿美元同比增长28.3%。其中，对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欧盟的投资分别实现685%、232.2%、109.3%、89.9%的高速增长。
请注意，这与中国富豪的投资移民选择方向几乎一致：据报导，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三国聚集了约80%的中国投资移民。美国移民局发布的报告称，2011年共有2969名中国公民申请了投资移民签证，平均每天就有8名中国公民递交申请。
特点之三，这波投资热潮的是上半年冷、下半年骤热。2013年9月，普华永道发布的报告显示，2013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额仅为276亿美元，在境内的资产收购规模为616亿美元。商务部数据称2013年1-11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为802.4亿美元，其中526亿是7月之后的5个月内增加的。
就在上半年，中国企业对境内资产收购的兴趣还远大于对海外资产的兴趣，这5个月当中发生了什么，导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骤增？
*中国私企的利坏消息迭出*
2013年下半年以来，发生了好几件事情，引起中国私营企业家的严重焦虑。
第一，2013年7月湖南私营企业主曾成杰之死，引发私营企业家对财富和人身安全的深切焦虑。
曾成杰走的是官商结合道路，他曾拥有的辉煌，因当地政府鼓励民间融资而造就；他的锒铛入狱，是因为其靠山下台。在失去了政治保护伞后，曾成杰迅速变成“罪大恶极”之人，其几亿资产不明不白地人间蒸发。我在“天堂与地狱：中国政商结合的路径指向”一文中，分析过这种官商结合的历史宿命。
曾成杰之死，导致了中国一场围绕政商关系的讨论。《21世纪经济报导》甚至以“王石谈曾成杰案感叹兔死狐悲：在商言商 是祸躲不过”为题做过报导。该文称，围绕曾成杰案情，中国企业家们开始思索自赎与自救。
女企业家王瑛在这轮讨论中的发言很重要，她将中国企业家的生存状态归为三类：与狼共舞（与地方政府合作合谋分享利益）；用脚投票选择移民或者离开中国；在权力经济的格局下去寻找市场、探寻市场空间。而在这三种选择中，“真正能够还抱有希望，去努力争取企业的市场空间的，已经不多了。”
此后，尽管总理李克强后来做了不少工作，不断宣传国务院在研究部署推动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例如9月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主题是听取民间投资政策落实情况第三方评估汇报，为民间投资参与市场竞争“松绑开路” ，但仍然无法缓解私营企业家的集体焦虑。
第二，国内外投资界对中国通胀的预期，成为中国私企出走的经济考量。
从今年7月以来，投行业必看的《华尔街日报》经常刊登各种有关人民币贬值的消息。这倒不是《华尔街日报》有意为之，实在是因为中国不可能将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这种奇特的局面再勉强维持下去。加之中国房地产泡沫虚高，破裂只是迟早之事，在国内没有好的投资机会之际，将大笔资金转向海外置业，既可以让资金避险，还可以找到营利机会。
第三，规避政治风险。
对于私企来说，对外投资一直是最方便且最受目标国欢迎的移民方式。中国富人的移民潮，早已是近几年国内讨论的热点话题。《2012胡润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千万富豪已达102万人，其中亿万富豪超过6万人。调查显示，大多数富豪已将孩子送至海外留学，16%的富豪已移民或者在申请中，44%正在考虑移民。在问及移民的动机时，富豪们提到的原因包括孩子在国外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担心内地政治经济变化影响自己的资产安全，以及希望退休后过更好的生活等。由于宣传部门要求媒体报导时“要尽最大可能淡化政治因素”，胡润报告中未被国内媒体报导的其他原因包括，内地缺少足够的法律框架导致灰色区域太多、投资环境恶化等。但是，只要仔细思考，就会明白能够让中国富人“资产安全”受威胁的，绝对不是社会底层的仇富情绪，而是政治环境。
必须提到的是，2013年李嘉诚大规模向海外投资，对中国私企起了强烈的示范作用。最近毛泽东120冥诞中毛左的狂欢，虽然有少数私企老板表达了拥毛热诚，但在更多的私营企业家当中，引起的只会是恐慌感。
*对私企“出走”的利弊分析*
对私营企业家的集体“出走”，中国人褒贬不一。《环球时报》在两年多时间内的态度变化耐人寻味。
2011年11月1日，环球网以“六成千万富豪选择移民，该如何应对”为题，做了一项的线上调查。结果是：6563名投票的网友中，有79%主张政府应“加以限制”，以防止国内钜额财富的外流。该调查还引用北大一教授的评论，指责富豪移民，说富豪们只考虑了个人因素，不管国家大局，没有起到“先富”的带头模范作用。这些人的财富受惠于改革开放政策，也是广大员工努力奋斗创造的，如此卷挟而去，缺乏道德，影响相当恶劣。2013年12月31日，《环球时报》在“2013，中国海外投资井喷年”中评说，中国对外投资的第二轮热潮，是“从寻求资源的国有企业转向寻求市场和创新、勤俭持家的私营企业，这是一个积极迹象”，在中国债台高筑之际，此文居然认为中国资本大量外流是件好事，完全不提及私企“出走”后面暗含的政治离弃。
当然，对中国的私营企业家来说，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资本自由流动更是他们的权利。但是私营企业家们的“走”，带走的不只是财富，更意味着促进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在流失。过去几年，在中国的私营企业家当中，已经出现为数不多、自我定位为“公民企业家”的人，他们热心公益，开始考虑并强调自由言说的权利，用自己的方式在促进社会进步。其中走得最远的王功权被当局抓捕，虽然暂时让这些不想做犬儒的私营企业家噤声，但我相信这种沉默不会是永远的。他们在推动和参与中国社会转型中所起到的作用，与公共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样重要。在未来关键的十年中，这些人的离场，对中国将是重大损失。
文章来源：《美国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