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18日讯】中共“历朝”的派系斗争均被认为有据可依。“红朝太祖”毛泽东在讲斗争哲学时曾说“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此为中共党文化一大特色。于是，江系、太子党、团派、知青党、维稳系、文宣系之诸多词汇应运而生，成了透视中共政治不可或缺的凭借。
香港动向杂志340期姬胡的文章指出，现在江系至文宣系“六大派系”之外又出现“新党派”，则少为外界注意。不过，民间一些观察人士还是给了中共一个全新的定位，将之分为“三党”。此“三党”之分与历来因高层权斗形成的横向朋党不同，而是按官员不同级别分的。其曰：副国级至正省部级是“站队党”，副省部级至副地厅级是“保位党”，县处级至一般官员（广及所有党政机关供职的工作人员）是“收费党”。
文章说，用“三教九流”来比喻中共纵横形成的各种分支利益集团虽不贴切，但是，若将朋党化的六大派系与纵横存在的“三党”合计起来，谓之九流也不算牵强。而将站队、保位、收费的“三党”指为新的三教，则再贴切不过。
“新三教”或曰“三党”虽然都在中共一个意识形态体系下，但真实的信仰各不相同，实乃不同教派。比如说，“收费党”表面上也听“站队党”关于群众路线的宣传口号，从组织程序上也尊奉“保位党”，但他们的真实心态是：我不管你说什么，反正我得有好日子过。能过上好日子就得靠非法收入，最安全的非法收入就是罚款。至于“新三教”之外的芸芸众生，他们无队可站、无位可保、无费可收，只有被罚款与被迫交费的份儿。这个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庞大人群当然就是平头百姓。
文章特别指出，中共的领导最重要是别站错队。
文章举例说，“收费党”最近好戏连台，先是在天津设罚款点于高速路入口，挨个勒索货车司机钱财；后是在河南永城逼得被罚车主一气之下喝农药自杀，以至于河南的“保位党”不得不表态说：坚决查处，追究责任。而据天津百姓对发生在东丽区货车司机王海军被罚三万元（最后托人情交了一万）一事议论称：执法者绞尽脑汁创出很多名目罚司机留下“买路钱”。有人曾向市委书记孙春兰反映过类似问题，孙以“有具体行政部门负责，我不宜过问”而推脱。北京的官场观察人士则说：孙是政治局委员兼任天津市委书记，兼职干好干坏无所谓，“关键是经营好与习总身边几位要员的关系，避免自己在政治上站错队”。
当央视曝光了天津的乱罚款现象之后，孙在京的关系人打电话提醒她“采取措施，消除影响”，孙竟然回以“我没空看电视（新闻）”。就算是央视新闻出于“有活可干”的目的，为被罚的货车司机出口怨气，但对无处不在的罚款又能何为？
央视本身就是收费与罚款的巨大受益者之一，延伸到家家户户的有线电视收费背后是央视公权力嚣张与市场垄断的结果。并且，若是有人私自按接收器收看免费的外国节目，地方广电机关往往是拆除设备，给予没收，并罚款一笔。如其不逞，则会捏造政治罪名恐吓之。
山西乱罚款弄出连环爆炸案
发生在河南与天津的公路乱罚款现象绝非特例，全国各地都是如此，区别仅在罚款的额度及频率。河南永城罚得太狠太频才致女车主喝农药以死抗争，而在太狠太频罚款背后是作为县处级官员的永城市党政一把手，明年就会由“收费党”升级到“保位党”。永城早在二○○四年就成为河南扩权的五个县级市之一，十年后全面脱离商丘市管辖而直属河南省是既定计划。
过去的九年里，永城的“收费党”为这个城市行政升级作出的贡献颇大。可以说，没有狠罚款频罚款的收入，就积累不起争取一大串国家荣誉的经济资本。该市计有十八项国家级荣誉，如“全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等等。整个城市幸福了，路过永城的货车司机悲哀了！永城的官员要升级了，货车车主喝农药了。在如此强烈的对比下，百姓对习李新政还抱希望吗？
至于发生在山西省会太原市的官府前连环爆炸案，案犯丰志均坦言“报复社会”。其以出租车司机身份生存于社会，遭遇的罚款与收费数额、频率小于河南被迫喝药的货车女车主。但是，山西的乱罚款与乱收费在全国绝对名列前茅，天津市豫省与之相比是为小巫见大巫。然而，身为“站队党”的袁纯清与李小鹏仕途未因丰志均案受任何影响，据传李小鹏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后不但可以递补成为中央委员，还会出任南方省份的省委书记，“以增加在开放地区工作的资历”。
高官面临身份与道德分裂
有经济学家身份的现任河南省长谢伏瞻，在国务院任研究室主任时，曾不止一次地将“限制地方非税收入”的建议递到温家宝案头。但是，他一转身成为“站队党”后，不靠非税收入（罚款与收费是主项），又怎么能争取到下属“保位党”们的支持呢？更何况，“保位党”们也要靠“收费党”来捞取升迁资本呢！
恰如一位被罚款多次的小城市电摩的车主所言：“共产党除了不要脸以外，什么都要。”所指骂的对象虽然是无处不在的“收费党”，但也可以看出百姓对新政的基本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