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连载】杨继绳《墓碑》（二十八）

【新唐人2013年12月16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三） 欺骗肚皮

在粮食极度短缺的情况下，安徽省各地采取了欺骗肚子法。一种办法是让同样的粮食多出饭，营养价值降低了，但肚子可以显得更饱。

改进做饭的办法，同量的粮食多出饭。粮食严重不足，不少食堂创造了“先进的”做饭方法，一九六零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共蚌埠市委节约粮食领导小组发文推广。（注一百）文件说：“这些先进的方法大大提高了出饭率，最高达到一斤米出饭八斤，山芋干出饭达四斤四两，都较原来的出饭率提高了二、三倍。”对此事“必须政治挂帅，加强思想教育，对各种右倾思想应给予坚决的反对和批判”。这个文件介绍的方法如下：

净米饭先进位作方法：

高温双蒸法 每碗放米一点二五两，再兑入开水五两，然后将碗放入盛有开水的锅内，用大火蒸到九成熟时，再兑入开水四两复蒸，前后约六十分钟即成。每斤米可出饭八斤。

一炒三蒸法 先将米入锅炒十分钟，再用开水浸泡十分钟，泡透后再将水除去，入锅干蒸二十分钟，再盛出摊凉后加水（每斤米放四斤七两水）复蒸十分钟后，再盛出凉干（十分钟），最后加水再蒸。每斤米可出六斤饭。

浸泡双蒸法 先把米用开水浸泡半小时，连同盛米器具放入盛有开水的锅内蒸，半小时后拿出摊凉（约十分钟），每斤米再加水四斤六两，再蒸四十分钟，每斤米可出饭六斤二两。

双蒸法 每碗放米一点二五两，参水六点六两，放在开水锅内蒸煮，三十分钟后每碗再加水二点五两，复蒸二十分钟后，每斤米可出饭七斤半。

泡米复蒸法 先把米用水泡十分钟，水除去摊凉以后，将米放入锅内蒸二十分钟，再拿出摊凉并再进行复蒸即成。每斤米可出饭六斤半。

蒸煮法 先用热水将米浸泡二十分钟后，入锅煮，到米涨开时捞出复用笼蒸，每斤米可出饭五斤四两。

干、湿双蒸法。将米干蒸后，以一点七两米兑二点六两水的比例，加水复蒸，每斤米可出饭五斤六两。

山芋丁饭先进位作方法：

双泡双蒸法 先将山芋丁用水泡二小时再蒸，蒸后一小时取出，用凉水浸泡后，再放入笼内兑水复蒸，每斤可出饭四斤四两。

浸软复蒸法 先用温水洗淘山芋干，待浸软后，入锅干蒸，蒸熟取出摊凉，十分钟后再加水（每斤山芋加水一斤一两）复蒸，一个半小时后成饭，一斤山芋丁可出饭四斤四两。

山芋面饭先进位作方法：

炒烫法 先将山芋面干炒，炒后用开水烫，山芋面凉透后用水拌合，制成馒头，入笼蒸后，每斤山芋面可出饭四斤四两。

发酵蒸馍法 将山芋面进行发酵，制成山芋面包，一斤山芋面可蒸出馒头三斤。

小苏打拌制法 用混合面做饭时，先用水烫一烫后加小苏打拌合，做出馒头蒸熟。每斤可出山芋馒头四斤。

豆粉面制饭法 先将豆粉面炒熟，冷凉，用开水烫后，用温水拌合制成馒头蒸出，每斤面可出馒头四斤四两。

很明显，上述“先进”制作方法，并不能真正能增加食品的量，只是吸水多一些，膨胀得厉害些，而且反复蒸煮，破坏了营养。农民说，这是“欺骗肚皮的”的办法，但是，只要把肚皮装得满一些，农民还是愿意接受的。这种量不增多、营养下降，而显得很多的食品，今天可以作为减肥食品。因为它可以满足生理感官的需要，而不增加营养。

大力寻找代食品。上述“先进”的制作方法，还是需要粮食（包括山芋）的，到后来粮食完全没有了，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只好发动群众寻找代食品。大搞代食品是中共中央的号召，当时的各级党报也大力宣传某些代食品的营养如何丰富。

一九六零年，安徽省全省各地都大量采集代食品。以蚌埠为例，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市委第一书记程光华在全市小秋收会议上作了《全民动手，大办代食品》的专题报告。他指出，“搞好以代食品为中心的小秋收运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是我们过好生活搞好生产的一个关键性措施，我们必须在已经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继续努力，把大搞代食品的小秋收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共蚌埠市委以发出了《中共蚌埠市委进一步发动组织群众采集野菜的指示》（中共蚌埠市委文件[六一]五十二号），文件一开头就指出，“自今年春季以来，我市出现了一个群众性的采集野菜的高潮。”报告进一步强调野菜的好处，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抓住清明前后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发动组织群众，掀起一个采集野菜的新高潮。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蚌埠市委第一书记程光华在发动群众采集代食品的报告中，列出了以下代食品的营养价值：

【资料来源】程光华：《全民动手，大办代食品》，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上述的代食品是与庄稼有关的，或一般荒年吃的榆树叶、桑树叶之类。几个月之后，这些代食品吃光了，就把一般荒年不吃的野草当代食品了。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共蚌埠市委发出的《进一步发动组织群众采集野菜的指示》中，列出了这些代食品的营养。

【资料来源】中共蚌埠市委：《进一步发动组织群众采集野菜的指示》，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蚌埠市留下来的上述两个文件中，都提到一个月有数十万人次上山、下田采集代食品。然而，野菜、树皮也是有限的。不出多久，树皮没有了，野菜也没有了，代食品也很难采集了，人们只好坐以待毙了。

我在凤阳看到一份文件：《中共凤阳县委通知（一九六零年十月一日）》，粮菜混吃，是节约粮食、保证吃饱吃好的一个重要方法，在大抓蔬菜生产、大种萝卜的同时，还应大搞各种代食品，以弥补当前蔬菜之不足。每亩约计可采集豆叶一百–一百五十斤。采后用水煮八成熟，手揉、挤出绿水，变成豆叶块，煎、炒、熬菜或兑粮食做饭都可以。

（四 ）“救命田”救了农民（注一百零一）

挽救危局最有效的办法是从共产主义倒退回来。一九五八年各地搞“一大二公”，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是乐观其成的。“一大二公”引起的“五风”造成了很大破坏，中共中央才被迫退回来，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三级是指公社、大队、生产队，即人民公社的财产由这三级共同所有，而生产队是基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对遏制“共产风”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还没有改变“上工一条龙，干活大咚呼隆，出勤不出力，记的一样工”的状况。生产仍然上不去。

安徽的责任田酝酿于一九六零年秋，试点于一九六零年底，形成于一九六一年春，结束于一九六二年底。对于安徽的责任田，毛泽东态度暧昧，他前后四次表态值得玩味。

一九六零年八月二十八日，曾希圣提出了在生产队下划份三个组，分别包产：一组包口粮，一组包饲料，一组包商品粮。十月，他进一步提出：“生产队下面均设生产组，避免生产大呼隆。”这年十月，曾希圣接替舒同，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十一月，安徽省委贯彻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批示信》，曾希圣从山东赶回安徽，在会上他强调：“我们是三级半所有制，小组是半级所有，以加强生产责任制。包产仍实行双包制，小队向大队包产，小组向小队包产。”此后，这个办法在安徽省得到全面推广。但以生产小组为单位还是没改变“干活大呼隆，分配大锅饭”的问题，只不过是“大锅”变得小了一点。

一九六一年元旦后不久，安徽省委派副省长张祚荫和郑锐到山东向曾希圣汇报情况。曾希圣听完汇报后向他们讲了几件事：第一，关于恢复农村经济问题，他说可以走包产到户的路子，并说已给黄岩同志打过电话，请他亲自去金寨县搞包产到户的试点。第二，已经向毛主席请示，农村食堂制度不成功，要取消，让社员一家一户自己做饭吃。第三，安徽也出了大问题，主要责任在他，他向毛主席请示，拟不再担任山东省委书记，回安徽纠正自己的错误，把安徽生产搞起来。

看来，曾希圣深知安徽问题的严重，他捂盖子的目的是想在外界知道安徽问题之前，自己把问题先解决掉，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包产到户。

一九六一年二月，曾希圣从山东卸职回安徽，路经蚌埠时，在此地驻点的省委常委张祚荫向他谈了一件事：宿县褚兰公社苗光大队七十三岁的农民刘庆兰带着有肺病的儿子上山开荒，没有牛，没有犁，只靠一把锹，第二年收了粮食三千三百斤，除了口粮种子外，还卖给国家一千八百斤粮食，向公社交了六十元钱。可见，包产到户不仅是农民的要求，而且的确能解决问题。（注一百零二）

一回到合肥，他就提出“按劳动底分包耕地，按实产粮食记工分”的办法。“劳动底分”就是每个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如成年男子每天底分是十分，妇女为六分，少年为五分，是事先评出来的。按底分包地就是按劳动能力包地。这样，就把土地分包给劳动力了，只要上交承包的粮食就行了。曾希圣强调，这不是单干，因为土地和大型农具还是公有，包产得到的粮食还是统一分配（超产的归自己）。他强调“五统一”：计划统一，分配统一（超产部分归自己），大农活和技术统一，用水管水统一，抗灾统一。尽管开始推广，但干部还是有顾虑，怕说是分田。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和十六日，在中央召开的广州会议上，曾希圣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个作法。毛泽东回答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产十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好事。”曾希圣立即叫秘书把毛主席的话电告诉省委，并说：已经通天了，可以搞。这样，安徽就全省搞起责任田来了。正在全面推广的时候，在广州会议上，毛泽东又让柯庆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转告曾希圣：责任田“可以在小范围内试验”。由于看到毛泽东态度和上次表态有所不同，三月二十日，曾希圣又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柯庆施写了一封信，比较详细地说明了责任田的作法和积极作用，也指出了这个办法的缺陷。信中说“我们的做法，并不是单纯接受部分群众的要求，而不顾可能发生的危险；而是吸取它的好处，又规定办法防止它的坏处。”（注一百零三）毛泽东看信后没有表态。三月二十八日，曾希圣回到合肥，当晚召开省委常委会，简要传达广州会议，说：“这个办法（指责任田），现在看来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能够增产，我们就今年试验一年，如果实践证明是好的就继续搞，如果证明不好，就不搞了。”为了减少搞包产到户的阻力和猜疑，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安徽省委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送了《安徽省试行包工包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中说：“我省试行包工包产责任制的办法是从三月六日开始的，到三月二十日接到希圣同志由广州发来的电话后即行停止。总计个省试行这个办法的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九点二。”这里说的广州来电后“即行停止”应当是一种谨慎的试探。因为毛泽东在广州说了“如果证明不好，就不搞了。”实际上此时并没有停止。为了消除中央的疑虑，这个报告对外面的批评作了解释：“在试行中，有些地方由于宣传工作做得不深不透，以致有少数群众把这个办法误解为包产到户，甚到误解为分田，也有的希望多吃超产粮，故意把它说成包产到户写信给工厂做工和给部队服役的亲属回家生产。实际上，这个办法不是包产到户，更不是分田，这和六十条中所说的‘实行严格的田间管理责任制’，‘有的责任到组，有的责任到人’，是完全一致的。”（注一百零四）一九六一年七月，曾希圣又一次在蚌埠向毛泽东汇报了责任田的问题。毛泽东回答说：“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曾希圣立即向省委常委和地市委书记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部署继续推广责任田。到十月中旬推广面达百分之八十四点四。

责任田的效果很好。全省大部分地区一年就消灭了荒地（一九五九-一九六零年，因人口大量死亡土地也大量抛荒）。牲畜农具很快增加（一九五八-一九六零年农具大量破坏，牲畜大量死亡）。一九六一年十月份三十六个县的典型调查，实行责任田的三十六个生产队，粮食平均亩产比上一年增产百分之三十八点九。粮食多了起来，交了公粮以后基本能够吃饱。因此，农民称责任田为“救命田”。为了吃饱，第一年种的主要是红薯。当时不少河南人到淮北来捡地里没挖净的红薯。

在形势刚有好转的时候，毛泽东对责任田的态度发生了变。一九六一年十二月，毛泽东在江苏无锡把曾希圣找去，用商量的口吻说：“生产开始恢复了，是否把这个办法（指责任田）变回来。”曾希圣回答说：“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还让群众搞一段时间。”当时毛泽东没有表态。一九六二年继续推行责任田。但是，为了怕人家说责任田是资本主义，就再三强调“五统一”。

中央的态度很明确，责任田要改变。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刘少奇对李葆华说，责任田是走回头路。回合肥以后，李葆华在安徽省书记会议上说：“现在看，办法有两种，一种是安徽的责任田，一种是中央的十二条、六十条，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实践证明，按中央的办法做不会走回头路，按责任田的办法做要走回头路，而且后果很坏，会把农民引向单干道路，发展下去会两极分化，出现高利贷。”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日，中共安徽省委常委会上通过了《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这个决议指出，责任田与中央的六十条背道而驰，它引导农民走向单干，其结果是瓦解集体经济，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方向上是错误的，必须坚决地把它改正过来。

在改正责任田的过程中遇到很大阻力，也出现了争论。一些了解基层情况的干部上书毛泽东和省委，主张继续搞责任田。这样的干部不仅安徽有，中央也有。一九六二年六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并书记处诸同志，表示支持责任田。同年7 月，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派人到安徽符离集调查，写出了《关于实行包产到户责任田的调查报告》，肯定了责任田的好处，主张对责任田“不能一棍子打死，全盘否定”。中央书记处讨论这个调查报告时，邓子恢直言指出，生产责任制好，没有改变所有制性质，可以在农村普遍推广。不久，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子恢又一次推荐这个调查报告，因而招来了严厉的批评。但是，邓子恢还重申：“对责任田，我现在还这样看。”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连同邓子恢的职务，一起被撤消了。这个会议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安徽省的责任田被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单干风”而受到批判。

一九六二年底，安徽省分三片举办了有区社干部一万多人参加的改正责任田训练班，结业后以他们为骨干组成工作队，大张旗鼓地到农村强制改正责任田。省委要求“一九六三年春耕以前改正一些生产队，其余部分在一九六四年春耕以前改正过来。”不过，很多地方采取明改暗不改的办法，延长责任田的实行时间。中共中央将《安徽省委关于第一批改正“责任田”的总结》转发全党，以期推动全国各地改正“责任田”的工作。这个文件介绍了改正责任田的进度，列举了“责任田”的五大危害。

在批判“单干风”时，一大批干部受到批判。随着“四清”、“文革”，这种批判变本加厉、日益升级。全省从上到下有几十万人因责任田的牵连受到了批判斗争。

十五年以后的一九七八年，安徽省又在全国率先搞起了责任田，最后在全国普遍推广。

（五）安徽饿死多少人？

三年大饥荒期间安徽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本书作者据《中国人口•安徽分册》（注一百零五）的数据计算结果，为二百二十六点二八万人，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口为二四十三点零六万人。（见本书“大饥荒年代中国的人口损失”一章）这本书的基本数据来处官方，显然是缩小了的。这里我再按一九八九年《安徽统计年鉴》计算，结果是，非正常死亡人数为二百二十四点六七万人；少出生人数为二百四十一点一七万人。计算过程如下：

【资料来源】《安徽统计年鉴》一九八九年，第四十页，四十一页。

正常死亡率＝[（十一点八+十四点三+九点一）/三+(七点九+七点二+七点一)/三]/二=九点五五‰)

非正常死亡人数：

一九五八年：三千三百六十六＊（十二点三减去九点五五）‰＝九点二六（万人）

一九五九年：三千四百一十＊（十六点七减去九点五五）‰＝二十四点三八（万人）

一九六零年：三千二百三十五＊（六十八点六减去九点五五）‰＝一百九十一点零三（万人）

一九六一年实际死亡率低于正常死亡率。可以说没有饿死人。

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二百二十四点六七万人。

正常出生率＝[(二十七点七+三十三点二+二十九点七)/三+(三十九点九+四十一点八+四十一点一)/三]/二=三十三点五五(‰)

一九五八年：三千三百六十六＊（三十五点五五减去二十三点八）‰＝三十九点五五（万人）

一九五九年：三千四百一十＊（三十五点五五减去十九点九）‰＝五十三点三七（万人）

一九六零年：三千二百三十五＊（三十五点五五减去十一点四）‰＝七十八点一三（万人）

一九六一年：三千零一十六＊（三十五点五五减去十二点三）‰＝七十点一二（万人）

四年少出生人数为二百四十一点一七万人。

《中国人口•安徽分册》一书中出生率和死亡率和《安徽统计年鉴》数据一样，但历年总人口数略高于《安徽统计年鉴》，所以用《中国人口•安徽分册》的数据计算出来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略高于用《安徽统计年鉴》计算的结果。由于这两本书的数据都是官方公布的，缩小了饥荒严重程度。

安徽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一九六一 年五月，中央监委调组李坚写了一份报告：《安徽省肿病人、封锁消息、大批惩办干部的情况报告》，这个报告称，安徽饿死了三百万人。二零零一年春，李坚向本书作者说，“文革”中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被打成叛徒被打成叛徒下放到安徽，在安徽几年他作了一些调查，回北京后告诉李坚，安徽饿死人数不是三百万，而是五百万。（注一百零六）曹树基先生用他的方法计算的结果是，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安徽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为六百三十点六万，占饥荒前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八点三。（注一百零七）

当年在公安部三局（管人口统计）工作的人口学家王维志，据各省上报的数字分析，一九六零年这一年安徽省死亡率超过千分之一百县有十一个：肥东县千分之一百二十四点八九，巢县千分之一百零一点二三，宿县千分之一百四十四点三二，凤阳千分之一百三十六点零四，定远千分之一百一十八点四五，五河千分之一百一十六点七零，阜阳千分之一百二十五点五七，太和千分之一百七十四点七九，亳县千分之一百六十二点三八，宣城千分之一百六十三点一零，无为千分之一百八十二点三零。（注一百零八）这些数字是官方上报的，从梁志远的亳县调查就可以证明，显然是缩小了的，但比后来出版的《中国人口•安徽分册》（注一百零九）一书中的死亡率要高一些。如果考虑三年的情况，总的死亡率超过百分之十五是没有问题的。安子文说的五百万，占当时全省总人口百分之十五左右。综上分析，从一九五八年冬到一九六二年春，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应在五百万到六百万之间。

户籍管理部门的分县市死亡人口统计显示，仅一九六零年一年，安徽省就有一百九十二万人非正常死亡。死亡率最高的是太和、无为、宣城、毫县、宿县、凤阳、阜阳、肥东、五河、宿松、濉溪、灵壁、涡阳、全椒等县。安徽各县死亡率高低不同，是年全省非正常死亡分布见下图

注解：

[注一百] 中共蚌埠市委节约粮食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在全市普遍推广先进做饭方法的报告》，一九六零年一月二十六日。

[注一百零一] 此节资料除另有注明外均取自邓力群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当代中国安徽》一书中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部分；中共安徽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安徽推行责任田的前前后后》，载《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编：《中国农业合作化史资料》，一九八六年第一期，第七页。

[注一百零二] 《当代中国安徽》一书中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部分，转引自《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编：《中国农业合作化史资料》，一九八四年第一期（总第四十六期），第三十六页。

[注一百零三] 《曾希圣同志给毛泽东等同志的一封信》，载《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第六四九页。

[注一百零四] 《中央办公厅转发安徽省委关于试行包工饴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一九六一年五月三日，中共中央办公厅文件，中办文[六一]三十号，辰一三零。

[注一百零五] 郑玉林、高本华主编：《中国人口•安徽分册》，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注一百零六] 李坚同本书作者的谈话。

[注一百零七] 曹树基：《大饥荒——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中国人口》，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二零零五年，第六十六页。

[注一百零八] 王维志当年的笔记本，王维志让本书作者抄录。

[注一百零九] 郑玉林、高本华主编：《中国人口•安徽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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