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25日讯】《九评共产党》指出：“共产党也是一种生命，但其反自然、反天、反地、反人，是一种反宇宙的邪恶生灵。”“虽然共产党披着一个为‘公’的外衣，以一个政党的名义出现，的确能够迷惑很多人，但是共产党却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政党，而是一个邪灵附体的害人邪教。
共产党是一个活的生命：党组织，也即邪教的世间表像，是它的肌体；从根本上主宰着共产党的，是最早注入的那个邪灵，它决定着党的邪教本质”。“马列从本质上就是邪的。滑稽的是中共党人都不懂马列。林彪曾说没有几个中共党员真正读过马列。瞿秋白被公认为思想家，承认仅仅看过一些马列皮毛。毛泽东思想是农民造反的山沟马列主义。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姓资。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更是什么也不是的拼凑了。”
毛泽东的“伟大”在于，他无耻地否认“中共党人都不懂马列”这一点，只承认“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并且反复讲这句话，来自我标榜是“唯一懂马列”的。那么。他凭什么这么说呢？
是看的书多吗？显然不是。与陈独秀、王明、瞿秋白相比，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直到延安时期，毛泽东看的马列教科书也没几本，要不，他就不反对教条主义了，就不拐弯抹角地讽刺马列书籍看的比他多很多的王明之流“言必称希腊（本意是‘言必称马列’）”了。马列的东西，毛泽东看的最多的，一是马列二手货《联共（布）历史教程》，二是列宁的《论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后来，“毛泽东思想”被提出来，并被排到马列主义之后，自我封为“中国式的马列主义”之后，他自己就是“中国的马列”了，他就不用看马列了。所以，后来他就以读史（吸取古代邪恶）为主了。
“中共不懂马列，只是从马列中继承了邪，又在其邪恶基础上塞进了它们更邪恶的私货”。“共产党把暴力恐惧和高压灌注成党的理论纲领，化成党性，党的最高原则，化成领导人的灵魂，化成整个党的运作机制和所有党员的行动准则。”（《九评共产党》）实际上，懂不懂马列，真的主要不在于所看马列的书的多少。不然，中共的第一代党魁交椅最终是不会垫到毛泽东屁股底下的。“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只有理解和把握了马列的邪恶精髓才算得其邪教真传了。在“从马列中继承了邪，又在其邪恶基础上塞进了它们更邪恶的私货”方面，在“把暴力恐惧和高压灌注成党的理论纲领”方面，可以说，毛泽东是举世无双的。列宁《论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里所说的“幼稚病”，实质上就是“人性”。对此，毛泽东是“意会”了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物质利益原则”。毛泽东的这些“名言”，都是对马列之邪的经典表述。
为什么毛泽东能做到这一点呢？这是因为“共产党的领袖们，虽然有教主的身份，但他们只是邪灵和党的代言人与管家。当他们的意志和目的与党一致并能为党所用的时候，他们被选择为领导者。但是当他们不能满足党的需要的时候，他们会被无情地打倒。党的斗争机制保证了只有最狡诈、最邪恶、最强悍的分子才能坐稳共产党教主的席位。中共历史上十几个党领袖都难有好下场，恰恰说明了这个问题。党的最高领导其实出路有限，要么破门出教，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名垂青史；要么像中共其他总书记那样被党吞噬”。
“在许多最邪恶的时刻，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败下阵来，因为他们的邪恶劲儿都不够水准，只有最邪恶的才能符合党的需要。党的领导人都是悲剧收场，党自己顽强的活着。能生存下来的领导人不是能操纵党的，而是摸透了党的，顺着党的邪劲儿走，能给党加持能量，能帮助党度过危机的。难怪共产党员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就是不能与党斗，都是党的驯服工具，最高境界也就是互相利用。”
就是说，由中共邪教的本质及其逆向淘汰机制所决定，在其邪党内部，越往上越邪恶（人们通常所认为的“中央的‘经’是好的，被下边的歪嘴和尚念歪了”的看法，完全是被中共有意的欺骗宣传造成的错觉），人性的空间越小（中共党官通常是官越大越六亲不认），党性的要求越高，越得“顺着党的邪劲儿走”。毛泽东的“过人”之处正在这儿。所以，他大言不惭的讲“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邓小平、江泽民，大同小异。华国锋没那么邪，尽管违背了毛泽东的遗志，抓了“四人帮”，为给邓小平平反铺平了道路，还是被邓小平用“两个凡是”的高帽子给压下去了。“胡耀邦为历次政治运动的冤假错案平反，为共产党赚回了民心，仍然被打下去。赵紫阳为挽救共产党搞改革，最后也没有好下场。”（《九评共产党》）胡耀邦、赵紫阳被拿下来，弄了个无德无能的小丑江泽民上来顶替，当时谁都莫名其妙，其实奥妙就在这里，因为江泽民的“特长”在于厚黑无比，比谁都邪，比谁都坏，是“摸透了党的”小人。
不用说别的，就其“讲党性，不讲人性”这一点，就足以见毛泽东的邪恶了。他对妻子都不当回事儿，杨开慧为他拉扯着三个孩子，因其受连累坐牢，他都不管不问，心安理得地睡上了贺子珍。跟贺子珍做着夫妻，又睡上了江青，婚外淫乱的无度就更不用提了。这样一个对家人都不负责任的流氓淫棍，可能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可能会“为人民谋幸福”吗？有人至今还听信中共的谎言，把他当救星膜拜。他们不知道，为了夺权，毛泽东和中共不惜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筑起中华民族的“血肉长城”，结果呢，两千万人白白送死？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民族工商界的所有承诺统统落空，“解放全中国”完全变成了“绑架全中国”。大权一到手，运动连番，接连开杀戒，为了做“国际共运领袖”、“世界革命的领袖”，不惜制造大饥荒，又为了推卸责任、发泄私愤、打击对手，闹起十年文化大革命，彻底毁弃五千年文化，把国民经济折腾到崩溃的边缘。这样，先后造成八千万冤坟。在1957年莫斯科参加共产党阵营最高级会议时，毛泽东对苏联领导人说“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人。”还对与会的各国共产党领导人说“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就连当时在场的苏东共产党领导人都很震惊、生气，感到“人”对毛无非是数字，死人他满不在乎。把这样一个魔鬼大灾星当成大救星，实在是中国人民莫大的悲哀和不幸。
毛泽东不仅自己犯下不可饶恕的重罪，同时给后人埋下了邪恶的祸根。邓小平所谓“杀二十万学生，保二十年稳定”的歪理，“六四”屠城的大罪，江泽民所谓对法轮功学员“政治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一类邪恶密令，残酷镇压以至大规模活摘器官、展销尸体的旷世极罪，以及大面积出卖国土，都是与毛泽东的邪恶一脉相承的，都是对毛泽东之邪恶的“继承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