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连载】杨继绳《墓碑》（二十五）

【新唐人2013年12月11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二 无为风波

关于无为县大饥荒的研究，学术界做了很多工作，发表了不少研究报告。其中有，丁人卜的《祸殃众生的无为“共产梦”》；谢贵平的《安徽无为县的大跃进运动及其后果》；杨金声的《我亲历的瓜菜代生活》；俞乃蕴的《张恺帆铁骨诗魂》。本书作者没有看到无为县的档案，本节内容是对上述研究成果的综述。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本书前四版的注解中遗漏了《祸殃众生的无为“共产梦”》，在此向丁人卜先生致歉。

（一） 大步奔向共产主义

一九五五年春，全县成立了一千一百一十九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不久，毛泽东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论述，全县一气呵成“社会主义合作化”。不少人在秋后即缺米少柴，随之纷纷要求退社，有的成群结队抢分集体的存粮；有的硬行私分集体保留的稻种；有的公开责怪政府，咒骂干部。省、地派来了工作组，“对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思想和干部、党团员中的右倾保守、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平均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想，都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注五十六）

在整社期间，还派来了一位华东地区一级宣传员XXX， 他在一次万人群众大会上提出。谁要退社，政府将和他把账算清楚：有大军渡江时的损失账，刚解放时的救灾账，几年来的救济贷款账，成立农业社时的贫农合作基金账，全国各地派来救灾医生，从云南、四川等地调来大米和种子的各项费用账……。这一连串的“帐”，把老实的农民说得目瞪口呆，一个个只得背地叽咕；“原来说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现在又变卦了。”从此再也没有敢说退社了。（注五十七）

一九五八年，安徽省委从安庆地区调来一个叫姚奎甲的干部担任无为县委第一书记。当时，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农民们，纷纷逃到江西省。姚奎甲视此情况，一面向省委反映，要求省委干涉，批评江西省随意接收安置，一面派人前去动员返回。还要求各个车站、轮船码头，凡没有各级政府开具的正式证明的，一律不卖票。断炊的农民，逃命遭到阻拦，已经逃出者又被追回。被追回后，又不给农民供应口粮，只能束手待毙。

一九五八年九月，全县原有四百三十五个农业社并为三十一个人民公社。县委又拟了一个“关于试办共产主义人民公社问题”草案，不到十天的时间，“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在全县普及。（注五十八）

严桥区响山农业社的社长叫陈广复，是个老退伍军人，此人在部队搞过供给工作，他在一九五五年就在农业社实行过共产主义分配制度，公社化时搞起供应制更是轰动一时，连毛泽东主席都知道了他的名字，说“安徽省无为县在三国时曾出现一个黄文炳，现在又出了一个陈广复”。毛泽东视察安徽时，还要到他们社去看看，因交通不便，未能成行。陈广复的响山社供给制有这么一段顺口溜：

发米发柴又发盐，
过年过节样样全。
有酒有肉有香油，
红糖鞭炮带挂面。
到热天，发草帽，
另有一把芭蕉扇，
有毛巾，有香烟，
还有肥皂洗汗衫。
要结婚，就支款，
生了孩子更安然，
有产假，还不算，
糯米红糖加鸡蛋。 （注五十九）

一九五八年十月九日，《人民日报》发出了〈拔掉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根 架起通向共产主义的阶梯 安徽响山社最早实行〉“供给制”〉的报道，说：“这个分配制度，大大促进了社员的共产主义思想的成长，加速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残余的消灭。”。“不仅大大地有利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步伐，迅速提高了生产，而且是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创造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可以说是它通往共产主义的阶梯，共产主义的幼芽。”（注六十）

无为除实行“供给制”外，还大刮“平调风”。无偿地土地、劳力、耕牛、农具、房屋、家具、家禽、家畜、现金、粮食、柴草、木料、砖瓦、芦席、毛竹、稻繁、车辆、鱼、藕、棉被、棺材等实行“一平二调”。“全大队共平调的房屋四百七十一间，拆掉房子一百零九间。平调土地一百一十九点九亩，平调耕牛二十一头，平调水车一百一十九辆，母猪二十一头，手推独轮车三十五辆，船一条。”

该县统计资料标明：一九五八年期间，县向公社调支的劳力所做的劳动日就有七百三十六万个，连同各种器材物资总共价值七百四十六万多元。大江公社一九五九年提出要实现“七个万”：万头猪场、万鸡山、万瓜棚、万鸭棚、万鱼塘、万鹅滩、万亩丰产片。公社提几个“万”，大队跟着提几个“千”，生产队也提几个“百”。要实现这些目标，层层要从下向上调集物资和财产，千方百计集中凑数，最终剥夺的还是社员。从一九五八年秋到一九六零年春，大集中、大平调、大搬、大拆和大兵团作战之风，一刮再刮。一九五九年秋后，全县实行家禽、家畜大集中，普遍出现大杀、大吃、大卖等现象，搞到最后，家禽家畜几乎绝迹。农村被搞得满目荒凉，农民家贫如洗。（注六十一）

共产风给无为带来了前所未见的灾难。据有关资料表明：

[一] 大量的饿死人 杨金声在《我亲历的瓜菜代生活无》中写道：“据县公安局统计，一九五九年县饿死八万二千二百七十八人，一九六零年饿死十二万六千五百二十四人。一九五七年底，全县总人口为九十八万二千九百七十九人，一九六零年底只有六十六万二千五百五十七人，减少了三十二万零四百二十二人。再加上一九六一年饿死的人数，无为县总共饿死人应当在三十万以上。”（注六十二）谢贵平调结果是，全县饿死二十余万人，占“大跃进”发动时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左右。（注六十三）

[二] 耕牛农具大大减少 一九五七年全县耕牛共有三万八千五百九十七头，到一九六零年只有二万八千一百头，减少一万零四百九十七头；大型农具原有二十九万四千八百零五付，到一九六零年只有十一万八千五百六十一件，减少十七万六千二百四十四件，其中减少程度最严重的是无城区，达百分之八十。

[三] 土地荒芜，粮食减产 从一九五八到一九六零年，粮食产量年年下降。粮食总产量一九五七年为六点七亿斤，一九五八年为六点二亿斤，一九五九年为四点四亿斤，一九六零年为四亿斤，与一九五七年比，减少百分之三十六点五。（注六十四）

（二） 父母官从农民嘴里夺粮

无为县委第一书记姚奎甲，受到上级的压力，也对下级施压。一九五八年全县粮食总产量是六点二亿斤，却上报十三亿斤；一九五九年总产量是四点四亿斤，上报十一亿斤。当时任职县粮食局的夏可文回忆说，一九五八年他奉上级命令去调查农民亩产的真实数，他随机抽取三块土地肥瘠程度不同的田分成三个等次，亲自监督收割和打谷，结果发现上等田平均亩产一百二十斤、中等田八十斤、下等田四十斤。他想将真实数字上报，但区里干部怕影响政绩，不给盖章，最终粮食产量还是按区里干部虚报的数字盖章上报。（注六十五）

姚奎甲为了保官，编造了瞎话。千千万万农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姚书记反而说农民“不缺叫缺”、“闹粮”，下命令要基层干部反“瞒产私分”。

一九五八年底粮荒日渐严重，大多数农民都在嗷嗷待哺。一次姚奎甲却在县委扩大会上说：“现在农村到底有没有粮食？我们回答是，粮食不仅有，而且很多。粮食问题，关键是领导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问题。”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姚奎甲在区、社书记会上还强调说，“要认真清理仓库、种子、加工厂和食堂，查草堆打未打，场基上有没有稻，查代食品找未找尽……”

十二月十二日，他在红庙公社召开的生产队芳以上的干部会上，用斗争、吊打、扒掉衣服罚冻、打嘴巴等刑罚，威逼催粮。在会议期间和会后不久，红庙公社就饿死七千六百多人，其中，闸北大队原有四千九百四十四人，饿死二千二百六十人，占该大队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五点七。

十四日，姚奎甲亲自主持的大江公社反瞒产会议，追逼十分激烈。一个大队书记赵宪成被撤职，官镇大队骆以寿被斗被打；东河大队牌坊生产队一姓魏的小队长，姚还叫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朱治华组织人专门斗争了两天。姚对精华大队会计赵同庆说：“你不交代瞒产账，就法办你，审你罪，看你狠还是我狠。”东河大队生产队长汪为山，被斗时，受到打、拖、冻，还把衣服扒掉用冷水浇。姚奎甲怀疑赵渡大队副书记刘长山瞒产三千斤稻子。姚找刘个别谈话，严加追逼，姚说：“你还蒙我吗？你不讲，我比你知道得更清楚。”这次谈话到深夜，刘长山一回家就自缢而死。姚奎平宣布刘长山叛党畏罪自杀。（注六十六）

十二月中旬，姚带领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等人，在六洲公社新华大队搞反瞒产重点时，亲自和通信员张修白吊打了生产队长李必松，并指使民兵和通信员捆绑生产队长胡必喜、陈能富和会计李必华三人，以后又捆吊打十二人。

姚奎甲一面逼迫下面反瞒产，把农民中的口粮搜尽，一面逼迫干部，千方百计抓粮入库。一九六零年秋粮入库时，虚报的受到了表扬，还登报说“一马当先”。开城公社实际入库只有三万斤，粮站站长如实上报，姚叫办公室副主任打电话说：“把这个狗娘养的绑上来”。一次姚打电话要土桥公社书记马玉根继续送粮，马说：“只剩三十万斤种子，实在无法送了。”姚说；“口粮也要送。”（注六十七）

一九五九年十月，尚礼公社已饿死人。姚在公社书记会上对该社书记刘谊宽说：“你回去，如三天完不成二十四万斤征购任务，下次来开会就提头相见。”第二天晚上姚召开电话会，刘因吐血病倒，由副书记任士好接电话，姚命令刘马上到县里来，刘还不敢说自己吐血，连夜跑到县里，结果被逼得将三十万斤种子送进了国库。

姚奎甲对下抢夺农民的口粮，对上汇报还说对农民的口粮已作了“很好的安排”。无为县委不顾农民死活，大量的饿死人。但几年来连连得到上级表扬；一九五八年得中央的超纲要奖状，一九五九年得地委的超纲要红旗。上级的表扬使姚奎甲有恃无恐，在征购上任务一加再加，既卖了口粮，又卖了种子，前面卖粮，后面挨饿。一九五九年冬，部分食堂停伙断炊几十天，仍布置加快粮食入库，每天要入库数量，少报不行，多报欢迎，刘渡公社先报一天完成二十万斤，批评后，逐渐增加到每天七十万斤。（注六十八）

（三） 农民的苦难

农民们由于饥饿乏力，个个都骨瘦如柴，走路都摇摇晃晃，甚至青年人走路都须带拐杖，无法下田劳动；即使被干部用棍棒驱赶下田，农民两腿也深陷淤泥中而无力拔出，只好在田块四周播种、插秧，消极应付，于是田块中央长满了稗草。（注六十九）

上行下效。为了从农民口中夺粮，县里逼公社，公社逼大队。本来素质不高的农村干部就采取种种手段摧残农民。一份调查报告称：该公社严重强迫命令的干部三十五人。他们对农民打骂捆吊来完成征粮任务。被他们捆绑吊打的达二千零四十九人，致伤十四人，致死五人，被逼自杀一人。（注七十）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县委在一份调查报告（注七十一）中说：“少数干部任意体罚群众，捆绑吊打，克扣伙食，罚跪、罚冻、罚晒太阳。有的私设监牢、小劳改队。有的还采取用石头砸手指、钢针扎手、剪刀剪耳朵、火棍烫鼻梁、针缝嘴巴等等令人发指的刑罚。”下面是这个材料中列举的具体事例：

[一] 新河公社公路大队第二小队妇女熊德兰，因饥饿难忍，偷了一点蚕豆，被指导员宋某发现，当场狠打了一顿，晚上开辩论会，随后把她调到另一生产组劳改，因羞愤自杀而死。

[二] 汤沟公社姜桥生产队农民龚维经，患浮肿病，生产队长江某叫他参加劳动，他因体软无力未去，队长一天不给他饭吃，第二天被迫下田，死在田边。

[三] 姚沟公社共产党员李某捆打十四人，一九六零年五月，在第七队，把偷吃蚕豆的女社员叶玉英的嘴巴用针线缝上。

[四] 红旗公社花疃生产队党支部书记张某，全生产队四十七户人家，除他自己家外，其余四十六户都被他扣过饭，并摔碎社员的打饭盆十个、小饭桶一个和一些其它打饭用具。社员蔡大喜有病，把田沟整理得粗糙了一些，就遭张某毒打他一顿，回家上吊而死。春季栽早稻时天气很冷，浮肿病人张本胜、张成年不能下田，生产队长张某硬要他们下田，张本胜上午下田，下午死去。

[五] 羊山公社阮井生产队长任某捆打社员十九人，其中被迫外逃十五人，死一人。社员周可法有病，一九六零年四月的一天，他牵牛跌进水里，任某硬说周可法不想下田劳动，故意把衣服跌湿。周不服回了嘴，任某当即打了他两个耳光，并且扣饭，周当天中午上吊而死。

[六] 陡沟公社官圩大队队长蒋某，一九六零年前后，共捆打社员二十四次，打伤致死二人。一九五九年十月的一天，蒋召开会议，因下雨，徐村有七名社员迟到，蒋即打每人一大棍，到会场还给五人罚跪。社员许以民因妻子被罚跪不服，说：“你就搞我们贫下中农”，蒋某即抓住许以民，施用“人搭桥”的刑罚。即把人脚放在一个桌子上，手扒在另一桌子上，全身悬空，然后将两张桌子同时向两边拉开，使人跌下。许以民摔伤后几天就死去。

[七] 《无为县三级整风运动开展情况》中写道：全县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的一千五百五十四人。石涧公社陈闸大队第六生产队队长江某从一九五八年三月到一九六零年三月，共捆打吊过社员一百六十四人次，其中被打伤九人，致死四人。

[八] 新河公社马城大队石碑生产队队长傅某，一九六零年上半年不到一百天的时间，就打了三十五人、达一百五十三人次。女社员倪华的小孩偷了五斤稻，傅将倪华吊起来打，将纳鞋底的大针烧红，在她的鼻梁上烙了一个“十”字火印，并责令妇女队长将倪华的头发剪光，以示偷窃。社员陈文明因病不能参加劳动，被傅一顿毒打，伤重致死。

[九] 赫店公社苏塘大队汪塘生产队党支部书记丁某，一九六零年三月，小饲养员丁玉因偷吃蚕豆被他捉住，丁竟用剪刀在丁玉脸上剪掉了一块肉，当时血淋不止，第二天头部肿大，加上挨饿，半月后死亡。

[十] 一九五九年春节刚过几天，襄安公社青龙大队宣村生产队长宣某就要社员下地干活，有三位社员迟到，宣队长开口就骂：“你妈的弄x，你们想吃不想吃饭？今天你们三人就给我站在池塘里，不要你们干活！”三人还未来得及说明情况，宣队长就一个耳光，说：“你们不想干活还有理由？你们不站到池塘里，就别想拿到饭票子！”三人为了中午吃到那碗稀饭，虽然穿着棉裤棉鞋，只得站到水塘里去，水漫膝盖，冻得三人满脸青紫，浑身发抖。

[十一] 大江公社官镇大队党支部书记郭某、小组长张某，人称他们是“活阎王”，一九五九年冬，五十七岁的社员陈长河，因患浮肿病不能劳动，被扣饭一天多，陈饿得没办法，便向张某磕头要饭吃，张讽刺地说：“你脸上有肉，不吃没关系。”孙连气带饿，当场昏倒在地，醒后爬到食堂就死了。

无为县南乡有一小孩，因饥饿难耐，大白天爬到生产队田边偷食田中稻种，被生产队长发现，冲上前去，一锹铲下去，将偷食小孩的右手四指齐刷刷铲断。（注七十二）

查阅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一年无为的气象资料，无论从月降水量、最长连续降水日数和最长连续无降水日数看，还是从暴雨日数和暴雨连续日数看，不存在旱涝灾害。在这样基本风调雨顺的情况下，饿死了三十万人。（注七十三）

家里饿死了人不敢声张，不去报告，让死者仍躺在床上，用被子盖得严严实实、平平整整的。别人问起，就说生病不能起床。家里活着的人照样到食堂给他领回一份浪打浪的稀饭或代食品，以保全活人的生命。饿死的人虽然是骨瘦如柴，尸体干瘪，春夏气温虽高还可保存一段时间，冒领死人的饭的天数就多一些。但存放久了，引起干部的怀疑，上门检查，揭开被子一看，常常是尸体上的眼珠被老鼠吃掉了，脸、耳、鼻、脚趾被老鼠咬得露出了骨头。有些地方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

二零零三年八月十九日，谢贵平先生到无为县昆山乡莲花靠山村访问了时年六十岁的苏秀芳。苏秀芳回忆说：当年她住在苏老村，苏老村至昆山街沿途三、四里路，每天都见无人收埋的尸体十几具，要么是其家人已全部饿死，要么是家人因饥饿无力挖坑掩埋亲人的尸体。她说，苏老村原有五百七十人，到后来因饿死加上外流，全村只剩下二百多人，好几户人家死绝。苏秀芳一房（共一个曾祖父的所有家族）共七十二人，其中饿死和被折磨死五十三人。她母亲死后，她的弟弟时年二岁，依偎母尸旁，嗷嗷待哺；为了多领得一勺稀饭（当时他们村按人口到食堂领取口粮），被迫用棉被裹住她母亲的尸体，与家人同卧一床，不让别人知道她的母亲已死；以死人冒充活人，多领取一勺粥水，从而使姐弟俩得以苟延残喘，据苏秀芳说，她的堂妹饿死后，她的二伯以收埋尸体为借口，将尸体带到苏老村村后山冈上，割下尸肉煮烧食用，而将尸骨仅草草掩埋，苏老村许多村民都看到这一幕。当年在县粮食局任职的夏可文对谢贵平说，无为县城有一货郎小商人，穿街走巷做一些小生意（当时叫“投机倒把”），经常将赚的钱换一些食物藏在货郎担子里自己食用，从不给他的妻子和儿子吃；每当他的妻子和儿子向他求食时即遭他的毒打，并扬言要杀掉他们母子俩；妻子饿得快要死的时候，趁丈夫熟睡之际，与儿子一起用绳子勒死他，以夺取食物。据昆山乡新华村村民反映，当时该村有一老妇，一日邻居偶进其屋，见老妇人正在吃肉，忙问其来源，老妇良久不语，后在干部的追问之下被迫说出实情，其所食之肉乃其子之尸。当时即将饿死的人争吃无主尸肉也时有发生。据老人们讲，有些饥饿的乡民经常到处打听谁家最近死了人，何处有新坟？一旦听说某处有刚死的人或附近有新坟，人们便结伙蜂拥至新坟地，掘尸而食，野外常见被剔除了皮肉的尸骨。（注七十四）当年任无为县派出所所长的胡大海说：“看守所里的犯人，有女人杀丈夫的，有儿子杀老子的，有母亲杀儿子的，各种丧失伦理的事都有，但大都是饥饿的原因。”

（四） 谁讲真话镇压谁

县委人民来信办公室，一九五九年、一九六零年共收人民来信一千一百七十三件，绝大部分都未认真处理。有的还作为反动信件侦破。

一次，石润公社党委书记谭布真，匿名向邓小平写信反映情况，姚奎甲在省里开会得知消息后，立即打电话告知谢永康，要他配合省公安厅蒙处长进行专案侦破。谢数次以测验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文件为名，要全县大队以上干部每人亲笔写一份学习心得送到县委，核对笔迹。对笔迹没有查出，姚奎甲就到处怀疑，逼迫县委办公室主任潭荣植、原副县长刘希文及汪卓、朱吉祥、胡志杰等同志承认，最后谭布真怕连累别人，主动承认是他和一名大队干部写的。结果谭被斗争，定为右倾分子，受到留党察看两年、行政降两级处分，并送农场劳动。（注七十五）

县委组织部原副部长钱汉轩，病退后化名向毛泽东写信，反映无为农村情况。姚截获这封信后，即交县委办公室转赫店公社书记丁学甫进行侦破（因看出是从赫店邮局发的），并叫公安局拍成照片在赫店公社到处查对。钱怕定错他人，即向丁学甫承认是他写的。当时钱正发烧，天在下雨，姚得知消息后命令丁学甫立即派人将钱送到县里。姚一见钱就破口大骂“你这个混蛋，是张凯帆的爪牙、走狗，吃饭不干事，还向中央告状”。随后把钱关了一个多月，组织两次斗争，令其反省。

一次，田桥公社书记季永山、庙后大队书记杨克才、港河大队大队长汤圣传三人写信给毛泽东，并上北京反映姚奎甲及无为问题。姚得知后，即派人去北京将季等人领回，经过斗争后下放劳动。后将杨克才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劳教；季永山、汤圣传受到留党察看两年、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二十三级降为二十五级的处分。在他们劳动期间，杨克才因去芜湖一趟探望爱人，季永山请假去马鞍山看病，姚说他们不老实，还想告状，即将他们逮捕起来，关押一年零八个月。

严桥南岳小学副校长陈英，于一九五九年七月至十月三次向姚奎甲写信，反映当时无为基层干部作风和群众生活的实际问题。姚不但不支持，反把陈英写信问题转告文教系统整风领导小组，要其对陈斗争，并说：“有个小学教师给我写信，内容非常反动，骂到县委头上来了。我已叫县委办公室通知区里派专人将陈英送到县里来，你们要转告文教局组织专门会议进行斗争。斗争后要专人看管。我就不相信一个小学教师还整不倒。”斗争结果，将陈英划为右派分子、撤职降级、监督劳动。

姚奎甲对县委办公室主任谭荣植说；“今后如有人向中央和国务院投寄的信，要邮局堵住，每天晚上要检查”。一次，姚到襄安镇，见有个摆摊子代写书信的，姚怕他代写人民来信，亲自把他带到公社审讯，并把他的摊子毁掉，还威胁他说：“今后再要写，我把你捉起来法办。”这个人吓得逃走了。

一些干部因讲真话处分后，即送劳改。王福大队办了一个收纳九十多人的小劳改农场。强迫劳改人员于重活，做不动就打，有时甚至不给饭吃。这九十多人中，除派出所送去的五类分子二十一人外，其余大部分是干部和社员群众。

一九六零年初，周恩来收到反映安徽省和县、无为县饿死人情况的来信，致函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要求查明情况后回复。函件全文如下：

希圣同志：

一九六Ｏ年三月二十九日（注七十六）

以后揭露的事实证明，这些来信反映的情况，不仅不是像周恩来说的“夸大其词”的“个别现象”，而且情况要严重得多。

（五） 张凯帆“大闹无为”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大批张凯帆，说他“大闹无为”，把张凯帆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无为的老百姓，一直把张凯帆当英雄，当清官海瑞。

张凯帆一九二七参加革命，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并领导了无为“六洲暴动”，一九三三年九月，他在上海任中共沪西区委书记时被叛徒出卖后逮捕，关进了龙华监狱。他在龙华狱中作诗言志：

龙华千古仰高风，
壮士身亡志未穷。
墙外桃花墙里血，
一般鲜艳一般红。

他在狱中睡双人床上铺，他用铅笔将诗写在墙上，位置比较高，监狱管理人员没有发现。解放后，解放军在清理监狱时，发现了这首诗，误以为烈士写的。萧三在他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中收集了这首诗，署为“佚名”。后来，出版社得知是张恺帆写的，便来信说明并道歉，张复信说：“我是幸存者，获烈士称号，当不胜荣幸，何歉之有？”（注七十七）

一九五九年春以来，身为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的张凯帆，不断得悉无为“田园荒芜”、“灾情严重”和“民不聊生”的消息，心情极为不安，便来到无为作实地察看。一九五九年七月四日，他一到无为，就有农民拦住他的车子，有的人向他叩头，要求他解决吃饭的问题。他目睹农村的悲惨情况，十分伤心。七月七日，张出席了县委召开的五级干部会。他在会上的讲话说：

在去年大跃进中，浪漫主义太浪漫了，本来长得很漂亮，可是粉堆厚了一些。比如，明明亩产四百斤，硬说是八百斤，一千斤，你多我比你还多，横竖越多越好。

食堂一般不要搞了，这并不影响人民公社的性质…..现在食堂办得并不好，很多人愿意回去吃，只要你们把粮食、柴草、菜园地给他，给他们解决锅，他们会举双手欢迎的，愿意单吃的。（注七十八）

他建议把库存几百万斤粮食供应给病人和儿童；农村公共食堂办不下去了，他便写信给省委，建议省委考虑农村食堂是否暂时停办。

他在无为的二十天里，跋山涉水、走村串户，并细心察看当时的干群关系、农民生活和庄稼生长的状况。他看到人们脸如黄蜡，骨瘦如柴，有的拄着拐棍，有的卧床不起，饿死人的现象已有所闻所见。到处禾苗生长得犹如枯香直立，满目凄凉。张凯帆心急如焚，他一面与县委书记姚奎甲交流情况、沟通思想；一面多次电告省委、地委反映情况，请求给予支援，一面沿途呼喊，要求干部和群众同舟共济，启发农民多种蔬菜，振作精神。他得知红旗公社王福大队书记张定根，横行霸道，打人骂人无计其数， 且一次即逼死3 条性命，但此人为姚奎甲所宠。张凯帆通过政法部门将其逮捕。新民大队一生产队长黄大本、陡沟港河大队一生产队长倪进长因多次打骂群众并打碎社员的锅，张凯帆对此十分愤慨，随即通过地方组织，将其宣布撤职。

最能表现张凯帆胆识的是他在无为提出的“三还原”、“两开放”。他经过调查研究，根据群众的意愿，和另一位书记桂林栖商量以后，果断地提出：占用社员的房屋还原，伙食还原（即解散食堂，回家做饭），公社化中没收的社员自留地还原；市场开放，鱼塘开放（可以让农民搞点鱼虾充饥）。但是，他这些救农民于水火的做法却招来了弥天大祸。

一九五九年八月一日，中共无为县委给地委写报告，并将此报告上报省委。报告说：“张恺帆于七月四日到无为县检查工作，九日下午在大队检查时，向队干部和群众宣布吃饭还原、住房还原、小块土地还原的三还原，并要县委向下贯彻。到七月十五日，全县六千多个食堂被一风吹散，只有一百二十个食堂坚决不散。”

八月二日，芜湖地委立即向省委报告：“我们认为张凯帆提出的三还原，特别是命令解散食堂，是违背中央和省委关于办食堂的方针和政策的。”报告还揭露“张凯帆指示县委办公室调查公社化前后的三个变化（劳动力、农具、房屋）和干部作风、各种发病情况等五项内容，而且均以公社化前后为界限，不知用意何在，请省委研究。”

八月四日，中共安徽省委就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食堂一事给中央写了报告。报告说：“我省书记处书记张恺帆同志于七月初到无为县检查工作时，下令解散食堂，并以怀疑的心情责令县委办公室调查公社化前后几个情况的变化，结果引起无为县工作的混乱。无为县委和芜湖地委对张的这种作法很有意见，认为是违反中央的方针政策的。现将无为县委和芜湖地委的报告转上一阅。”（注七十九）

八月十日，毛泽东在省委的报告上作了极为严厉的批语：

印发各同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明显证据之一。这些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他们是乐意参加的，有革命性。至于如何革法，也是常常错的。他们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不舒服了，早就参加高岗反党集团，而这个集团是用阴谋手段求达其反动的目的。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迅速被揭露，对党对他们本人都有益。只要他们愿意洗脑筋，还是有可能争取过来的，因为他们具有反动与革命的两面性。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例如说，总路线基本正确，人民公社不过迟办几年就好了。要挽救他们，要在广大干部中进行彻底的揭发，使他们的市场缩得小而又小。（注八十）

显然，毛泽东这里不仅仅是批评张凯帆，主要是借机批评彭德怀。但张凯帆也难逃过一劫。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二十一日，曾希圣主持召开了县处级以上的干部会议，对张恺帆进行了批判。接着，又批判了省委候补书记兼省委宣传部长陆学斌。因为陆对浮夸风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还同意张恺帆在无为县的作法。

不久，省委把张恺帆和陆学斌定为“反党联盟”，作出了《关于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批判运动，一大批说真话干部和群众受到打击。张凯帆被开除党籍，撤销副省长职务，批斗五十一天，关押二百多天， 经批判斗争后送淮北某矿劳动。其妻史迈也受到了株连，全家被赶出省府住宅大院。

张的二弟昌选、堂兄视三、堂弟昌树，还有在抗日时期曾任皖江参议员、老民主人士王试之都受到株连，被迫害致死。凡与张有过接触的人都进行了残酷的斗争，有的被罚跪，有的被扒衣服。对这些人进行抄家搜查、强迫劳动，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严重右倾’，送到大蜀山畜牧场劳动。据不完全统计，遭受株连被批斗、处分的无为籍各级干部就有二万八千七百四十一人。（注八十一）于是，张恺帆试图纠正的“共产风”在无为县又刮了起来，导致形势迅速恶化。张恺帆被批判之后，地方干部的专权和高压越来越严重。由于被判的人太多，以致于无为县监狱爆满，连仓库里都关满了人。后来政府不得不将那些无处关押的人押往临近的白湖农场（庐江县境内）和普济圩农场关押。在押送路上，老百姓说劳改犯多得象行军队伍一样。（注八十二）

“七千人大会”以后，张恺帆平反，官复原职。文革中又受摧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张先后担任省委书记、省纪委第二书记、省政协主席、省政协党组书记、省委顾问等。

注解：

[注五十六] 丁人卜：《祸殃众生的无为“共产梦”》，《共和国轶事——共和国重大事件和决策内幕（中）》，经济日报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六七三页。

[注五十七] 同上，第六七四页。

[注五十八] 同上。

[注五十九] 同上。

[注六十] 〈拔掉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根 架起通向共产主义的阶梯 安徽响山社最早实行〉“供给制”〉，《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十月九日，第三版。

[注六十一] 丁人卜：《祸殃众生的无为“共产梦”》，《共和国轶事——共和国重大事件和决策内幕（中）》，经济日报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六七五页。

[注六十二] 杨金声：《我亲历的瓜菜代生活》（载《炎黄春秋》二零零二年第七期）。

[注六十三] 谢贵平：《安徽无为县的大跃进运动及其后果》，《当代中国研究》二零零六年第二期（总第九十三期）。

[注六十四] 丁人卜：《祸殃众生的无为“共产梦”》，《共和国轶事——共和国重大事件和决策内幕（中）》，经济日报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六七六页。

[注六十五] 谢贵平：《安徽无为县的大跃进运动及其后果》，《当代中国研究》二零零六年第二期（总第九十三期）。

[注六十六] 丁人卜：《祸殃众生的无为“共产梦”》，《共和国轶事——共和国重大事件和决策内幕（中）》，经济日报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六七六页。

[注六十七] 同上，第六七七页。

[注六十八] 姚奎甲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四日无为县委召开的常委会议上检查。

[注六十九] 谢贵平：《安徽无为县的大跃进运动及其后果》，《当代中国研究》二零零六年第二期（总第九十三期）

[注七十] 《陡沟公社关于展开三反整风运动情况总结报告》，一九六零年七月十八日无为县委转发。

[注七十一] 中共无为县委：《关于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信的情况》，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注七十二] 谢贵平：《安徽无为县的大跃进运动及其后果》，《当代中国研究》二零零六年第二期（总第九十三期）

[注七十三] 杨金声：《我亲历的瓜菜代生活》（载《炎黄春秋》二零零二年第七期）。

[注七十四] 谢贵平：《安徽无为县的大跃进运动及其后果》，《当代中国研究》二零零六年第二期（总第九十三期）

[注七十五] 丁人卜：《祸殃众生的无为“共产梦”》，《共和国轶事——共和国重大事件和决策内幕（中）》，经济日报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六七七页。

[注七十六]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五五六页。

[注七十七] 俞乃蕴：《张恺帆铁骨诗魂》，载《炎黄春秋》一九九七年第四期。

[注七十八] 同上。

[注七十九] 邱石编：《共和国轶事》，第二卷，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四六二-四七六页。

[注八十] 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一九九三年，第四三一-四三二页。

[注八十一] 无为县地方志办公室编，《无为县志》，科学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三四二-三四三页。

[注八十二] 谢贵平：《安徽无为县的大跃进运动及其后果》，《当代中国研究》二零零六年第二期（总第九十三期）。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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