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18日讯】美国《华盛顿邮报》女专栏作家安妮•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2003年出版的专著《古拉格：一部历史》（Gulag：A History ）曾获普利策奖，受到高度评价。美国《新闻周刊》称它是“出自西方作家的最权威、最全面的共产苏联记录。”英国《经济学人》说“它应成为20世纪那种最邪恶的东西的标准历史。”伦敦《金融时报》说其价值“无论在俄语或其他语言中都没有过，应被广泛阅读。”《洛杉矶时报》说该书“应放在任何读者的书架上”。
这本近700页的重要著作今年终于有了中译本（北京新星出版社出版，译者戴大洪）。这是中文读者的庆幸，因为此书的作者、内容、结论等三方面都具独特性。
阿普尔鲍姆1964年出生于华盛顿，毕业于耶鲁大学。早期曾是英国《经济学人》驻波兰记者，后加盟《华盛顿邮报》，还曾成为该报“社论编委会”成员。她在1992年嫁给现任波兰外交部长的西科尔斯基（Radoslaw Sikorski），后去华沙居住，2013年加入波兰国籍。
在美国的左右派光谱中，阿普尔鲍姆虽然长期给左翼的《华盛顿邮报》写专栏（现每月两篇），但思想倾向于保守派，这可能与她长期关注研究苏联及东欧的共产主义邪恶有关，她发现了西方左派和共产主义的内在理念连结性。
她的丈夫也是一位保守派，青年时代就支持瓦文萨领导的反抗共产主义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后在英国留学时申请政治庇护获准；在剑桥和牛津大学期间，就跟现任英国保守党首相卡梅伦、保守党伦敦市长约翰逊等成为思想的朋友，共同参与保守派学生联盟。
《古拉格》一书被译成全球20多种主要文字，是研究共产主义集中营制度的重要著作，并获得美国最重要的新闻奖“普利策奖”。虽然美国有很多“苏联问题专家”，但大报专栏作家中，像阿普尔鲍姆这样致力研究东欧和苏联，写出专著并获奖，很可能是唯一的——这是“作者的独特性”。
里程碑式的巨著
这本书的内容更有不同凡响之处。谈到古拉格，人们自然想起索尔仁尼琴的那本几乎同名的巨著。但两书有很大不同。索氏的《古拉格群岛》当然是撕开共产铁幕（集中营）的开山之作，具独特地位和作用。但当年索氏是政治犯，能接触的资料有限，而且他的书是“报告文学”方式（索氏自称“文艺性调查”），那么哪些是“调查”（真实），哪些是“文艺”（虚构）？在西方，“纪实”和“虚构”两大类界限很清楚。阿普尔鲍姆这本书则完全是纪实作品。由于苏联解体，作者接触到很多当年资料，采访了众多当事人，有翔实的引证（书尾的注释索引有91页，占全书页数13%以上），因而更真实全面。另外在文字上，索尔仁尼琴的书有很多繁杂报告，文笔也拖沓，不易阅读。而阿普尔鲍姆是写报纸专栏出身，文字通俗流畅，在资料和历史背景上也取舍精炼，因而更具可读性。
阿普尔鲍姆写出了《古拉格》的本质变迁：它设立的初衷跟希特勒杀害犹太人的奥斯威辛是一样的，只不过列宁、斯大林把镇压对像定为“阶级敌人”。布尔什维克掌权后发明一种理论，认为革命自然带来反对者，它是一种新型罪犯，这种“阶级敌人”是难以改造的，只能被“消灭”。所以在西伯利亚等寒冷偏远之地建造了集中营，让关押在那里的“阶级敌人”自然死掉。
这当然比奥斯威辛毒气室杀人过程缓慢，被认为浪费苏维埃的资源；于是犯人被强迫劳动。高潮时苏联有476个性质不同的劳改企业，从土木建筑、农牧养殖，到飞机大炮的设计。阿普尔鲍姆拿到的统计是，总共有2870万人被强制劳动，从1929到1953年的斯大林时代，囚犯死亡达275万，等于平均每月死近一万，连续24年（四分之一世纪）！
逃犯把活人当“食物”
该书很多细节惊心动魄。篇幅所限，仅举三例：一是温度。我出生在中国北部最寒冷的黑龙江，深知严寒之苦（至今恐惧和痛恨冬天）。但记忆中最冷也就是摄氏零下40多度。而在古拉格，这种温度仍要户外劳动，只有超过摄氏零下50度，才可停工。有一年停工15天，有一年只有三天，不是天气变暖，而是因为当局需要更多劳动定额，他们把温度表改了！
另一个是吃人。西伯利亚没有人烟，出逃没食物就得饿死。古拉格也关押很多刑事犯，他们逃脱时总要带一个人，没食物时就吃掉他。这个将成为食品的人被称为“行走的供应”（walking supply）。被带走的人首选是厨师，因他们不那么骨瘦如柴，比较有肉。有时还带小孩，更容易被杀掉。其中最残忍的一幕，是狱中一对好友结伴出逃，他们带了个“行走的供应”。但把那个人吃完了，还没见人烟，两人都动心思杀死对方。晚上两人都不敢睡，硬挺着假装聊天。最后一方终于瞌睡，另一个就割断他的喉咙。这个逃犯被抓获时，身上还背着几块“肉”。
再一个是洗脑。斯大林死时，有囚犯不仅悲伤，还把家里送来的一点钱捐给了当局（建纪念碑）。这场面让人想起奥威尔《1984》中那个革命者史密斯，被老大哥（当局）抓获、拷打、洗脑后，不仅真真实实地把四个指头看成了五个，被枪毙时还带着感激老大哥的微笑……。古拉格简直比奥斯威辛更可怕，因为被毒死的犹太人还没有感激希特勒的。
好莱坞导演朝拜卡斯特罗
德国有学者说，“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可是有了古拉格之后呢？但阿普尔鲍姆却给出这样的结论：古拉格肯定会再次发生！
作者的理由是：在当今俄国，没多少人愿意谈论和记忆古拉格，对她采访这个事，人们都很烦，甚至围攻她，指责西方记者总是对俄罗斯的阴暗面感兴趣。更根本的原因是普京当局不仅没有清算古拉格，并有意回避。当然了，俄国总统是前克格勃，这个国家怎么可能清理那段血腥历史？
阿普尔鲍姆还特别提到西方因素。她说，所以写这本书，最初的刺激是看到布拉格大街有人出售苏联的军用物品：军帽，镰刀斧头勋章，还有列宁、勃列日涅夫像章等（当年我到捷克采访时也看到过），而“购买的大部分是美国人和西欧人”。阿普尔鲍姆说，如果这是纳粹徽章，美国人和西欧人就不会买，“所有人都会对佩戴卐字徽章的想法深恶痛绝。”但为什么西方对希特勒和斯大林“双重标准”？阿普尔鲍姆认为，主要因为主导西方主流媒体舆论的左派知识分子们，不少人至今仍把苏联共产主义视为“理想”。
大名鼎鼎的法国哲学家萨特当年赞美斯大林，歌颂卡斯特罗、毛泽东，但“名声却没有受到丝毫损害”（因左派媒体护着他）。在斯大林把成千上万名无辜的苏共党员关进劳改营时，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竟对美国哲学家悉尼•胡克说，“越是无辜，他们越应该去死”（这可能是胡克这位纽约大学的左派教授后来转向反共的原因之一）。
即使人类进入21世纪时，伦敦的左派工党市长肯•利文斯顿还跟阿普尔鲍姆解释两者之间的区别。不错，纳粹是“恶魔”，他说，而苏联则是被“丑化”了。
好莱坞曾拍出了《辛德勒的名单》、《索菲的抉择》等揭露纳粹邪恶的电影，也拍了日本集中营的《太阳帝国》，但对拍古拉格的片子却没有兴趣，因为这“不符合好莱坞（一路倾心共产主义）的口味”。斯皮尔伯格导演出《辛德勒的名单》这样的片子之后，竟还去共产古巴朝拜卡斯特罗，两人从晚上谈到凌晨，一气谈了八小时，左翼理念的“心有灵犀”使他们一“谈”如故。
“浅红”不愿批评“大红”
阿普尔鲍姆在《古拉格》中不仅历数苏联集中营的残酷、黑暗，并在前言中特别提出，为什么西方左派对此视而不见，甚至还为苏联制度辩护？包括美国好莱坞的左倾们，为何排斥揭露共产邪恶的作品？这中间的原因是什么？
也许阿普尔鲍姆“发现”了西方左派与共产主义的内在思想连结：那就是“浅红（西方左派）”不愿批评（苏联的）“大红”，因为它们的本质都是“红色”，思想根基都是群体主义（collectivism），即热衷以意识形态的名义（人民的名义，公众利益等）剥夺个人权利，摧毁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均贫富和要平等的背后，是要建立消灭差异和不同的集权社会。
也许正由于这位美国学者看穿了这一切，她才在书的结尾写道，她“写这本书并不像陈词滥调常说的那样，为的是使这种事情不再发生，写这本书是因为几乎可以肯定，这种事情还会再次发生。”
古拉格还会再次发生，共产主义会卷土重来！这是这位美国学者的预言和警告，因为她看到共产主义的根基仍然存在，包括在西方左派的理念之中。所以这本书在中国翻译出版，不仅对当今仍劳改营遍布的中国具有意义，它本身的警告，对西方和整个世界，都具有特别意义（caochangqing.com）。
——原载台湾《看》杂志2013年12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