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12日讯】 (美国之音记者齐之丰报导)在当今中国，中国人发表了什么言论，让执政党共产党及其政府感到不高兴、不舒服，便很有可能会得到“非法经营”、“敲诈勒索”、“聚众滋事”、“聚众淫乱”、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之类的罪名被抓起来判刑。
与此同时，外国人、外国记者发表了类似的言论，让执中共及其政府感到不高兴、不舒服，则一般不会得到中共当局的这种难以让人感到愉快的待遇。中共当局对外国记者最严重的惩罚，往往只是要他们打道回府，改换工作地点。（外国记者遭受中共当局的打手暴力殴打的事情也有，但相对还不多。）
然而，外国记者、外国媒体显然是由于缺乏爱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以至于他们得到了跟中国人相比仁慈得多的待遇之后，不但不知道“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中国当局的不抓之恩，反而继续变本加厉地继续说不利于增强“党和政府”声望、甚至有损于中国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光辉形象的话。
显然，在中共推行所谓的“改革开放”政策三十多年之后，世界媒体和中共政权之间依然存在巨大的认识鸿沟。
*巨大的认识鸿沟*
彭博社一锅端，像送瘟神一样全部踢出中国的消息传出之后，世界媒体的有关报导和言论便将这种巨大的认识鸿沟活灵活现地展示出来。
法国主要报纸《费加罗报》12月10发表住北京记者帕特里克•圣保罗的报导，题目是“北京当局和英语媒体的对峙。”报导说：“北京当局强化了对中国网络言论的控制之后，又开始着手跟英语媒体摊牌。《纽约时报》和彭博社的24位驻华记者可能在今年年底到来之前被逐出中国。中国政府不给他们的记者证续期。这个问题已经如此之严重，以至于上个星期美国副总统拜登在访问中国期间跟受到影响的美国记者举行了会晤。”
跟几乎所有报导这一消息的世界媒体一样，《费加罗报》的报导讲述了《纽约时报》和彭博社为什么会变成中共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刺—因为这两家媒体分别先前分别报导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家人显然是借助温家宝的官运获得将近30亿美元的财富，而中共领袖习近平的家人则显然是借助习近平的官运获得将近3亿美元的财富﹔这两家媒体去年发表上述报导之后，它们的网站立即被中国当局屏蔽。
与此同时，世界主要的财经新闻通讯社路透社和美国《华尔街日报》的网站最近也被中国当局屏蔽。假如说，《费加罗报》的上述报导明显不符合中共宣传部门的宣传要求，不利于给中共当局增光，那么，《费加罗报》报导的最后几段话显然就更难以让中共当局感到光彩了：“习近平国家主席在今年11月举行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进行若干重大改革。与此同时，他也强化了对网络言论的审查监控，并强化了对外国媒体的调门。中国官方媒体奉命攻击‘普世价值观’，其中包括西方媒体和互联网所传播的表达自由、新闻自由和民主价值观。”
读到这里，读者难免要问，在压制媒体监督、压制民主价值观、压制表达自由的情况下，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究竟会在中国推行什么改革呢？中共的改革究竟会有利于谁呢？
在众所周知，在当今中国，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公众抱怨说：中共推行“改革”三十多年，只是让中共权贵大发横财，中国大众则只配承担改革的代价，不得不忍受看病难、就业难、住房难、就学难、养老难，不得不忍受有毒的水源，有毒的空气，有毒的食品，忍受贪官污吏的横暴。
*中共当局的恐惧*
三十多年来，西方国家以及世界媒体都有一个希望或幻想，这就是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随着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中国民众的信息渠道的增多，对外部世界了解的增多，中国会越来越开放，不但是对外开放，对内的政治制度也会越来越开放。然而，近几年来，尤其是中共新领袖习近平上台以来，世界媒体开始对中国的开放感到幻灭。在中共当局可能将《纽约时报》和彭博社扫地出门的消息传来之际，美国著名的《纽约客》杂志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发表题为“中国打击外国媒体的意义何在”的博文，展示了当今世界媒体对中国的幻灭：中国当局眼下威胁要驱逐大批记者，这种做法扭转了当局在五年前作出的一个决定，这就是向外国记者发出信号，展示中国越来越开放。在2007年，作为北京主办奥运会的一个条件，中国政府取消了禁止驻北京的记者在未经事先许可的情况下离开北京的限制。…当局采取这一做法的目的是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作为奥运会主办国是有足够的自信和坚强，可以承受外国记者到外地采访得到的任何发现。“中国随后逐渐失去了对软实力的兴趣。在过去的10年大部分的时间里，中共一直努力向外部世界投射一种更吸引人、更友善好客的形象。中共当局在纽约时代广场大作广告，在海外大设新闻机构，向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传播中国的观点，在发展中国家建设医院、道路和足球场。这些努力将继续下去，但中共领导层正在发出信号，显示中共领导层已经得出结论，认为讨人喜欢不如保住自己的生存重要。我最近跟一位中国高级外交官进行了交谈。我问他，中共当局为什么要发出驱逐记者的威胁。这位中国高级外交官说，《纽约时报》和彭博社简直就是要推翻中共政权，因此绝对不能让它们继续留在中国。他这种说法让我大吃一惊。我本来以为他会给我说一套含糊其辞不痛不痒的官样文章。但他赤裸裸说出来的居然是中共当局的恐惧。”
*报导中国的难处*
对世界媒体来说，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中国跟世界其它国家有重要的经济商业往来），又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家。这里所谓的特殊，是指在其它国家，媒体报导新闻和媒体追求盈利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统一的、并行不悖的—媒体从事新锐、深刻的新闻报导是媒体的本职，也是媒体的饭碗，是媒体的赚钱途径。然而在中国，新锐深刻的新闻报导，却可以让媒体和媒体记者陷入灭顶之灾，让媒体的盈利计划泡汤。
这种局面导致美国的一位媒体人这样说，“在中国，你要么追求新闻，要么追求赚钱，两者不可兼得。”
面对当今中国给世界媒体造成的这种两难境地，处于暴风眼中的《纽约时报》是如何考虑的呢？这种消息可以说是商业机密。但有趣的是，在《纽约时报》从事对该报进行新闻监督的“对公共负责的编辑”（the public editor，新闻界人士，不是《纽约时报》的雇员）玛格丽特•沙利文日前发表文章，专门谈了这个问题。沙利文的文章题目是：“报导中国的棘手挑战。”文章说：“一个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共产党国家，这个国家并不信奉新闻报导自由，并对锐利的新闻报导进行惩罚。对这样的一个国家，美国的主要新闻机构应当如何报导？”
“知难而进勇往直前？小心翼翼左顾右盼？大胆无畏？不落人后？”“我们所说的这个国家是中国。我们所说的新闻机构包括《纽约时报》，以及跟《时报》竞争关系紧密的竞争者。这些问题萦绕新闻机构高级编辑和主管的脑际。”中国是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对这些新闻机构的盈利很重要﹔另外，中国的新闻价值很高。中国正在迅速变化，有十三亿人口，是世界人口头号大国，有至关重要的新闻需要报导。
“这些问题的答案展现在报纸的头版上和网站上，展现在记者分派的决定中，展现在公司的盈亏账目中。”沙利文的文章接下来讲述了美国媒体在当今中国从事新闻报导所进行的竞争，以及所遇到的独特的挑战。文章的最后一段话是：“截至目前，《纽约时报》一直持续追求‘报导新闻’。《纽约时报》的竞争者在不同的程度上也是这么做。这种事情值得做，也是富有挑战性，而且不大可能变得更容易。”
*是否还要继续开放？*
综上所述，世界媒体新闻机构和记者报导中国新闻，导致中共当局不愉快，中共当局没有对他们给予严厉的处罚，而只是对他们表示了不快，并要求改换工作地点，外国媒体记者编辑不但不对中共的宽大处理表示感恩，反而变本加厉，大量发表上述不利于中共形象的言论。
上述情况显示，对世界媒体和记者还十分缺乏爱中共和听从中共命令的教育和训练，不能像中国同行一样，对中宣部的指示或指挥能够做到令行禁止，党叫说啥就说啥，党不叫说啥就坚决不说啥。
与此同时，鉴于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公开批判“普世价值观”，与“普世价值观”为敌，这种局面导致许多观察家表示，中共当局今后是否会认为有必要继续维持“对外开放”的旗号，外部的世界、外部的天空到底是广袤无垠，还是锅盖大的一块，这些问题在中共最高领导层那里显然依然是悬而未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