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连载】杨继绳《墓碑》（十九）

北京时间：2013-12-03 08:08

【新唐人2013年12月3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五只准讲“疫情”，不能说饥饿

人口大量死亡，全国各地统一口径称“疫病流行”，不能说饥饿所致。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三日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宣教动态》以“为什么肿病继续上升”为题报道，“据卫生部报告，入春以来，肿病又有上升趋势，涉及面也较广。从今年一月到目前，在山东、河南、江苏等十一省、自治区共发生肿病一百零五点五万人，死亡六千七百多人。其中以山东省最为严重，一至四月十四日，发生肿病病人七十七点九万人，死亡六百一十八人，仅四月一日至十一日，就发生肿病病人十七点三万人。其次是河南省，从一月到四月二十日，发生肿病十五点三万人，死亡二千多人。”这里没有提四川和安徽，因为这两个省当时盖子捂得很严，外界不知道。

这篇报道分析肿病发生的原因，第一，因口粮紧张，群众以为吃盐可以增加力气，每天吃盐一两以上（正常日需三钱），因吃盐过多，引起代谢障碍发生浮肿；第二，食品单调，长期间未能调节，脂肪、蛋白质严重缺乏或不平衡；第三，去年发过肿病未能根治，今年复发；第四，原患有慢性病、贫血、身体虚弱、年龄大，肠胃不好。（注五十三）

一九六零年春天，正当成千上万的农民死于饥饿的时候，三月十六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这个《指示》中说：

卫生工作，这两年因为忙于生产大跃进，有些放松了。现在应该立即抓紧布置，抓紧总结经验，抓紧检查、竞赛、评比……中央提醒同志们，要重视这个问题，要把过去两年放松了的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并且一定要于一九六零、一九六一、一九六二这三年做出显着成绩，首先抓紧今年的卫生运动。（注五十四）

一九六一年二月一日，中共中央批转卫生部党组《关于防治当前主要疾病的报告》，把浮肿、干瘦、妇女闭经、子宫下垂等因饥饿所致的病态和其它常见疾病混在一起，用常见疾病来掩盖饥饿致病。并且笼统地要求各地加强“疾病治疗”。（注五十五）四川省委看到卫生部这个报告，立即下发通知，用“疾病”来掩盖饥饿，用“卫生工作”来代替对饥民的救济。通知说：“在抢治浮肿病、妇女病、小儿病等主要疾病的基础上，结合进行四大寄生虫病的防治工作，更进一步做好以食堂为中心的集体化卫生工作，防止传染病的流行”。接着提出了三项措施：一、开展防治肿病突击运动，迅速清理现有肿病病人，集中免费医治、营养、休息三结合的办法突击抢治；二、进一步加强以公共食堂为中心的集体卫生工作，办好公共食堂；三、围绕防治肿病这个中心，结合防治钩虫病、血吸虫病、疟疾、丝虫病和季节性传染病。这些措施洋洋大观，就是不提给农民增加粮食供应。从此以后，各地上送的报告，都把饥饿致病、致死，都说成“疾病”、“流行病”、“疫情”。

一九五九年八月九日上午，四川省委杨万选自南溪报告说，长宁县流行的水肿和腹泻，自六月下旬以来发病人数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三兴晏公社一个生产队今春以来死亡率达百分之十七。发生这次“流行病”的原因，西医说是缺乏维生素B 以及食堂不卫生造成的，中医说是湿气和脾胃不和造成的。（注五十六）这个报告也提到粮食不足，就是不敢说因饥饿而致病致死。

一九五九年秋后不久，古蔺县因饥饿出现大量浮肿病人，饿死人的情况也相当严重。这时，从县委到地委省委，统一口径说古蔺出现了“疫情”。十二月七日，中共泸州地委办公室关于古蔺县疾病情况的汇报中，将发病人数缩小为四百零三人，还说前次所报数字不准（实际前次报的数字是大大缩小了的），“把一般正常的疾病或富裕中农闹粮无病叫病等都统计进去了”。这个报告还夸大其它疾病的比重，缩小肿病的比重。说钩虫病占百分之八十六点六。“肿病是钩虫病的晚期，并非急性传染病，更不是吃代食品所致。”（注五十七）

这个报告很符合李井泉的口味，第二天他就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这个报告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肿病和钩虫病往往结合著发生，在注意肿病的同时，要首先治钩虫病。请卫生厅对此加以研究，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解决。”（注五十八）这个批示进一步把人们的注意力从饥饿引向钩虫病。十二月十二日，“泸州专区古蔺疫情调查工作组”上报了一份更符合李井泉口味的报告，这篇报告完全没有粮食不足和饥饿的影子，还批驳了“有些人认为病是吃代食品造成的种种错误论调”，说是钩虫病占百分之三十一点九，一般慢性病占百分之二十五点八，感冒占百分之十九点八，胃肠道病占百分之十三点八，其它病占百分之八点七。结论是：“当前应当立即行动起来，开展一个声势浩大的冬季除害灭病运动，大力抓好钩虫病的防治，大搞食堂卫生和积极预防冬季多发病和传染病的宣传教育工作。”省委负责人之一的杜心源于一九六零年一月二日在这个报告上批示：“结合开展春节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爱国卫生运动，进一步检查和防治工作。”（注五十九）这是一场掩盖事实真相的闹剧，用“爱国卫生运动”代替了对饥民的救助。

然而，爱国卫生运动救不了饥饿的农民，“疫情”继续发展。省委除灾灭病办公室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八日报告，泸县到一月八日止，有肿病人二万零六百二十六人，比去年十二月下旬增加百分之三十以上。资中县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下旬肿病人比十月份增加了四倍。但这个数字还不是肿病人数的全部。各地都少报、瞒报。长宁县原报肿病人四千多人，经查至少在八千人以上，江安县上报七千七百零九人，实际至少有二万名。在一个公共食堂，干部上报十六个肿病人，实际有一百一十六个。泸县死亡率已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死亡还在继续，一九六一年一月四日到八日，五天就死二百八十一人。（注六十）

既然是疾病，就得治疗。因此，四川省委下令，各地要组织医疗机构，加强治疗病人。其实，治这种“病”最有效的药品就是粮食。由于政府把住粮食不松口，要求供应粮食就是“闹粮”，而“闹粮”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因此，各地开出了治疗肿病的种种药方。

一九六零年四月十六日，内江地区一份给省委和内江地委的报告中讲到资中县肿病又有所发展。当地的治疗处方是：

鸡蛋一个，白酒（五十度以上）一两，雄黄二钱。三者混合均匀后一次生服。效果很好，不再复发，无负作用。（注六十一）

一九六零年十月二十三日，万县除害灭病办公室在开县召开中西医座谈会，提出了治肿病的多种验方：

水夜合、荀儿皮各适量，熬后去渣，用汁煮稀饭吃。可消肿、健脾。

复方糠丸。细糠一斤，黄豆四两，车前子四两，陈皮一两，将糠、豆磨细、炒熟后，混合做成五钱一丸，日服三次，每次二丸。

老虎姜、猫儿皮（草药名）何首乌、臭草根、路边姜，兑红糖熬水喝，或用汁炖黄豆吃。

夜关门、饿马黄、炮桐子树根、山胡椒根、川牛夕熬水兑红糖喝。

高梁杆根熬水喝，可消肿强心。

高梁篼切成一寸长，加水煎（一斤湿高梁篼加二斤水，干高梁篼加四斤水），煎一半后放红糖五钱，为一日服量，分三次服用。（注六十二）

各地发现的药方都向省委汇报，由省里向其它地方传播。但药方都离不开红糖，黄豆，药材，有的还要鸡蛋，一般农民是得不到这些极为珍贵的东西，而干部却从这里得到了鸡蛋、红糖、黄豆的供应源。

四川省委曾多次发出突击抢治肿病的通知，要求各地把病人集中起来治疗。各地利用中小学教室、祠堂，牛棚建立临时病房。一九六一年三月，省委除害灭病办公室报告说，全省已办起临时肿病医院二万七千零五个。已集中治疗病人九十五万二千多名。（注六十三）

但是，这些所谓临时医院条件极差。一是缺医少药。涪陵县黄旗公社集中了六百多名肿病人，不分重病轻病，一律吃大锅煮的草药。荣县有些临时医院，病人集中了十多天后，没有药吃。二是经费不足。有的公社医院垫付资金，连工资都发不出，南充县九十五个公社，有四十二个公社医院发不了工资。农村医务人员百分之七十-百分之八十都集中治疗肿病，没有业务收入。病人大量集中以后没人管理。有的临时医院管理不好，接连发生事故。合川县永兴公社在半个月内就发生六起烧伤和跌伤事故，烧死三人。（注六十四）

江北县仁睦公社中建大队医院集中了病人一百五十八人，只有一个医生，而且生病卧床，三个护理员不懂业务。医院没有菜吃，没有开水、热水，冬天病房没有烤火，病人也没有药吃。

江北县石坝公社六耳大队医院集中了一百七十二个病人，只有八间病房，三十多张病床。只好几十个人挤在一个地铺上，地铺上草很少，百分之三十的病人感冒，没有燃料，有的病人长时间没有洗脸洗脚。

涪陵县明家公社医院收有六十三个病人，其中重病人五十三个，不懂医务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兼院长，两个医生中一个原来是会计，两个护理人员中一个是十一岁的孤儿。病房臭气难闻，连护理人员也不愿进去。（注六十五）

涪陵五马公社医院粮食不足，病人上顿不接下顿，经常断炊，没有菜，以盐水代菜，每天都有病人死亡。病人住院后工分挣得少，粮食分得少，出院后生活下降，加剧了饥饿和死亡。（注六十六）

芦山县清源公社芦溪大队的临时医院，病人自己做饭，缺炊具、缺柴烧，二十多个病人用一个洗脸盆轮流做饭。雅安天全县大坪公社住院八十八个人，两个月后，死亡三十三人，转重的四人，没有改变的十六人。（注六十七）省委副秘书长周颐在雅安考察时看到不少肿得很严重的病人，问他们为什么不去医院治疗，他们说：“医院条件很坏，在那里死得更快些。”（注六十八）金堂县五星管理区的肿病医院是牛棚改的，清洁卫生没有搞彻底，臭气难闻。病房没有门，四周没有墙，百分之九十的病人睡地铺，铺草很薄。有的病人没被子，白天还喊冷。广汉县金鱼公社医院院长黄某，把活人装进棺材埋掉。

金堂县栖贤公社二管区肿病医院常住病员八九十人，只有医生一人，“保育员”两人，病房是包谷杆搭的草棚棚，睡的是谷草地铺，男女病人混住一房。广汉兴隆公社肿病“疗养院”病人住的是“檐口边、拌桶内”；西外公社“重病院”的病人水肿破皮不能料理自己，被盖、鞋、袜、裤子都是湿的，有的人睡着吃饭、屙屎，无人护理；中兴医院有的病人死了无人处理，同室的病人挪得动步子的只好搬走，走不动的“伴同死人住了三天三夜”。（注六十九）

广汉松林公社医院半年内收治肿病人二百五十人，地委干部王树本去了解情况时，已死亡九十七人，去的当天又死二人，第二天死三人，他离开时只剩下的六十七人，估计将近一半活不到半个月。（注七十）

长期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上饥饿的折磨，把妇女们的身体完全摧垮，妇女病广为流行，最常见的是闭经和子宫脱垂。妇女们突然之间都不来月经了，正常的生理活动周期中止了，伴随而来的是头晕脑胀，脚酸手软，腰腹胀痛，面黄肌瘦，乡下人称之为“干病”。同样因极度虚弱和劳累的原因，导致子宫悬吊组织松散，脱垂出体外，乡下人称之为“吊儿肠”（“儿肠”即子宫），长期磨擦，感染溃烂，痛苦不堪。温江县除害灭病办公室一九六零年六月份作了一个调查，全县十八到四十五岁的“经期妇女”五万多人中，停经的达两万多人，另有子宫脱垂的二千多人，他们并认为这个数字“可能偏小”。据他们在金马、永兴两个公社重点了解，前者停经妇女占经期妇女一半，后者达百分之六十。金马公社八百九十六名停经妇女中，十八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妇女有三百三十四人。一份来自温江涌泉公社华丰管区的调查说，全管区十五到五十岁的一百二十四名妇女中，停经的达九十人，占妇女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注七十一）

妇女病也要求集中突击治疗，但大部分“医院”和肿病医院一样条件恶劣。明明饿出来的病，却得不到营养的供应；治不好，又要治医生的罪。情急之下，医生就下猛药，结果酿出大祸。邛崃双江公社鱼唱管理区“疗养院”医生李明征，将草乌、南星等有毒草药加进处方，护理员又未按操作方法泡制，就让病员服了。医院条件太差，医护人员晚上都在外面去住。两小时以后，服药的二十九人全部发作，呼天抢地，无人照应。凌晨五点钟，医生李明征闻讯赶到，发现已经有四人死得硬梆梆，还有一些奄奄一息者，他就跑出去投河自杀了。（注七十二）

“医疗”解决不了饥饿。“疫情”继续发展。一九六一年七月五日，宜宾地委除害灭病小组“关于肿病发展情况的报告”称，自六月中旬以来，我区肿病又有发展，从六月十八日到七月二日，十五天上升了百分之二十九。死亡情况也比较严重，七月二日比六月十八日死亡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宜宾县月波公社光辉大队金竹生产队去年年底总人数是一百九十二人，到今年七月二日，只有一百四十七人，减少四十五人，将近死了四分之一，最近几天又死了主要劳动力六人。（注七十三）由于大量死人，田土大版荒芜。宜宾县安边公社总耕地面积一万三千一百七十一亩，抛荒二千五百零六亩，占总面积的百分之十九。（注七十四）中共宜宾地委一再声称要采取措施挽救危局，但饥荒还继续发展，一九六二年二月二日发出的“宜宾地委关于当前治病情况的电话汇报”中说：“我区病情到一月二十九日止，全区出现肿干病十二万三千八百三十二人，比五天前上升了百分之十，死亡还在上升。”

六 “社员饿得光骨头，干部吃得肥油油”

粮食集中到食堂，不准社员在家里做饭，使干部拥有一个令人致命的权力――社员的吃饭权，也为干部们侵吞公物和生活特殊化大开方便之门。群众吃稀的，他们吃干的，群众吃菜，他们吃肉，群众吃一顿肉，他们吃几天肉。

公共食堂炊事员掌握了勺把子的权力，这是直接分配食物的权力。汤汤水水的大锅稀饭，见了顺眼的勺子沉底一捞，就吃得多一点，见了不顺眼的皮面上一划，清汤寡水几片菜叶。炊事员还可以半夜三更煮好的吃，往家中输送救济。这样重要的岗位，一般落到干部亲属或亲信头上。

在饥饿中，干部多吃多占是普遍现象。省委检查团的一份报告中说，长宁县桃坪公社十二名总支委员中，有贪污挪用行为的有九人，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五。全公社干部中有贪污挪用、私分行为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他们对社员可以任意惩罚，社员无法监督他们。什字区严海臣等五人私分黄谷一万四千斤，中坝管理区主任张吉臣一人就贪污粮食三千多斤。他们将贪污的粮食大肆挥霍。社员说：“我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东西都被大嘴乌鸦吃光了。”（注七十五）大足县土桥公社有不同程度多吃多占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七点九。小河大队支部书记蒋某一九六一年为父亲祝寿，办了二十桌酒席，请了一百六十人，吃掉集体粮食一百多斤。后给以撤职处分。一九六二年复职后，又办干部小伙食团，共吃掉大队提留粮八百多斤、国家供应社员的粮食四百多斤，还拿三百多斤回家。碾盘大队五十三名干部一九六二年一到八月就多吃多占粮食一千六百六十一斤。社员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干部经常私下“打平伙”、“加餐运动”，还把粮食、糖拿到家中。群众说：“社员饿得光骨头，干部吃得肥油油”、“社员面黄肌瘦，干部肥头大耳”。（注七十六）

各地治肿病的临时医院是干部搞特殊化的场所。由于政府对这类医院供应一些红糖、粮食等，很多干部及其亲属以病号名义，冒领补助粮食和糖。干部利用这个机会多吃多占，还把上级供应给病人的红糖、粮食据为己有。江北县石坝公社有九十二名干部没有病虚报为病人领取补贴，还有一百三十七名干部家属、亲戚报称“病人”领取补贴。此外，医院的院长、保管员、护理员、炊事员、运输员、勤杂员贪污克扣病人的供应物品的现象也比较普遍。在涪陵县明家公社医院，病人看到粮店供应的一百斤面粉被医护人员分了。（注七十七）各地医院病人普遍反映，国家供应的黄豆、红糖，他们都没有吃到。

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在公共食堂无米下锅的情况下，干部们克扣口粮，大吃大喝。一九五九年下半年，管理区的几个干部把小春剩余的二千斤种子私分了，一部分拿回家，一部分放在管理区任其挥霍。一九五九年中秋节前后，他们从副业队提回几十只鸭子，专供几个干部吃。（注七十八）

垫江县界枫公社共揭发出一百七十七人有盗窃行为，其中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一百三十七人，占盗窃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七，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二。这些干部除了盗窃集体的粮食和财产以外，还对社员明火执仗。石花管理区大队长夏某，竟在白天以没收富裕农民财产为借口，将老上中农夏炳盛家的被盖二床、蚊帐三笼、桐籽一百一十斤、麻二十斤、漆一斤、红海椒二斤、烟叶一点五斤全部拿走，连一床草席也不放过。（注七十九）

在食堂断粮、群众生活最困难的时候，郫县红光管区竟不顾群众死活，开办干部食堂，大米白面，吃酒吃肉，几个干部吃了牛肉二百多斤，过旧历年一队社员食堂杀了一只一百五十斤重的猪，干部食堂就拿去九十多斤。红光公社有两对著名恋人，一对是县委农工部部长潘兆清和公社党委书记郑功瑶，另一对是合兴公社总支书记刘绍元和和独柏管区的支部书记游福群。他们的干部食堂将供应照顾病人和幼儿园的白糖、鸡蛋都卡住吃掉。一九六零年过元旦，杀了一只猪重一百三十斤，刘和游就拿走吃掉六十斤，当时全管区六个食堂已全部停伙，只吃一点白水煮的苕叶，死人累累，但他们却大摆宴席三桌，为其一周岁的儿子做生日。他们为了吃鲢鱼，在数九寒天，逼迫十余个社员下水戽鱼，共戽了六十斤鱼，刘绍元、游福群和潘兆清、郑功瑶就吃了三十多斤……更恶劣的是刘绍元在公社上碰到一个社员拿了一只鸡，刘硬说是偷来的，把鸡拿走，社员跟着要鸡，到了乡公所，刘便拿起电话，假装给派出所打电话，社员看到叫派出所，便吓跑了，鸡被他们吃掉。一九六零年，潘兆清，郑功瑶夫妇数喜临门。五月潘兆清升任华阳县委书记。六月郑功瑶升任郫县县委常委。（注八十）

四川省留下的档案中，只有揭发农村基层干部的特权行为，县以上干部的特权行为没有留下多少资料，这是四川省委严加控制的结果。当时任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廖伯康提供了李井泉的生活情况，李井泉住在重庆潘家坪招待所的时候，几乎每天吃了晚饭后先看电影，再打桥牌，或者先看戏再跳舞。看电影是专场，看戏是堂会。跳舞、打牌到凌晨再吃夜宵。（注八十一）基层干部的特权行为是为了吃饱，而少数高级干部则是在饿殍遍地的情况下追求享乐。

注解：

[注五十三] 中共中央宣传部：《宣教动态》，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注五十四] 《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一九六零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八十页。

[注五十五] 卫生部党组：《关于防治当前主要疾病的报告》，一九六一年二月一日。

[注五十六] 杨万选：《关于长宁县旱灾和水肿病情况的报告》，一九五九年八月九日于南溪，省委收文第五二六八号。

[注五十七] 中共泸州地委办公室：《关于古兰县疾病情况汇报》，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七日。

[注五十八] 《井泉同志对“中共泸州地委办公室关于古兰县疾病情况汇报”的批示》，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八日。

[注五十九] 《中共泸州地委批转古兰疫情调查工作组关于古兰最近发生的疾病和死亡情况的调查报告》及杜心源的批示均见四川省一九六零年第一次地委书记会议文件六。

[注六十] 省委除害灭病办公室：《工作组对目前防治肿病的情况反映》，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八日，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收文号三四三。

[注六十一] 乔钟灵、翟容致省委并内江地委，一九六零年四月十六日。

[注六十二] 省委万县专区粮食工作检查团薛志强致省委、万县地委，一九六零年十月二十八日，省委办公厅收文号，一九六零年七零一一。

[注六十三] 省委除害灭病办公室：《防治肿病工作情况》，一九六一年三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