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10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三） 饿死农民，撑死干部
在一九六一年初的五级干部会上，与会者揭露，一方面社员大量饿死，一方面干部生活特殊化。一九六零年春弃婴很多，县委书记赵玉书责令下边不准收拾，如果收拾，谁收谁养。相反，赵家不见了一只老母鸡，他先后责令派出所长、公安局长查处，限期三天破案。群众说：赵家一只老母鸡，比街上丢弃的小孩还重要。赵家一年到头精米白面，鱼肉不断。（注二十九）县委书记杨某，一九六零年春天群众生活都那样困苦，他在总铺公社带着文工团整天吹打弹唱，花天酒地，打枪照相，藉以取乐。（注三十）大批农民饥饿而死，干部们却请客成风，大吃大喝。有一次，县委开会，有部分委员当场吃醉，开会胡说八道，会议无法进行。副县长兼小溪河公社党委书记缪某，下去检查工作带酒带肉带厨师。浙塘大队总支书记孙某，有一次大吃大喝时，一个病人要口鱼汤喝，非但不给，反打人一顿。县委工作组林兴甫说：“县委江一舟主任不但吃细粮，还不定量。不在食堂吃饭，用油炸锅巴吃。赵政委一家不吃粗粮。”赵政委就是县委书记赵某。武店工作组杨义全说：“县委生活特殊，东西都被他们吃了，吃细粮。这叫什么‘四同’？群众有肿病，买不到糖，商业局送给县委每人一包。病人为什么吃不上糖？都给他们吃了！”强华说：“武店现场会浪费很大。公共食堂没有饭吃，赵楼两天饿死十三人，现场会还大吃大喝。炸油条，炸糖糕，水饺子，馒头，早晨十二个菜，中午二十四个菜。喝的是金字酒。双营子庄上的浮肿病人，被锁在家里，怕外人看见。”总铺工作组贵（档案字迹不清）说：“五九年冬六零年春，在群众肿病死亡的时候，县委大请客，召开公社党委书记会，吃鱼吃肉，水库经常送鱼来，都分给几个书记、常委，从来没有一个人给钱。招待所随便吃，县委每个月都吃几百斤粮食，这些粮食救济一个生产队，要少饿死多少人？”（注三十一）
当时凤阳社员中流传一句话：“一天吃一两，饿不死小队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管理员。”（注三十二）“一两”、“一钱”指的是县里给社员的粮食定量。既然小队长和管理员饿不死，更大的官大吃大喝也就见怪不怪了。小溪河公社山河大队从大队书记到小组干部和炊事员，几乎人人都多吃、偷吃、吃好。后来整社时初步统计，仅几个大队干部有账可查的就吃掉牛肉一千八百多斤。一九六零年五月，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副县长兼公社党委书记缪某到山河大队检查工作，对食堂断炊、群众死亡不闻不问，竟与梅某等人在大赵小学吃肉喝酒。社员盛长英的弟弟看到了，支部书记端了一碗饭给他。缪竟把饭夺了下来，批评支部书记说：“你们是怎样教育社员的？”公社开了一个小吃部，专供公社几个干部吃喝。小溪河公社党委副书记石玉平一直单独起小灶，从一九六零年七月到十一月，只在食堂吃过六顿饭，家里不少腊鱼腊肉。小溪河公社党委副书记李某，代销店的鸡蛋、洋糖包供给他。他下去检查工作，总是大吃大喝。乔山大队书记梅某和会计梅某，以办“三八”农场为名，挑选全大队最漂亮的妇女八人，其中七人被他们奸污。（注三十三）
（四） 政治高压，鱼肉百姓
上述的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等其所以泛滥成灾，主要原因是通过政治运动，造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消灭了不同意见。
政治高压从“大跃进”以前就开始。自一九五七年十月至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三日止，通过整社、鸣放、揭发检举，搜集整理了“地、富、反、坏”分子单人材料四千一百九十六份。其中，经研究批捕一千三百二十七人，管制一千四百零六人，斗争批判和监督生产一千零二十五人，不予处理的一百二十七人，尚未研究决定的三百一十三份。此外，通过侦察破案、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逮捕三百六十六人，内部肃反和搜捕外逃共捕四十五人，对国家机关、企业、学校清除出来的“反、坏”分子及城镇“反、坏”分子，集中劳教五十九人。综上，地富反坏分子受到各种打击的共四千二百一十四人，占四类分子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九，占全县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强。其中，依法逮捕一千七百三十六人，占四类分子总数的百分之十六，占全县人口总数的百分之零点四三；依法管制一千四百零六人，占四类分子总数的百分之十三，占全县人口总数的百分之零点三五。（注三十四）
如果说以上是对当时所谓“敌我矛盾”的打击，那以，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就重点打击“人民内部”的不同意见，在办人民公社过程中，全县共辩论和斗争七百二十二人，其中贫农九十六人，下中农五十八人，上中农四百三十八人，富农六十三人，地主三十二人，其他三十五人。（注三十五）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时（在农村称为以两条道路为纲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不同意见的打击更是变本加厉。一些说真话的人，一些对上述胡闹提出的人，被扣上了“反党”、“右倾”、“怀疑派”、“保守派”、“否定成绩”、“攻击三面红旗”等政治帽子，对这些人以开辩论会的名义进行批判斗争。县长赵从华由于对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有些看法，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注三十六）在反右倾斗争中，共排出有问题的党员和干部四十一人，其中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八人，严重右倾思想的十人，严重个人主义的八人，右派分子十四人，坏分子一人。（注三十七）省级劳动模范陈学孟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反对生产上的瞎指挥，被戴上了“资本主义”和“右倾思想”的帽子。而对那些有不同意见和因饥饿而偷吃的普通社员则是取捆、绑、吊、打、关等残酷手段。
在一九六一年以后的纠偏中，群众揭发出前两年违法乱纪的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有一千九百二十人，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四。被体罚的群众达二万八千零二十六人（包括扣饭的一万五千零一人），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十二点五。因体罚扣饭致死的有四百四十一人，残伤三百八十三人。赵玉书曾在一次电话上布置说：“凡吃山芋种、油菜苗的，给我打!”杨某在总铺公社“蹲点”时，对完不成征购任务的大队干部不给饭吃。县委候补委员、原检察院院长陈某，亲手打人十七名。一九六零年全县逮捕和拘留二千零七十八人，经过正式批准手续的只有三百多人。在二千零七十八人当中，一千零七十六人是因饥饿偷吃的。由于关人过多， 牢房拥挤，死在牢里的就有三百八十二人。（注三十八）
以上是全县的数字，一面的情况更为严重。分工在小溪河公社的李某、板桥公社的季某、总铺公社的宋某等县委委员，私打手铐、私设公堂，擅自关押群众，成立劳改队。一九五九-一九六零年，武店公社被体罚的群众有一千二百八十五人，其中被处死九十五人，被扣饭的一千六百二十二户，三千七百六十人。小溪河公社犯有各种违法乱纪、强迫命令错误的干部有三百九十一人，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九点一。受体罚的群众三千一百七十五人，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点四，被打逼和扣饭致死的有九十六人，致残的一百零三人。乔山大队总支书记李某、大队长张某，在一九六零年夏季的一天就活埋四个小孩，埋到腰深才经人再三劝说，才扒出来。一九六零年五月，大溪河大队牛同生产队长岳某将一个拔玉米秸吃的岁小孩丢到水深三尺的田头窖里，幸亏其母发现才被救出。小溪河公社小溪河大队北夏庄生产队有社员二百四十人，挨过大队长打的就有二百三十七人。下放在山河大队工作组的展某，先后在大赵生产队捆绑吊打群众三十三人，扣饭三十多人，罚款二十七户。一次社员王尚同老婆有病，展却说她装病偷懒，不给打饭，王妻饿得到食堂要饭，展看见后，强迫来打饭的社员每人用筷子刮她一下鼻子，谁不刮不准谁打饭，结果王的鼻子被刮得皮破肉烂。（注三十九）大溪河大队尹陈生产队社员郭传良放牛时牛吃了庄稼，队长陈某当即用劈柴将郭的手指砸断三根。（注四十）
一九六零年二月，殷涧公社白云大队赵窑生产队，社员赵小锅，十七岁，有一个七岁小弟弟，因饥饿偷了一些山芋，被生产队干部韩某用棍子打得晕死过去。因饥饿无奈，又偷山芋二斤，韩将赵小锅的手指头砸烂四个。赵又疼又饿，两天内死去。又以偷山芋的罪名，五天不让七岁的弟弟吃饭，也随之饿死。这位姓韩的队长，共打了二十三人，骂了六十多人。（注四十一）
一九六零年三月中旬一个中午，在板桥公社安乐大队山西生产队，队长缪某硬说十五岁的女孩小苗偷山芋种吃，将她捆起来，用铣把和毛竹乱打，小苗当场晕过去两次，醒来又打，尿一裤裆，胳膊被打断了。被缪打过的人有三十五人。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四日早晨，五十二岁的社员叫刘金友。队长缪某说刘金友放牛去晚了，不让刘吃饭，刘只好下田挖野菜吃，又说刘破坏生产。这天天气很冷，缪强行脱掉了刘的棉衣棉裤，捆绑起来用棍子毒打。刘疼得喊“爹爹饶命”，始终没有松绑。胳膊被打断，全身青紫。打后卧床不起，两天不给饭吃，五天后就死了。（注四十二）
小溪河公社山河大队被干部捆绑、打骂、吊罚、扣饭、游庄的群众就有一千零七十八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三，被打死二人，逼死一个。北夏生产队共有社员二百四十人，被队长李某打过的就有二百三十七人。社员王功良死后，工作组展某叫王的老婆去燃灯工地做工，因其小孩在家有病不愿去，展要斗争她。这个妇女被迫上了工地以后，小孩就在家里死了，小孩死后几天无人问，尸体被老鼠咬得不像样子。大队副书记史某，借口寡妇王氏母女俩要外逃，不给饭吃，并罚王氏苦工一天，晚上，又把王氏同一个男社员捆在一间房子里，同时把王氏的小孩捆在食堂里。第二天，王氏母女俩外逃后，史又把她家的三间房扒掉。工作组李某发现社员庙永产偷了几个山芋，就把庙捆起来，把几斤山芋挂在庙的颈子上“游庄”。三官庙生产队团员鲁维安，从水库工地上回家看小孩时，生产队长史某一连两天不给饭吃，还要史到小溪河去挑水灌秫秫。鲁维安饿急了，偷了半碗秫秫，史某就把鲁绑了两天不给饭吃。不几天，鲁就病死了。（注四十三）
一九六零年麦收时，山河大队总支书记陈某叫社员苦战三昼夜。有一天鲁殿发在场上打瞌睡，被陈用开水浇头，颈子上面皮都烫烂了。乔山大队长邓某，去年春天以劝阻外流为名，将一个过路人捆到大队吊打，从身上搜出十二斤粮票和十二块钱，自己入腰包了。总铺公社凤兴大队生产队长王某逮到小偷李某，用铁火叉烧红了烙嘴。殷涧公社赵窑生产队长韩某，逮到一个偷青的小孩，用刀砸劈了小孩的四个手指。黄湾公社淮丰大队小队长张某逮到偷青的社员王小脚，用铁丝穿上耳朵，并用铁丝捆着手吊在木梁上。三小队社员吴开聪的两个小孩饿得偷吃青苗，支书黄某指使打手用铁丝把两个小孩的耳朵串在一起，并对小孩说：“你们俩打个电话吧。”星火大队支书钟某利用妇女偷青的过错，在田里强行奸污。板桥公社浙塘大队长孙某，逮到一个偷青妇女，打倒在地，用枪捣妇女的阴部。（注四十四）
李武大队社员徐开兰曾当面批评过队长苏某贪污病院的油，当徐开兰发生严重浮肿病后，苏不叫医生进行治疗，说：“痨病鬼，治不好。”以致徐病日趋严重。之后，苏乘乡里来人检查病院的机会，企图将尚未断气的徐开兰活埋。当时徐的小孩在场大哭，不好下手。就用饼干将小孩哄走，把徐用稻草盖上，抬到外边活埋了。徐在被活埋前还惨叫：“给我稀饭吃！”（注四十五）
武店公社赵楼大队副大队长赵某说：“群众是奴隶，不打不骂不扣饭就不行。” 一九六零年，他打过三十多个人，有的被打伤，就的被处死。全社原生产小组以上干部一千一百六十三人，犯有违纪错误的有二百六十五人，占百分之二十二点二。被他们捆绑吊打、拘留关押、扣粮扣饭、罚劳役等有一千二百八十五人，其中被处死的九十五人，被扣饭的一千六百二十二户、三千七百六十人。（注四十六）
（五） 在水利工地上
大跃进以来，凤阳搞了不少水利工程。兴修水利应当是好事，但由于缺乏科学态度，不少水利工程劳民伤财却得不到“水利”。在水利工地上，农民的处境不如奴隶，他们饿着肚子从事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大批人在饥饿、疲劳中死去。
建设电灌站是凤阳当年的一项水利工程。这项工程的工地经常加班加点，增加劳动强度，还克扣民工口粮十二万余斤。县委书记处书记张道厚提出“三天三夜不吃饭，工效还要翻三番，下雪还要光着脊梁干”的口号。县委委员、副县长杜某，看到民工不脱衣服干活，就骂人家没有干劲。水利工地上还规定：多劳多吃，少劳少吃，不劳不吃，照出勤人数发口粮，炊事员、勤杂、病号不超过百分之十。民工请假非经指挥部批准的不给饭吃。民工生病就撵回家，被赶回家的病号因不发口粮或少发口粮，有的就死在路上。宋集公社宋集大队民工王土中有病不能上工，两个民工架着他去抬土，被折磨致死。据统计，电灌站共死民工二千四百七十四人，占民工总数一万四千二百九十三人的百分之十七点三。这还不包括折磨得奄奄一息抬回家后死亡的人数。利民公社上电灌站的五百人，死掉三百零七人，占百分之六十点四，宋集大队上电灌站的四十人，死掉二十九人，占百分之七十二点五。（注四十七）群众叫杜思俭“杜阎王”，把电灌站叫做“阎王殿”。县医院周医生到电灌站检查病情，向地委汇报说浮肿病人较多，张政委把桌子一拍，说：“这个家伙扩大病情，思想右倾！”
县委委员兼小溪河公社党委副书记李某在燃灯水库私设“法庭”、“牢房”，“劳改队”，任意关押民工。他指使人打了二十多副手铐，专门对付所谓“调皮捣蛋”的社员。被他关押和上铐的群众有七十多人，被整死的有二十八人。（注四十八）在这个水库工地，白天强迫劳动，晚上不分男女关在一起。规定每头牛、半里路每天要拖四百八十趟，完不成任务就送去劳改。牢房里的刑罚多种多样：罚站，捆绑，吊打，用铁丝穿耳朵。大溪河社员王占满，还没断气，就叫民工把他埋掉。民工把他放在外面没有埋，他苏醒过来爬了四天，爬了二十里路才回家。（注四十九）燃灯大队黄庄小队社员丁学然因偷宰了老母猪，被李某押到水库工地劳动，白天强迫干重活，晚上铐上铐子关禁闭，一个月后，丁学燃被活活折磨死在牢中。小溪河大队南刘家生产队社员宋维勤因从水库偷跑回来，李某知道后，就把这个社员抓起来，白天劳动扣饭，晚上关禁闭，被折磨致死。民工病死了不上报，不通知家属，随便把死者埋掉。（注五十）
一九六零年春，山河大队副队长缪某带民工上水库，强迫社员像奴隶一样劳动，他亲手吊打社员一百多人，并先后死去三十五人。新华大队副队长张某把社员许山友捆绑送水库，许不愿去，张将许反绑，用牛拖，许被拖得皮开肉绽，直到许惨叫“愿意”后才放下，接着就捆绑送水库，不允许有病送回，第四天死去。（注五十一）张某对在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中向他提过意见的社员史前山进行报复。他利用民工上水库的机会，将史家两个劳动力分别调去修水库和铁路，还强迫在家的老母和两个孩子像男人一样，每天交七十斤野菜，否则不给饭吃，同时规定：不准家里冒烟，否则没收。与此同时，又诬史家两个小孩偷东西，将两个小孩捆绑吊打。第二天，两个孩子就病了。孩子的病越来越重，老母哀求张，请求住院治疗，张某竟恶毒地说：“还住什么医院！我非叫你家死得没有开门的没有关门的!”没几天，两个小孩死去，接着老母也连气带饿死去。（注五十二）
（六） 分田到户渡过难关
食堂断炊，饿殍遍野，外出逃荒又受到层层“劝阻”，即使通过重重关锁逃了出去的也找不到活路，因为其它地方也是大饥荒，没有粮票吃不上饭。外逃的人不少饿死路旁。在这生死关头，有些生产队不顾共产主义思想的禁锢，偷偷地把田分到户，让农民自己在土地中找吃的，以渡难关。一九六一年，府城公社四凤大队实行了“三包四定”的办法，平均亩产超过了一九五七年的水平。县里总结这个队的经验，在全县推广。当时，安徽各地也搞起了分田到户，在全省范围内搞起了“责任田”，当时农民称为“救命田”。（注五十三）到一九六二年改正责任田时凤阳县委报告，凤阳县的二千九百九十三个生产队中，集体经营的只有五百六十四个，只占百分之十八点八。包产到组的有一千二百五十四个，占百分之四十一点九；（注五十四）实行责任田的有一千一百七十六个生产队，占百分之三十九点三。实际上实行责任田的比例比这个数字大得多。这些分到户的田的确救了农民的命，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全家老小在地里精耕细作，当年就可以吃饱肚子，两年形势就好转起来。刘府公社有的社员说：“单干单干，快活一年，四两烧酒，两个鸭蛋，逢双赶刘府，逢单赶车站”。他们认为搞责任田有三大好处：一是政府省心，生产不要问；二是干活的人多全家老少一齐干；三是粮食产得多，家家有余粮。“但是，分田到户毕竟和共产主义目标是相悖的。中共中央很快“纠正”了这一作法（安徽称为“改正”）。一九六三年，工作组在凤阳“改正”责任田和包产到组时，人们也比较理解干部的苦衷，有人说：“责任田是瓦上霜，是见不得太阳的；是看鸭船，是经不起风浪的”，也有人说：“人随王法草随风，中央要这么做，你不随也不行”。但在改正中还遇到了重重阻力。黄泥铺公社有的小孩在街上唱：“成乡长，你想想，没有责任田，哪有米和粮。”城南公社的农民说：“前年我们像雀子一样，关在笼子里闷死了，刚放出来溜了两年，现在又要把我们关起来了。”也有人很坚定地说：“我不改，坚决干责任田。”也有人准备搬家到山沟里去搞责任田。（注五十五）原来搞责任田的积极分子和坚决反对“改正”的人都受到了惩罚。全省有十万农村干部被斗争、关押，有的家破人亡。尽管如此，但没有消灭农民搞责任田思想，十多年以后，又是凤阳的小岗村最先搞起了责任田，并且在全国得到了普遍推广。
注解：
[注二十九] 陈震亚：《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一九六一年二月一日。
[注三十] 同上。
[注三十一] 《中共凤阳县委五级干部扩大会议简报（第五期）》，一九六零年一月九日。
[注三十二] 中共凤阳县委：《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的试点情况报告》，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注三十三] 同上。
[注三十四] 王耕今、杨勋、王子平编：《乡村三十年——凤阳县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一九四九-一九八三）》下，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一六二-一六四页。
[注三十五] 同上，第一六九页。
[注三十六] 中共凤阳县委：《赵从华的反党罪行材料》，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日。
[注三十七] 中共凤阳县委：《凤阳县整风开展情况》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八日。，
[注三十八] 陈震亚：《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一九六一年二月一日。
[注三十九] 中共凤阳县委：《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的试点情况报告》，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注四十] 同上。
[注四十一] 陈震亚：《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一九六一年二月一日。
[注四十二] 同上。
[注四十三] 同上。
[注四十四] 同上。
[注四十五] 中共凤阳县委：《关于小溪河公社坏人当道情况所调查报告》，一九六一年二月十日。
[注四十六] 《武店公社党委关于整风整社工作情况的报告》，一九六一年四月十八日。
[注四十七] 陈震亚：《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一九六一年二月一日。
[注四十八] 凤阳县赵玉书同志在县委在五级干部扩大会议上第二次补充检查，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五日；
[注四十九] 同上。
[注五十] 中共凤阳县委：《关于五风情况》，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七日。
[注五十一] 中共凤阳县委：《关于小溪河公社坏人当道情况所调查报告》，一九六一年二月十日。
[注五十二] 同上。
[注五十三] 凤阳县委调研组：《关于政府城公社四凤大队三包四定工作简报。》（第一期）（第二期）。
[注五十四] 中共凤阳县委：《关于改正“责任田”和改正包产到组的工作情况汇报》，一九六三年三月十日。
[注五十五] 同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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