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9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第四章 安徽不安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利用几次去安徽采访和开会，收集了一些安徽大饥荒年代的资料。二零零一年五月，我借在合肥讲学的机会，又花了七、八天时间，专程到合肥、蚌埠、凤阳进一步查阅资料。从凤阳回来后，又得到了无为、亳州等地的资料，再加上对原中监委李坚老人的几次访谈，安徽情况就很清楚了。在这一章我先介绍几个县的情况，然后再介绍全省的情况。
一 说凤阳，道凤阳
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凤阳花鼓”反映安徽农民逃荒要饭的情况：
说凤阳，道凤阳，
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牛羊，
小户人家卖儿郎；
奴家没有儿郎卖，
身背腰鼓走四方。
自从出了“毛皇帝”，风调雨顺也饥荒。大饥荒年代，凤阳农民连“身背腰鼓走四方”逃荒的自由也没有。
凤阳，位于安徽省东北部，地处淮河中游南岸。这里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故乡，在明朝开国功臣的九十一人当中，凤阳籍的就有四十一个。这里至今还留下朱元璋修建的中都皇城、皇陵和朱元璋少年当和尚的龙兴寺等古迹。站在中都皇城南门的残垣上北望，想到这块古老土地上的黎民百姓的累累苦难，使我感慨万端。
在八百多页、一百二十多万字的《凤阳县志》中，留下了凤阳历史上很多光辉的篇章，而对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那场空前劫难只含糊地记下以下文字：
一九六零年二月十五日全县采集代食品九百零六点八七九八万斤，其中有薯根、鸡爪菜、茅草根、掐不齐等。
一九六零年二月十五日据统计，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零年，全县农村外流人口一万一千一百九十六人，占农村原有三十三万五千六百九十八人的百分之三点三，发病人口十万二千九百九十四人，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三十点七，有孤老一千五百八十人，孤儿二千二百八十人。一九六零年粮食产量九千五百零七万斤，比一九五七年的二万二千七百六十万斤减少了一万三千二百五十三万斤。
一九六一年八月四日，中共凤阳县委学习贯彻中央《十二条》和《农业六十条》的精神，在部、委、科、局负责人会议上，总结了凤阳两年来刮“五风”的失误和教训：一，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卖了过头粮。二，封锁消息，掩盖死人真相。三，是非不分，反右倾中错斗争了一些好人。四，界限不清，共产风一刮再刮。五，占用农村劳动力过多，削弱了农业战线。六，乱出主张，生产瞎指挥。七，任务要求过高、过急，劳逸失当。
这本县志是一九九九年出版的，离大饥荒年代已经四十年，还是极力淡化那场大饥荒的情景，后人很难从中了解当年的历史悲剧。作为县志，不敢记录这个县发生的空前悲剧，本身就是悲剧。
（一）凤阳的大跃进
在凤阳，大跃进实际是大灾难。对这场大灾难，历史资料中都有记载。
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一九五七年凤阳是个丰收年。实收产量为二万零六百二十四万斤。在一般情况下，一九五八年粮食计划定为二亿斤是比较合适的。县委却上报了八亿斤的指标。一九五八年实收为一点五零零零亿斤（《凤阳县志》数为一点六四零八六亿斤），但县委估产为四亿斤。一九五九年，实际产量只有一点八亿斤左右（《凤阳县志》数一点零六九一八亿斤），但又上报为四点零五零零亿斤。（注一）本来是连年减产，却上报连年增产。
| 产量 | 一九五七 | 一九五八 | 一九五九 | 一九六零 | 一九六一 | 一九六二 | 一九六三 |
| 单产(公斤) | 五十八 | 三十八 | 三十 | 二十八 | 四十二 | 四十三 | 五十 |
| 总产（吨） | 十一万三千八百零一 | 八万二千零四十三 | 五万三千四百五十九 | 四万七千五百三十四 | 六万五千七百零一 | 六万六千四百四十九 | 六万二千三百四十五 |
【资料来源】《凤阳县志》，方志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一七八页。
高指标、高估产的结果是高征购。一九五八年产粮八万二千零四十三吨，即一点六四零八六亿斤，国家征购了七千一百零二万斤，即拿走了百分之四十三点二八。由于留下的粮要扣除工业用粮、非农业人口供应粮、种子和饲料，剩下才是农民的口粮，所以，通常国家拿走了百分之三十就显得紧张。现在拿走百分之四十以上就更紧张了一九五九年全县粮食实际产量仅一点零六九一八亿斤，却征购了五千九百七十四万斤，国家拿走了百分之五十四点四九。（注二）板桥乡淮东社一九五九年一月份调查，全社二百四十户、一千一百七十二人，缺粮断炊的有一百八十四户、八百九十二人。大溪河乡断炊的很多，并有吃青苗现象发生。凤阳县委书记处书记赵玉书说：“一九五九年冬到一九六零年春，据不完全统计，外流人口一万零五百二十九人，肿病达三万人，非正常死亡现象普遍布严重。小溪河公社山河大队原有利于一百六十三人，非正常死亡率五百五十八人，占百分之三十；刘府公社双山大队官帝村原有五百七十七人，死亡一百零四人，占百分之十八；太山大队曹端村原有四百三十五人，死亡三十八人，占百分之八点七。”（注三）
在农民吃不上饭的情况下，还要完成高征购任务，只能施加强大的政治压力，进行横征暴敛。一九五九年冬到一九六零年春，县、公社、大队层层开会逼交征购粮食任务。县委要求各公社一天三报：早上报粮食入库计划，中午报粮食入库情况，夜里报入库实绩数字。每天晚上对入库多的社队进行表扬，对入库少的社队严厉批评。一级一级地向下施加压力，压力一级一级地放大。一九六零年春节期间，板桥公社党委副书记兼江山大队党总支书记邓某，在县委的压力下，在安子集召开八十多名干部的征购会议，要求各生产队交出粮食。谁说没有粮食就打谁。张信成、狄为朝等十人被打。会后，这些干部就分头到农民家中搜粮食。一九六零年午季（即收小麦的季节），小溪河公社党委布置统一行动，搜查粮食，被搜查的有八千零四十六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七十三点四。长塘大队只有一家没有被搜查。山河大队组织一个十七人的“挖粮潜力专业队”，人手一棍，到各家东捣西戳，翻箱倒柜，发现社员王坤锅里有烙饼，便一涌而上，开锅吃光。（注四）
“共产风”一刮再刮，刮地三尺。（注五）“共产风”开始是一九五八年秋刮起来的，引起了混乱，一九五八年秋、冬，中共中央采取了一些纠正措施想刹住“共产风”，但怎么刹也刹不往。这股风从上面层层往下刮，一级大一级，一阵紧一阵。到一九六零年春天又形成第二次高潮。在一九六一年初的五级干部会上，县委书记赵玉书检查说：“上级虽然下令刹共产风，但没有刹住，原因在县委的指导思想特别是我的指导思想上。我们总是想快点向高一级的所有制过渡，我们曾计划把全县十四个公社分三批向基本上公社所有制过渡。我们总是希望社有经济发展快一些，供给制尽可能早一些，公共积累尽可能多一些。”公社为了发展社有经济（当时认为公社所有制比生产队所有制更接近共产主义），大量集中生产队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生产大队也以“个人服从集体”、“小集体服从大集体”的名义，把生产小队和社员的财产集中起来。山河大队实行“五集中”：猪集中，把小队和社员的猪集中起来办“万头养猪场”；鸡集中，规定每户或每个劳动力交二只鸡，兴办“万鸡山”，并规定每户只准养鸡三只；鸭子集中，大队在一个早晨趁人不备，统一行动，把鸭子集中到大队集中饲养；厕所集中，扒掉社员的私人小厕所，一个庄建一个大厕所；山芋种子集中，把社员已经育好的山芋种子集中起来。这些集中起来的猪、家禽大部分死掉，集中起来的山芋种子也烂了。山药、毛芋、生姜是凤阳小溪河地区的经济价值高、产量大的特产，过去是家庭种植。干部认为这种生产方式不符合共产主义原则，不让社员种植，出了苗也拔掉。有的地方提出“三年见苗要犯法”的说法。（注六）
为了尽早地进入共产主义，自一九五八年以来，搞了很多“大办”，如：大办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土铁路，大办文教卫生事业，大办土化肥等等。这些大办所需要的资金、物资、劳动力都是通过“一平二调”（即平均主义，无偿调拨）的办法，剥夺生产队、剥夺农民而得到的。
“共产风”刮的范围很广，从社队集体的土地、劳动力、畜力、农具、资金、粮食、以及社员家庭的生活用品，如家禽、家畜、房屋、树木、家具等。扒社员的房屋，捉社员的家禽，砍社员的树木，收社员自留地和自留地里的庄稼。有的地方把社员自留地里的南瓜苗拔出来栽到集休的地里，结果全部死光。强占房屋，逼人搬家，不搬就强行把东西扔到外面。强行收走各家做饭的锅，甚至当着社员的面把锅砸烂了，老人要求留下一口锅烧水也不行。大通桥大队为了办农场，乘社员下地生产之机，将大通桥东头一个小庄子社员家的东西全部抛了出来，房屋由大队占领。社员无家可归，痛哭流涕。（注七）
为了给“共产风”造声势，到处树牌坊，扎“跃进门”，在屋顶上、田埂上、山头上，路边上，到处都写上大标语，形成了一个很快就要进入共产主义的热烈气氛。
公社以建设共产主义新村的名义，强行拆掉社员的房子。小溪河公社由于拆房并庄，有七个大队的二十五个村庄无人居住。石马大队大郢生产队将五个村庄并成一个，男、女、老、少分四处居住。乔山大队三十一个村庄，一九六零年六月，总支书记梅某强迫群众在半天之内并成六个庄子，拆掉房子三百多间，党员不干开除党籍，团员不干开除团籍，社员不干不给饭吃。说是建新村，实际上旧房子拆了新房子没有建，社员无家可归，一百多人被迫集中居住，有十四户四十人住在三间通连的房子里，晚上大门上锁，民兵持棍把门，尿尿拉屎都在一起。（注八）
一九五八年底全县共有房子二十二万四千一百四十三间，两年来共拆掉、倒塌三万九千五百五十五间(其中倒塌二万五千二百六十六间，拆掉一万三千四百间)，占百分之十七点七。全县有二十九个村庄的房屋拆光、倒光。在小庄并大庄时，社员像躲避日本鬼子一样，造成田地荒芜，草苗丛生，群众流离失所，大伯子和弟媳妇同住一室，连撒尿都听得到。有的妇女只要一提并庄子的事就哭。（注九）
荒唐的瞎指挥。在生产上追求形式，不求实效。要求红旗插满田间，一边干活，一边唱歌，一边喊口号。为了应付上级检查，把大部分人力、畜力、肥料，都调到公路铁路两旁，调到社与社、县与县的交界处，做出样子，而里面却是大片土地抛荒。全县只有耕地一百四十一点二万亩，一九六零年春夏种上报播种面积一百八十四点八万亩，超过了耕地总面积四十多万亩。（注十）
农民一早起来不知道当天要干什么，连生产队长也不知道当天要干什么。生产指挥权和调度权高度集中，由公社甚至县里统一指挥，公社或县领导人像战争年代指挥淮海战役一样，组织“大兵团作战”。小溪河公社十三个大队，一九六零年春季以来，参加大兵团作战的有八十六个小队、二百八十四个小组、三千三百九十五个劳力。从“开秧门”起连续四十天，有的持续达三个月之久。有的大队，犁田搞大兵团作战，收麦子搞大兵团作战，栽秧搞大兵团作战，甚至连铲草皮也都搞大兵团作战。大兵团作战打破了生产队、生产小队和生产小组的界限，取消了评工记分、按劳分配、劳动定额和生产责任制。新华大队九百个劳力，参加“大呼隆”劳动的就有七百人。有一天，代圩生产队干部带领一百多个社员，抬着二千多把秧，到大韩家庄插秧，因地未整好，就又抬到刘园，刘园也毫无准备，又抬到前庙。到了前庙，天色已黑，无法栽秧。一天行程十二里，空跑四个庄，棵苗未栽，秧苗全部死光。劳力大量乱调，东调西，西调东，乱成一团。（注十一）
在凤阳，瞎指挥到了荒唐的地步。违背农时，不按节令种植，有些地方出现了春节种玉米、清明栽水稻、三月种麦子、立秋栽烟叶的离奇事情。这是因为，虽然农时错过了，但上级下达的种植计划还没有撤消，虽然违了农时，但计划还是完成了，向上级也好交待了。为了完成县委定的七十万亩水稻的任务，有些地方把没有水源的旱地也改成了水田，甚至犁掉已经长得不错的旱粮栽水稻。门台公社宏光大队本来不适合种水稻，上级强令“旱改水”。一九五八年旱改水一千六百亩，平均亩产五十多斤；一九五九年旱改水八百五十亩，平均亩产三十一斤；一九六零年旱改水九百亩，平均亩产只有二-三 斤。为了种水稻，本地无水下秧，派了四十八个人、二十五条耕牛运了三万斤稻种到六十里外的总铺公社去泡种育秧，干了二十九天，连种子也丢了。第四生产有五百亩黄豆，已有半尺高，大队硬叫犁掉改种山芋，社员不愿意，还是犁掉了四百八十亩。结果每亩只收三百斤山芋，而剩下的二十亩黄豆每亩产二百多斤。（注十二）还是门台公社宏光大队，一九六零年春，麦子一版金黄，正当收割之际，却被调出五百 多个劳动力去黄湾支援。行程两天，到那里安了一天家，找工具一天，口粮没运到饿着睡了一天，回来又走了两天，花了八天时间，只干了半天活。结果，自己的麦子遇上了雨，损失很大。（注十三）
这样荒唐的事还有很多：小溪河公社乔山大队八亩大麦已经盘根，干部硬叫犁掉，种豌豆，每亩下种二百斤，一粒未收。这个大队的涧西生产队，春天撒播花生八十亩，用种一千二百斤，秋天只收三斤半。新田大队秦塘小队一九六零年三月种麦子七亩，采取拔苗助长的办法，每亩施化肥一百斤，不仅烧死麦子，连草也不生。光明大队的驻点干部，竟布置下雨天割麦，晴天栽秧。长塘大队为了扩大面积，竟把三万多斤稻种撒在花园湖一尺多深的水里，还强迫社员在水田栽烟二百五十亩，片叶未收。万保大队张庄生产队干部，大雨刚过，就叫社员在满田是水的稻田里栽烟三十二亩；石马大队在水里播黄豆一百二十亩，颗粒无收。李武大队社员钟万祥每亩下麦种二百五十斤，大队却说下种少了，叫犁掉重种。新华大队把全部土地划成三个作业区，规定作业区的其他作物一律废除，仅一九六零年一次就犁掉已种上的庄稼近千亩。小溪河大队街西小队，田里麦子未运完，劳力就被调去抗旱栽烟叶，结果因苗小天旱，栽的全部死光，地里的麦子也损失七千多斤。（注十四）
县委要求密植，密到不合理的程度。提出“四个不种”：不“条播”不种，下不足多少种子不种，不施多少肥不种，不“畦田化”不种。在农业上还要搞很多“化”，如车水风力化，运输车子化，车子轴承化。结果一化不化，劳民伤财。
刘府公社下令一律批旱秧，不能打水秧。刘府大队生产队长汪贵珍因地制宜打了一亩半旱秧，公社王书记知道了，开会斗争汪贵珍。汪辩解说：“我电因地制宜，为了多打粮食。”王书记说：“听党的话，就应该打水秧，一粒不收也是好干部；不听党的话，打多少粮食也是坏干部。”结果撤了汪的职。（注十五）
由于全县统一指挥，不断地有“中心任务”。每一个中心任务来了以后，就要动员社员不分昼夜“突击苦战”，在工地“安营扎寨”。要求社员“雨天当晴天，黑夜当白天”、“大雨小干，小雨中干，不雨大干”，不少妇女因饥饿和劳累过度，患了闭经、子宫下垂等疾病。长期饥饿和过度劳累，造成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
大量抽调农业劳动力，削弱了农业生产。凤阳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日到一九六零年五月八日，全县农村劳动力投入水利建设的每天就有三万到五万人，最高时达七万人，占当时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三。此外，还常年修土铁路的劳动力三千七百多人，修公路的二千多人。县委计划一九五九年工业总产值达到一点二亿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长十四倍，工业职工从一九五七年的九百二十四人增加到一九六一年的八千七百二十四人。还抽调了二万五千多农民搞工业。秋种没结束就动员农民上工地，第二年春耕大生产已经开始，还不让农民回来。留下来搞农业的全是妇女和小孩。（注十六）
大办钢铁运动最高峰时，共有六万三千多人赴钢铁前线。县委的总结报告说：全县“建成平炉三千余座，一立方米高炉八百七十五座，一点五立方米高炉一百六十三座，六点五立方米洋高炉二座，冲天炉十八座，红炉一百二十九座，炼钢炉三千二百九十座之多。现在临淮、门台两地的钢铁基地已初具规模。”（注十七）
（二） 三年饿死九万人
凤阳，一个不到四十万人的县，在三年大饥荒期间，饿死九万人，饿死人口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根据新修《凤阳县志》，一九六一年全县人口比一九五七年净减少了八万九千一百一十三人，减少的人数相当于一九五七年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三点四一。全县人口直到十年以后的一九六七年才恢复到一九五七年的水平，即全县人口为三十八万人。如果按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七年人口平均增长率百分之二点四四计算，一九六一后全县应有人口四十一万九千三百一十五人，照这样计算，一九六一年比应有的人口少了十二万七千三百五十三人，这个数字包括非正常死亡和应当出生却没有出生的人口。如果考虑外流人口，死亡人数会小一些。
以上说的是全县总人口，若单看农村人口，情况更为严重。根据《凤阳县志》同一资料，一九六一年农村人口比一九五七年减少了八万九千一百二十五人，相当于一九五七年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五六，即减少了四分之一以上。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一九六七年，即十年以后，人口才恢复到一九五七年的水平。如果考虑人口自然增长因素，人口减少远远高出百分之二十六点五六。在这期间有人口外流逃荒，但同时又接收了蚌埠等城市下放的城市人口。外流和城市下放人口相抵，净外流人口一万多人。
中国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说：“根据我们八十年代初考察的安徽省凤阳等县的情况，当时饿死的人大约占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其中有的公社每三个人就有一个饿死。（注十八）按郭书田四分之一的估计，以一九五七年三十八万零七百一十一为基数，则饿死九万五千一百七十八人。这和陈振亚说的一九五九-一九六零年两年饿死六万零二百四十五人大体相符。新华社记者张万舒写道：“一九六零年虽然风调雨顺，一派好年景，由于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田园荒芜，大批人口外逃死亡。据定（远）凤（阳）嘉（山）三县一九六一年的统计，共少了四十多万人。”凤阳沁岗村，“全村三十四户，一百七十五口人，逃的逃，死的死，剩下了十户，三十九人。” （注十九）
据原安徽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凤阳工作组组长陈振亚一九六一年二月一日的《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零两年，共饿死六万零二百四十五人， 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十七点七。其中，武店公社，原有五万三千七百五十九人，饿死一万四千二百八十五人，占百分之二十六点六，这个公社半井大队原有四千一百人，饿去一千六百二十七人，占百分之三十九点七，大庙公社夏黄庄原有七十人，死亡四十八人，占百分之六十八点六。全县死绝八千四百零四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三点四。死、跑而空的村庄二十七个。武店公社凤淮大队李嘴庄二十户，死绝四户。小溪河公社饿死一万四千零七十二人，占百分之二十六点九。宋集公社原有四千七百四十三人，饿死一千一百三十九人，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二。大庙公社夏黄庄原有七十人，饿死四十八人，占百分之六十八点六。全县死绝的有二千四百零四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三点四。饿死和外跑而空无一人的村庄二十七个。小溪河公社曾有二十一个村庄饿死和外跑而空无一人。县实验小学校长王焕业家中十二口人全部死光，曹店公社和平大队北山下小队社员曹宜乐家三十四口人，死去三十人。小溪河公社长塘大队赵庄子张玉璞的父亲，死后两天还抱着未死的女儿。有的人家两口子一夜同时死在一张床上。有的地方人死了没有抬埋。由于人口大量死亡，出现很多孤老与孤儿。
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现在很难了解当年死人的具体情况，只能从档案中了解过去。一九六一年一月，凤阳县召开了五级干部会，目的是纠正“五风”，会上发动参加者“大鸣大放”，揭露问题。会议由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振亚主持，开得严肃紧张，会上发言的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家里死了人的，一边说，一边痛哭流泪。现摘录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凤阳县委五级干部扩大会议简报》如下：
总铺公社鹿塘大队张洼小队社员代表王庭华质问副县长宋兆银说：“五八年你带我们去官沟水库去挖干渠，饭都不给吃，还叫五天五夜不睡觉，哪个能吃得消？去年，我们村饿死了一、二百人，县长你知道吗？”
总铺公社国光大队社员代表说：“县委官僚主义太严重了，死了人不敢反映，我们庄三百多人就死了八十七个，说起来真痛心哪！”
殷涧公社凤阳山大队占家小队支部书记武善兰说：“六零年春天，县委给群众吃的山芋干，由于已经变质，苦味难闻，群众说是吃汤药。结果加剧了浮肿病，四月份仅十天时间就死了二十七人。”
武店公社党委书记万德元说：“五九年在武店开烤烟现场会，县委明知道没有这么多烟叶，硬说有。县委书记处书记董安春让一个驮子的烟分三个驴了驮，显得烟卖得多。他还布置，对饿得脸色不好的社员要看紧，不让他们上街，免得让外面知道。饿死的人要埋三尺，上面还要种上庄稼。”
武店公社山王大队代表李金明说：“一九五九年我们收三万五千斤粮食，叫征购五万八千斤，结果我们交三万三千斤，社员只吃二千斤。真的没有粮食了，群众吃麻叶子，什么都吃光了，我向董安春汇报：我们没有吃的了。他说我带头闹粮，要开除我的党籍。结果我们二百八十人，死后还剩一百七十人。我家五口人，死掉四个，就剩下我自己，你叫哪个不痛心!”
武店公社全心大队代表说：“一九五九年秋，一点吃的也没有，天天死人，他(董安春)到我们那检查工作，还向干部说：目前是大好形势。我们队原有二千五百多人，现在只剩一千三百多人，死那么多，我们向董安春汇报，他还说我们玩花样。我们带他去看死人，他说：‘人要不死，天底下还装不下呢!’”
曹店公社和平大队社员代表王夕周说；“这两年尽说鬼话，以上压下。五八年谁讲真话就揪谁。这两年死了这么多人，就是以小报大的结果。报的都是千斤田、万斤田，这刮的是鬼头风，刮一年人都死光蛋了。我们那里北山下有一户叫曹玉乐的，一家三十四口人，就死了三十人，只剩下四人。曹泽祥死了没人埋，耳朵被老鼠吃掉了。”
黄湾公社荷花大队生产组长杨大松说：“五九年我们队实际只有二千斤粮食，大队干部周友香硬叫我们报一万斤，我说没有这么多，就说我思想右倾，批我两天。结果，我们庄子原来五百八十二人，死了八十多人。”张湾小队支部书记崔厚军补充说：“大队书记周友香不准白天埋死人，说影响不好。有一次，黄德良替人家抬了一个死人，就批斗他两天。”
板桥公社江山大队总支书记王焕业说：“六零年春天，工作组钱轩家里死了十一口人。开始死人时家里来人送信，他摇摇手，不让讲，带几个钱回去处理就算了。最后只剩三个人，实在没办法了，就请示领导把三个孩子户口粮油关系迁到机关来。请示再请示，到批准时，三个孩了也饿死了。他因此精神失常。”
板桥工作组张玉朴说：“张牙庄原来四十二个劳动力，现在很少了。我母亲死了，老百姓吃代食品屙不出屎，屎带血，用草棍捅。我回单位向检察长反映，说我反三大万岁，诬蔑人民公社，斗我三天，写了六份检查。要不是徐部长，就把我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了。一九六零年春天，我家五口人都死了，我就带出一个小孩来。死了哪敢讲，就说病死了算了，只好睁眼倒瞎霉。”
被毛主席表扬过的合作化带头人陈学梦在会上发言说：“今年（一九六零）春天，生活困难，顿顿饭都不离草。王家湖有三十七户人家，大人大部分都死光了，现在每户只有一个少老子无娘的孤儿。小孩子们看到我说：老主任，我们家大人都见不到你了，就剩下我一个人看看你，多痛心，多凄惨哪！”
考城大队代表王家凤说：“我家二十口人，去年（一九六零）死掉十口。我的四岁的小孩有一天对他娘说：‘把我送走吧，再过几天我就要饿死了！’”
府城公社红旗大队生产组长陈守先说：“六零年春天，光蔡庄一个地方就死八十多人。当地干部还组织一个送病专业队，专门抬人。”武店公社今天在会上发言十三人，就有四个伤心痛哭。考城大队社员代表王家来说：“我们大队原有五千人，现在只三千二百人。日本鬼子来我们也没有死这么多人。日本鬼子来我们还可以跑呢，今年我们往哪里都跑不掉，到处有劝阻站，就算跑出去了，没有粮票，到哪里也没饭吃，只能活活在家受死了。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还有两口人。我是最后一个喂牛的，快要接上夏收，才没有死，十二个喂牛的人都死了。”讲着，讲着，就哭起来了。
武店公社光明大队姚营生产队社员代表姚继山说：“党和毛主席的政策好，就是凤阳县委不好。五八年秋种每亩地下种四五十斤，甚至几百斤，结果搞的不能收。五九年没有粮食硬叫报，没有办法就报空。说这里有几千斤，那里还有几千斤。报过不算还要兑现，朝屌上兑！我们光明原有一千六百三十多人，死了八百多人。姚正会家饿急了扒死小孩吃。人心都是肉做的，眼泪往肚里流。这都是县委一手造成的，破坏党和毛主席的名誉。”
殷涧公社社员代表发言指出他那里饥荒的严重情况，殷山生产队，原来有二百一十七人，一冬春就死了九十五人，小殷家一个庄子三十九人就死了二十二人，夏黄小组原来七十多人，死了四十八人。
曹店公社中心大队上宋小队耿沈小组社员代表耿＊说：“今春上（指一九六零年）上宋小组劳动力死得太多了，没有人埋，从我们耿沈抽人去埋。我们埋了半天只埋五人。这么惨的事由谁负责呀？我看主要是县委。”府城公社社员代表洪冠群说：“金传之因偷几只山羊，队长葛＊＊不给饭吃，全家四口人被活活饿死。”杨学群（小队书记）说：“马玉新生病还叫犁田，跟不上犁说是装病，结果被绑打，扣饭致死。她死在家里没人知道，小孩还趴在身上吃奶，三天没吃着也饿死了。”
板桥公社江山大队社员代表宫学仁说；“我们宫李家八十户不到，就死掉五十九人，牛、驴死光了，房屋倒塌五十多间，全队一千四百多亩田，去年就荒掉一千亩。干部还像活阎王一样，排着队打社员，哪有百姓过的日子！” 山河大队一九五八年有五千五百三十六人，现在只有二千九百七十人，其中死亡一千五百五十八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一；劳力下降一千三百七十五个，占整半劳力的百分之四十八点八。武店公社凤龙大队生产组长唐秀棋说：“六零年我们那里死人很多，小唐家死了一半，门西、武庄两地，一家一家全死光了。现在我们那里犁田的都是小孩。”
与会代表还揭露了大量惨无人道的事实。大溪河大队郑山生产队社员常介翠的母亲有病（饿病），找生产组长花某要点面给母亲吃，花说：“还给她饭吃？都快要死了。还不如趁犁田人中午没回来给她埋了算了。”常不同意，花说：“你不同意就死在家里，埋在家里。”常没办法，只好把没断气的母亲埋掉。（注二十）
一些地区规定死人后“四不准”:一不准浅埋，要深埋三尺，上面种上庄稼；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更恶劣的是黄湾公社张湾小队规定死了人不仅不准戴白布，还叫人披红！（注二十一）
由于死人太多，留下了大量的孤儿。据不完全统计，一九六一年底全县孤儿二千三百八十九人，其中男一千四百九十三人，女九百零六人。以年龄分：一-三岁四十八人，四-六岁二百九十六人，七-九岁七百九十八人，十-十五岁一百二十四人。孤儿已收容二百四十七人，未收容一千九百六十四人。孤老一千五百二十七人，其中男六百五十八人，女八百六十九人。按年龄分：六十-六十五岁九百一十人，六十六-七十岁三百五十九人，七十岁以上二百五十八人。孤老已收容二百五十八人，未收容一千二百六十九人。一九六二年全县有孤儿三千三百零四人。其中：公社收养七百零二人，大队收养七百零四人，群众代养九百零八人，单独生活九百九十人。有在大人死了，小孩子没有死，睡在死人怀里一两天。
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零年，全县发现了不少人吃人的事件，有记载的就有六十三起。大庙公社五一大队陈章英和她的丈夫赵夕珍，将亲生的八岁男孩小青勒死煮着吃了。武店公社中拌井大队王兰英不仅拾死人来家吃，还把人肉冒充猪肉卖掉二斤。（注二十二）
武店、曹店等地反映人吃人的事件多起。唐秀棋说：“有一天晚上我开会回来，看到唐永丁家劈人骨头，放在锅里煮，吃人肉，唐永丁自己端一瓢在门口吃，他说，我已经吃掉几个了。现在庄上的孩子都喊唐永丁是毛猴子。”（注二十三）
一九六一年八月九日晚，拖拉机站王站长在科局长整风会议上的发言说：“一九五九年我在板桥公社浙塘大队整社，汇报人死问题时不敢说是因缺粮，就说是因卫生工作没搞好。一个妇女吃死小孩，向季文祥（副县长）汇报后，季派工作队夜里把这个妇前女捆起来送到公安局，说她破坏社会主义。……从板桥回来看到一个坟堆上有六、七具尸体。”（注二十四）
考城大队王家凤说：“西泉发现人吃人了，张正九汇报给董安春，他不让汇报，还叫查，说，吃人的人是坏人。”（注二十五）
对人吃人的现象，县委书记赵玉书不仅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还怕暴露真相，一律当作“政治破坏案件”，指使公安局进行密捕，关死为算，以此断口灭踪。全县密捕六十三人，关死三十三人。（注二十六）
不过，中国农村有一种传统，认为人肉是不能吃的。有人说吃了人肉的人活不长，也有人说吃了人肉会生病。所以，吃人还是个别现象，多数人宁可饿死也不吃人肉。即使是个别现象，由于中国人口多，从总的数字上看，吃人的情况也是很多的。
农民明明是饿死了，还不能说是因饥饿而死的。县委领导人赵玉书和董安春到武店公社考城大队检查浮肿病情况，问医师王善良：“为什么浮肿病总是治不好，少什么药？”王医生回答说：“少一味粮食！”赵、董二人立即决定，将王医生交大会批斗后逮捕。（注二十七）
农民大量死亡，而各级干部却向上级向外面封锁消息，隐瞒情况。一九六零年端阳节，殷涧公社党委书记张少柏在临准化名“石求明”上书党中央、毛主席：“我打跑了个人得失念头，确立以党和人民得失为重，才下决心反映去冬今春人口大量死亡的情况。……据我知道的三个公社的四个庄子的人口死亡是极其惊人的。一个死亡百分之五，一个死亡率百分之一强，一个占百分之十五，一个占百分之二十多。……在死人最严重的时候，有的村子一天死亡五-六人。有的村子几乎无人了，跑的跑，死的死。我亲眼看到住在我们临淮关上的招收起来的被大人丢弃的儿童约有三、四百人，已死了的有一百名左右。”结果，张少柏一度受到迫害。二零零一年本书作者到凤阳调查大饥荒时曾打听此人，接待我的一位干部说：“张少柏在文革中是造反派，早就被整下去了。”
一九六零年春天，蚌埠市副市长马骞听到家乡（小溪河公社新四大队）人口大量外流和死亡，即从蚌埠市支援豆渣1 万斤，运到临淮关，通知家乡来运。结果遭到总支副书记杨云春、副县长缪坚的拒绝，阻止群众起运。而且缪坚还去信给地委检举了马骞，说马“思想右倾，有问题!”（注二十八）
一九六一年凤阳县委书记马维民在总结两年经验教训的三级干部会上的报告中说：“对死人的情况，我们大家基本是了解的，开始个别死人的时候，认为是个别情况，对上不讲，自己想办法解决了就算了。以后死的人多了，问题搞大了，就惊慌失措起来，对上更不敢讲了。死人明明是饿死的，而说成是年老死的，疾病死的，把非正常死亡说成是正常死亡。有些地方还不允许死者家属哭丧带孝，不准埋坟，对反映死人情况的来信加以扣压，甚至对来信者进行打击；有的干部因为如实向组织反映了死人的情况还挨了斗争。”“ 因为怕犯错误，怕受处分，怕摘掉乌纱帽，而不敢暴露真实情况；越不敢暴露，问题就发展越大；问题越大，就越不敢暴露。”
注解：
[注一] 赵玉书代表县委在五级干部扩大会议上的检查（第一次检查材料），一九六零年一月七日。
[注二] 马维民同志在县委三级会议上的讲话：《凤阳县两年来的经验教训》，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注三] 赵玉书代表县委在五级干部扩大会议上的检查（第一次检查材料），一九六零年一月七日。
[注四] 中共凤阳县委：《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的试点情况调查》，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注五] 赵玉书代表县委在五级干部扩大会议上的检查（第一次检查材料），一九六零年一月七日。
[注六] 中共凤阳县委：《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的试点情况调查》，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注七] 赵玉书代表县委在五级干部扩大会议上的检查（第一次检查材料），一九六零年一月七日。
[注八] 中共凤阳县委：《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的试点情况调查》，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注九] 陈震亚：《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一九六一年二月一日。
[注十] 赵玉书代表县委在五级干部扩大会议上的检查（第一次检查材料），一九六零年一月七日。
[注十一] 中共凤阳县委：《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的试点情况调查》，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注十二] 凤阳县委：《整风整社工作简报》（十六期），一九六一年三月十四日。
[注十三] 凤阳县委：《整风整社工作简报》，一九六一年三月十四日。
[注十四] 中共凤阳县委：《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的试点情况调查》，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注十五] 《中共凤阳县委五级扩大会议简报》（第六期），一九六一年一月十日。
[注十六] 赵玉书代表县委在五级干部扩大会议上的检查（第一次检查材料），一九六零年一月七日；马维民同志在县委三级会议上的讲话：《凤阳县两年来的经验教训》，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注十七] 中共凤阳县委工交部：《关于一九五八年度工交部的总结报告》，一九五八年十二月。
[注十八] 郭书田《失衡的中国：城市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第一部，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十九页。
[注十九] 张万舒：《故乡人民的笑声》，北京，新华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二十九、五十七页。
[注二十] 摘自《中共凤阳县委五级干部扩大会议简报》第四期，（一九六一年一月八日）、第五期（一月九日）、第六期（一月十日）。
[注二十一] 陈震亚：《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一九六一年二月一日。
[注二十二] 同上。
[注二十三] 《中共凤阳县委五级干部扩大会议简报（第六期）》，一九六一年一月十日。
[注二十四] 《科局长整风会议记录》，一九六一年八月九日。
[注二十五] 《中共凤阳县委五级干部扩大会议简报》，一九六一年一月
[注二十六] 陈震亚：《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一九六一年二月一日。
[注二十七] 同上。
[注二十八] 同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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