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连载】杨继绳《墓碑》（十八）

【新唐人2013年12月2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四 四川省饥饿的时间最长

四川省的饥饿始于一九五八年冬，结束于一九六二年秋。四川农民整整饿了四年，是全国饥饿时间最长的省份。

绵竹县红旗公社共有一百二十五个食堂，除有八个食堂的口粮因种蔬菜由国家供应以外，有六十五个食堂、一万五千一百四十六人于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底到一九五九年一月底先后断粮。有二十五个食堂、四千六百四十四人于一九五九年二月十五日断粮，有二十五个食堂、六千七百零八人于二月底、三月初断粮。仅有两个食堂、三百八十九人可以吃到五月底。没有粮食的食堂，有的把留给猪、牛的饲料的粗粮吃完了，有的把当年的谷种也吃了。自断粮以来，每天出工人数减少，干活只有五小时左右，效率很低。（注十九）

红旗公社一九五八年粮食大丰收，为什么到冬天就没粮食？这个报告说：第一去年大搞钢铁时，全社抽四千五百多个劳动力上山，每人每月带走四十五斤米，上山五个月，共带走六十六万斤大米，折原粮九十四万斤。第二，去年“大兵团作战”时，放开肚子吃，由两餐改为三餐，晚上“夜战”还要加一餐，平均每人每月吃五十七斤大米。该社放开肚皮吃了两个月，共超吃粮食一百六十多万斤，相当于两个月的口粮。第三，去年征购时，粮食部门要求“放卫星”，仅统购粮食一项，就多入库六十多万斤。第四，去年秋收时，因劳动力不足，使成熟的谷子没有及时收割，抛撒过多，红苕、黄豆损失更多。每亩田损失粮食三十-八十斤。粮食收回后又没有保管好，又发生严重的霉烂现象。其中，红苕霉烂最多。

粮食短缺，人口减少，生猪大量死亡。李井泉对这样严重的问题却大加掩饰。他不相信没有粮食，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他在省委召开的地委书记会上说：

有些同志认为高产卫星是假的……这很显然是怀疑的，不相信别人的经验，这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呢？”

三月十九日，他在省委召开的六级干部会上对于生猪大量死亡作出解释：

我大概算了一下，算死了三百万头，就算死了四千万头，我们全省十二月以有三千七百万头，三千嘛，三百嘛，这是一笔账。另外还有几笔账，第二笔账，大概三百万头里面可能杀吃的，就占一半，真死了占一半；第三笔账，死的当中，病死了一部分，中间大猪吃小猪，三分之一是病死的，三分之二是不该死的；第四笔账，据说穷队死得少，富队死得多，富队里面富裕中农不爱护，也还有地主、富农整死了一批；第五，我们去年下放了一批猪。我有这五笔账，我说不该死的猪大约有一百万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注二十）

“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是毛泽东常讲的成绩和缺点的比例。当李井泉还满足于“九个指头”成绩当中的时候，饥荒继续发展。

一九五九年四月八日，省委简阳县工作组报告，浮肿病增多，解放公社的四个大队，其中因肿病死亡的就有二十二人，其中十六人为青壮年。由于饲料不足，生猪大量死亡，解放公社一个耕作区，由四千多头减少到二千六百多头。（注二十一）

饥饿不断发展。

盐源县新民公社共有十个食堂，到五月中旬就有八个绝粮。其余二个食堂到六月初就没粮食了。现在，大人上山挖棉苟苕，小孩上山打野生果子吃，生产无人过问。牲口整天没人赶出去放，同样饿着。已赶上山去放的，饲养员只顾自己找野生植物吃，把牛羊拴在树上，有的羊吊死了。在组织社员进行小春脱粒时，社员一边脱粒，一边吃生麦子。（注二十二）

可悲的是，即使处于这种情况，干部们还不承认没有粮食，还下大力量征购夏粮入库。征购遇到阻力，就大搞反瞒产私分。这些使饥饿继续发展。

长宁县桃坪公社从一九五九年四月中旬有些食堂就半停伙，五月二十五日，食堂基本解散，粮食由社员自行解决。社员只好挖野菜和观音土（这里称为“仙泥”）吃。大河管理区四月份饿死了二百一十九人，到六月份，又饿死了二百一十八人。到七月六日，共死五百六十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点六四。（注二十三）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省委副书记阎红彦在仁寿县考察工作时给省委的信中谈到，六月中旬发现缺粮情况严重和被迫停伙的食堂有一千九百一十八个，占食堂总数一万一千四百三十七个的百分之十六点九，约有十五万人。县委汇报说患肿病人数五万六千二百八十九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个别生产队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五十。截至二十日止，因肿病死亡一百九十七人。（注二十四）阎红彦的数字是县委汇报的，一般情况下，县委总是少报肿病和死亡人数。阎的信中反映干部强迫命令的情况：方家公社胜利管区去冬在收购棉、粮、废铁时，将群众集合在出工之前，强令群众交出家里的钥匙，群众下地后，干部挨家搜查，将群众家里的粮、棉、铁器一律拿走。这个公社今年由于未完成春耕生产任务和夏粮征购任务，遭到罚跪、挨打、扣押反省的干部有三十一人，其中，新民管区百分之六十的小队长挨打被斗。基层干部打群众的情况也相当严重。（注二十五）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九日，郭炳林从简阳报告，肿病更加严重起来。全县有三万多人发生肿病。石桥每天有二千多人买“肥几粉”（一种没有营养、对身体有害的代食品）。到十月才能吃到红苕，还有两个月，可能要出大问题。（注二十六）

一九五九年冬到一九六零年夏收之前各地饿死人很多。绵阳石马公社总人口七千五百三十一人，从一九五九年十月，到一九六零年五月-七月间，死亡九百四十六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二点五六。（注二十七）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以来，社员就处于口粮不足的饥饿状态。一九五九年大春收获后就开始断粮，各食堂在中秋节前后就没有口粮了,一个多月间只吃菜和红苕叶子，十一月进入红苕收获期，边收边吃，每人每天平均吃一斤红苕。吃了二十天红苕以后开始吃种子，每人每天二-三两粮食（十六进位）。由于干部多吃多占、层层克扣，社员连这二三两也吃不到口。在这期间干部还以“反瞒产”、“反偷盗”的名义，对社员进行捆、绑、吊、打，任意扣饭，任意搜刮社员财物。造成人口大量死亡。这个管理区一九五八年有四百二十户，一千八百一十八人，到一九六一年统计，只有三百四十四户，一千一百三十八人，两年间人口减少百分之三十七点四，劳动力减少了百分之四十。其中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到一九六零年二月三个多月内，死于干瘦病的有三百九十六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七。这个管理区有一个食堂原有一百四十一人吃饭，到一九六一年一月只剩七十人，死了一半。祠堂湾食堂原有一百三十五人，死了六十五人，其中死绝八户。第四生产队社员郭世义家原有十一口人，死了十人，只剩下一个小孩，死人没人去埋。这个管理区由于死人多，剩下的人集中居住，使得四十七个湾（自然村）没有人烟。外地来人办事，找不到一个引路的人。（注二十八）

一份又一份死亡报告送到李井泉手里，李井泉却无动于衷。一九六零年初，正是饿死人最多的时候，二月十四日晚，李井泉召集涪陵、内江、泸州、温江、绵阳、南充地委书记座谈会上说：

主席（指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今年三、四、五月份，全国各地要把食堂搞起来，粮食掌握到食堂，各省要学习湖南、河南、四川等省，要保证搞上去。我说四川的绝大多数是坚持下来了，而且有些办得像连队的伙食一样。主席说，那样难，要办得像连队伙食那样。这件事你们看怎么样？（参加会议的同志说：不会出什么大的问题）你们那些县委书记摸不摸底，了不了解粮食掌握在谁手中。掌握在个人手中就不好办。个人有粮，就不在食堂吃饭。我们要下决心，在三、四、五几个月内，把食堂搞上去。

应该规定几条，如：干部一律到食堂吃饭，干部掌握的粮票一律要收回，他们到食堂吃饭，才会关心食堂。建立和健全食堂委员会，召开食堂代表大会。粮食分配要坚持等价交换原则下的平均主义，这个平均主义是革命的平均主义。一个管区内的口粮标准要统一。我省的食堂工作主要不是恢复和发展的问题，是要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一步……去年这一年我们省在公有化程度上是搞得比较高的。主席说，去年五六月份中央发的一些东西中，是有消极东西的，要检查一下，然后对农村工作还要发一个指示。但是我们对这些东西的领会，应该是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如在公共食堂的问题上，就是允许自愿，也是为了办好。（注二十九）

李井泉在这个座谈会上最为得意之处（收回自留地，公有化程度要提高，粮食不能掌握在个人手里，坚持办食堂），正是四川省饥饿持续时间长的根本原因。李井泉的指导思想和毛泽东基本是一致的，这也是饥荒在全国范围内持续三年之久的原因之一。

对于下面反映上来的严重情况，李井泉却是轻描淡写。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六日，他在南充第二次地委书记会上讲话说：

在生活安排中，我们全省有那么几个县，很突出的那么几个县，如眉山、广汉、秀山，都有那么一片片，听说这些问题比较突出，需要解决，现在已经解决了，领导有的调换了，安排生活的粮食拿去了，粮食通通的不下放，生产也起劲了。总之，这个问题要解决好，缺种子，缺肥料，没猪，猪死了一部分，甚至个别队死了大部分……华阳县委书记三个月不下乡，他住的那个公社却死那么多猪。还有个管理区死人，肿病那么严重，这就是官僚主义。（注三十）

显然，最严重的官僚主义不是下面的干部，而是李井泉这些高官。由于他们不敢正视现实，使情况越来越严重。

一九六零年二月，粮食部在四川南充召开了为期五天的全国粮食厅长会议，讨论安排群众生活问题。一份来自有关部门的档案记载，粮食部副部长赵发生二月九日讲话说：“四川每年都要调出大量粮食支援全国各地。但四川城市人民每月只吃二十斤、十九斤；农村食堂每天两稀一干，吃四两粮。四川人民把方便让给别人。会上提出“学四川，学南充”。四川省向会上提供的材料说，四川人民生活安排得好，百分之九十以上已经安排落实。（注三十一）

四川的官员们打肿脸充胖子。其实，这几年四川粮食非常紧张。粮食部计划司一九六二年有一个统计数字。

【资料来源】《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注】产量为原粮，其它两项为贸易粮。产量为生产年度（一月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征购和销售是粮食年度（七月一日-次年六月三十日）。

从表三•一 中可以算出，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零年，四川是净调出粮食（征购量大于销售量）省。为了便于比较，将产量原粮换算成贸易粮（原粮除以一点一五），减去征购数，加上销售数就是省里可以支配的粮食。一九五七-一九六一年分别为：三百五十二点六四亿斤；四百零一点五五亿斤；二百九十二点三五亿斤；二百七十三点七一亿斤；二百三十点零二亿斤。按人口平均为：五百零七点七五斤；五百六十七点零八斤；四百一十三点零五斤；三百九十六点八四斤；三百五十六点一二斤。这个数字包括工业用粮、种子、饲料、口粮。

这里还要为李井泉说一句公道话，他也不是完全一门心思向上多交粮食。在粮食征购指标上，他也曾向中央讨价还价。在有关档案馆里，还保存他给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信。例如，粮食部党组安排一九六零-一九六一粮食年度四川征购指标为一百一十八亿斤，一九六零年八月五日，李井泉给李先念写信要求降为一百零八亿斤。信中说：“今看到中央同意粮食部党组一九六零-一九六一年的粮食安排意见，其中关于四川粮食征购数字仍没有加以调整修改。关于这个问题，省委曾再三考虑过今年的收成，只能征购一百零八亿斤，建议仍按我上月二十二日报告意见将征购数字加以调整。”最后的结果还是没有采纳李井泉的意见，征购数为一百二十九点二八亿斤。（注三十二）当然，李井泉不会直接向毛泽东讨价还价。在中央部门领导面前他争取一些地方利益，更有条件使他在毛泽东面前说大话、说假话。

用表三•一的数据再加上人口数据，我们计算出每人全年粮食占有量。先把每年的产量由原粮换算成贸易粮，（产量－征购量＋销售量）就是净留给四川省的粮食。再按总人口平均，就是人均净占有粮食。这不是每人的口粮，其中包括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

【资料来源】据表三•一及相关人口数据计算。

由表三•二可看出，四川省人均净占有粮食，一九五九-一九六零年粮食年度只有四百一十三点一零斤（贸易粮），扣除工业用粮、扣除工业用粮、城镇的供应粮，扣除饲料和种子，大概不足二百斤。一九六零年和一九六一年的情况更差。

新华社四川分社老记者范眭回忆：

那些年，我分工采访财经，对四川的粮食情况是清楚的。四川是个粮食调出大省，五十年代中期平均每年调出三十二点二四亿斤，三年“大跃进”放卫星，创高产，大话说过了头，连续三年减产，一九六零年产量比一九四九年减少了三十亿斤，但粮食外调任务有增无减，一九六零年达到六十八点四亿斤，比过去增加一倍以上。从一九五九年起，三年内全省人均留粮包括种籽、饲料和口粮，从原来的五百一十二斤猛降到二百六十斤。由于强迫命令征了过头粮，粮库告罄，春荒没有返销粮，农民只好饿以待毙。三年灾难期间，四川的一千多万人就是这样活活饿死的。（注三十三）

范眭这里“外调任务”比档案中的“征购量”、即上述粮食部提供的数字要多。可能是完成外调任务以后，中央再给四川增加了调出任务，粮食部说的是贸易粮，也可能范眭说的是原粮，一斤贸易粮相当于一点一五-一点二斤原粮。

当年分管农业的省委书记廖志高的回忆数和范眭说的比较一致。廖志高回忆说：四川省历来就是调出粮食多的省份。“一五”期间，共调出粮食一百六十二点七七亿斤，平均每年调出三十二点五四亿斤。一九五八年开始连续三年大减产，而粮食外调任务却连年增加。一九五八年外调三十九点六亿斤，一九五九年外调四十九亿斤，一九六零年外调六十八点四亿斤。一九五九年全省人均留粮（包括种籽、饲料和口粮）从一九五八年的五百一十二斤降到一九五九年的二百七十八斤，一九六零年又降到二百六十斤。为什么中央一再向四川追加任务？当时中央领导人的解释是：问题发生在四川，总比发生在京、津、沪地区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要小一些。后来被传为“宁肯四川饿死人，也不能让京、津、沪饿死人。”（注三十四）

一九六零年四月四日，一份向省委的报告反映，金堂县三星公社的食堂，每人每天只供应四两粮食（相当于十进位的二点五两），没有菜。五爱管理区二百八十七个劳动力，七十多人生病（饿病），能下地的只有八十多人，病人还在增加。下地的人不能干活，躺在田埂上睡觉。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强调“我们不当伸手派”，不向上级要粮食。而干部不在食堂吃饭，另外开伙，大吃大喝。（注三十五）

一九六零年九月二十六日，梁岐山从开县向省委报告，目前口粮接不上红苕产新，食堂处于半停伙状态。有的食堂名存实亡，有些食堂吃红苕叶子和南瓜叶子当顿饭。红苕叶子吃完了，影响了红苕的生长。赵家公社人和管区第三生产队二百零七人因浮肿病死了九十一个，土地荒了一半，水稻平均每亩只收一百八十斤；剩下的一百一十六人当中，还有不少浮肿病人。但是，开县的干部还认为粮食被瞒产私分了，还搞“献粮运动”，口号是：“人人交待，人人过关，自己检查，大家提意见。”（注三十六）

一九六零年十月二十二日，中共壁山县委报告，本月十八日统计，一-十月十三日止，全县共死亡一万五千五百四十四人，占农业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四点五。（注三十七）据省委壁山工作组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九日报告，一九六一年，大兴公社死亡八百三十九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其中劳动力和半劳动力占死亡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七点九。另据中共壁山县委一九六二年一月二日报告，自一九五九年以来，死亡率不断上升，一九五九年死亡一万三千零五十八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点二，一九六零年死亡约二万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点九，一九六一年死亡人口二万一千六百八十五人，其中农村死亡二万零九百八十七人，占农村总人口的百分之六点二。按县上述数字，三年共五万五千人，占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注三十八）一般说来，县委上报的死亡数总是缩小了的，这还不包括一九五八底和一九六二年的死亡人数。

绵阳县松桠公社是一个自然条件十分优越的地方，但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零年两年共死亡一千五百二十八人，占一九五八年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三点二。（注三十九）

广汉县金鱼公社的不完全统计，一九六零年死亡一千四百四十三人，死亡率为百分之七点一，出生二百九十四人，出生家庭多为干部。连山公社一九六零年死亡一千二百六十八人，死亡率为百分之七点七，一九六零年二月，这个公社出现浮肿病人一千多人，公社领导人隐瞒不报，反而向县委报喜，说全公社只有六个病人。这里的百分之七以上的死亡率不包括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五九年的死亡数，一九六一年以后还继续饿死人。

一九六一年秋后，全国很多省份开始走出饥荒，而四川省还处于严重的饥饿之中。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四川省委整风整社达县工作团检查组，提交了一份渠县群众挖吃观音土的调查报告。摘要如下：

六月下旬，大峡公社文兴大队的二十多户人家，有十五户在蒲家山挖观音土吃。七月中旬，挖土的人愈来愈多，蒲家山一处不够挖，就去太公石、河底子去挖。七月底、八月上旬更加严重，挖土吃的已扩大到三个区十八个公社。

群众把挖回的泥土，经过发水、磨细等简单处理后，就渗合著南瓜花、丝瓜花和其它野菜等做成粑来吃。有的地方还有人卖土粑的。庆丰大队二百六十二户人家当中，就有二百一十四户、七百五十五人吃过泥土。截至八月二十三日止，他们挖回九千八百四十斤观音土，已经吃掉了六千七百六十八斤，现在还继续吃。吃土后普遍反映肚子疼，屙不出，有的诱发了不少疾病，有六人死亡。据对三个生产队的初步调查，吃泥土致死的就有十三人。（注四十）

观音土（即白泥巴，其中含有大量的氧化铝），由于颗粒细腻，给人以面粉的感觉，但它不含一点粮食中的成分，连动物也不吃。从一九五九年春开始，四川很多地方有大吃观音土的记载。北川县游坪公社马鞍山农民一九六零年冬到一九六一年春就大量挖吃观音土。这期间曲山、白泥、旋坪等公社多处发生群众挖观音土吃的严重情况。（注四十一）

从一九六零年底到一九六一年底，四川全省各地都有关于饥饿和死亡的报告，如武隆县对平桥、鸭江两个区十个公社的了解，一-六月份死亡率百分之四- －百分之五的有四个公社，百分之五-百分之六的有三个公社，百分之六-百分之七的有二个公社，最高的顺兴公社为百分之八点二八。十个公社一-六月共死亡三千三百六十二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点二三。（注四十二）

到了一九六二年，全国已经基本走出饥饿的时候，四川还有大量关于饥饿的报告。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一日，江津地委关于肿病情况的报告称，截至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日，肿病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两倍多。一月一日至十五日，全地区共死亡五千七百四十三人，比前十五天增加了百分之二点一。江津地委一月二十九日报告称，江北县一月五日，有病人十一万二千一百九十人，十日上升为十二万零六百三十五人，十五日上升为十三万三千八百零一人，二十日上升为十四万一千五百二十三人，二十五日上升为十四万七千五百六十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二，其中肿病和枯瘦病人占百分之八十四。（注四十三）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五日，长寿县省委工作组马吉良电话汇报说，一月十五日，肿病人达三万六千人，比上年十二月下旬增加了一点五七倍，到二十二日又增加到四万一千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点二，肿病较多的江南区，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五。一月上半月的十五天内，全县共死人一千七百人。因家里吃粮问题，发生了妻杀夫、父杀子、兄杀弟的人命案也都出现。云集公社挖观音土吃的有一千五百一十三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三十七点八。秤砣公社有二十四个生产队靠挖观音土充饥。（注四十四）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六日，万县地委关于肿病的简报称，近来各县肿病普遍上升，非正常死亡又有增加。一月二十三日，肿病和干瘦病比一星期前（一月十六日）上升了百分之十七点八七。一月十七日到二十三日，死亡人数比上周上升百分之二十五点三。（注四十五）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日，粮食部两位局长（林翩天、吴国宪）在四川调查后向部里报告，江津地区壁山县城北公社共有九千八百一十八人，一九六零年全年死亡五百四十八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这个公社甘塘大队原有五百八十九人，一九六一年死了一百零二人，现有肿病五十八人。这个大队第四生产队共有一百四十三人，仅一九六一年十一-十二两个月死亡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城西公社来龙大队第四生产队小湾浣子，有七户三十七人，已死十二人，患肿病住院十一人，社员张世富一家五口全死绝。有两户父母双亡只留下两个孤儿，一户父母一亡一病，只有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在家。其余三户除生产队长一家七口健壮以外，都有浮肿病或干瘦病人。黄角大队还出现了杀子而食的现象。这个报告还说，江北县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统计，浮肿病人七万九千四百六十九人，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五日统计，浮肿病人增加到十三万三千六百一十人，占农业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一。全县死亡二万七千三百零五人，占农业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四点五。一九六一年一-十月平均每月死亡一千六百七十八 人，十一月增加为三千三百八十七人，十二月死亡增加为七千二百二十五人，一九六二年一月上半月就死了二千八百零五人。壁山县一九六零年死亡两万多人，一九六一年又死亡两万多人。进入一九六二年还在继续死亡。（注四十六）

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七日，当年任粮食部长的陈国栋，根据四川粮食厅副厅长管学思的汇报的情况，给李先念副总理写了一个报告，报告说，不完全统计，全省浮肿病人一百四十四万人，十一个特重灾县从去年七月到今年三月就死亡十四万五千八百人，占农业人口的百分之二点三。一九六二年一月底，六十万人的江北县就有浮肿病人百分之十四点七万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四点六。这个县去年十二月一个月内就死亡七千二百二十五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点五，今年三月上旬每天死亡一百人左右。路毙和河里的死尸到处可见。壁山县大兴公社，最近三个月内死亡人数占全社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二，兴隆大队二百三十一户，七百八十一人，最近三个月死亡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三点八。其中九户死绝，另有九户只留下十一个孤儿。（注四十七）

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七日，省委副秘书长周颐《关于西昌地区点滴情况报告》中说：“在西昌、德昌、米易公路沿线看见成片的荒田，据说这不完全是旱象造成的，有的是连年死人过多，无人耕种所致。我们在西昌锦川公社六大队的公路上发现中年妇女刁永相饿死在路上。经过雅安紫石公社六七大队时，在马路上看到一位被打得不能动弹的妇女，群众说她偷吃被打成重伤。公路两旁荒田荒地很多，麦田的草长得和麦子一样高，大块大块的水稻田未整出。病人还很严重，最近不断死人。群众说他们公社死了三分之一，现在还未停止。”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一份报告指出：今年上半年，全省累计发生肿病二百三十四万多人。据七月二十日统计，现有肿病人五十一万多人。（注四十八）

一九六二年九月，正是秋收季节，从雅安还传来饿死人的消息。一份报告说，目前病人仍然很多，非正常死亡现象还没有停止。芦山县仍有病人二千以上，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财贸部的工作组调查说，还有三千零三十四个病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点六）这些病人都属三度肿病人，较严重。目前芦山县有孤儿一千名以上，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以上，平均每个生产队有两个，个别人口死亡较多的生产队，孤儿竟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清源公社光明生产队，二十户，初级社时有一百零七人，现在连迁进的三人，共五十五人，死亡率竟占百分之五十，目前有孤儿十三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三点六。（注四十九）

过度饥饿使人失去理性，暴露出动物的残忍。在大饥荒期间的四川省，有记录的人吃人事件有多起。

大邑安仁九管区社员刘元芳，女，三十岁，于一九六零年四月二十三日把亲生女（李水清，八岁），儿（李永安，九岁），用牛绳子拉到安仁观音堂清水河淹死。据刘元芳自己说，由于这两个孩子偷社上豌豆角二斤五两，被发现，当天中午事务长即扣了刘元芳母子三人的饭。刘元芳提出她下午要耕田使牛，只给了她一人四两米，两个孩子没吃。下午这两个孩子又去偷了附近鸭棚子的米二斤，又被捉住，第二天中队长×××打了刘元芳两耳光，吐刘的口水，要刘把米退出来，刘没法，将饭票退出。因此，想到做了活，吃不到饭，做活路完不成任务，又要挨斗争，所以就下了这个毒心，把孩子整死。（注五十）

灌县蒲阳公社八管区三队潘素华，女，四十一岁，一九六零年三月十六日晚，其夫唐前武落水淹死，次日晨被发觉，当晚潘素华以假悲之情，叫社员埋浅点，回家后将菜刀磨得锋快，当晚乘夜静更深，带上锄头、菜刀、背蔸等物，把坟墓挖开，将头、四肢砍下，并挖取肚腹及全部上躯扛回家中煮熟自食外，还假以熊骨出售，以一点五元一斤，共卖了十一点七五斤。这事被食堂事务长黄荣太发现，并在她家中查出手、残躯及肠、骨等。灌县崇义公社三管区二队富裕中农周玉光，女，三十九岁。一九六零年三月十六日下午将该队杜之田已死两天的小孩（两岁多）从埋处挖出，砍去头部、四肢并将肚腹挖出丢在河里，将身拿回家煮吃。（注五十一）

一九六零年六 月，绵竹县新市公社七管理区十一队社员唐万庭与其妻何庭秀，趁其十二岁儿子唐文聪熟睡之际将其杀死用辣椒炒成熬锅肉吃。新市公社三管理区五队社员彭义德，于一九六零年冬将刚埋下已死幼儿挖出，砍下四肢和躯干煮食。（注五十二）

注解：

[注十九] 省委检查团绵竹工作组：《关于绵竹红旗公社缺粮情况和解决办法的报告》，一九五九年三月九日。

[注二十] 《李井泉同志在省委六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九日。

[注二十一] 省委简阳工作组：《杨部长并转廖书记：解放公社解放耕区有关当前生产的几个问题的简单报告》，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收文第二四四八号，办公厅秘书处一九五九年四月平均十四日抄送各书记、周颐、杨万选同志、办公厅，（共印十三份）

[注二十二] 四川省委生产整社检查团西昌分团孙传学：《致地委、省委》，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注二十三] 省委检查团宜宾分团江安工作队：《关于长宁县桃坪公社的落后情况报告（摘要）》，一九五九年七月九日。

[注二十四] 阎红彦：《关于在仁寿了解到农村工作中几个问题致省委并大章同志》，省委收文第四八七三号，办公厅秘书处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抄送梦侠、苍壁、周颐同志、办公厅（三）。

[注二十五] 同上。

[注二十六] 郭柄林给夏部长的信，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九日，省委办公厅收文第五一零七号。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一九五九年八月一日抄送志高、梦侠同志，办公厅，卫生厅党组，（印八份）。

[注二十七] 省委整风整社工作团绵阳工作组：《绵阳石马公社改变落后面貌的情况材料》，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二日。

[注二十八] 李林给省委和廖书记：《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的情况报告》，一九六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注二十九] 《井泉同志召集涪陵、内江、泸州、温江、绵阳、南充地委书记座谈会纪要》，一九六零年二月十四日晚。

[注三十] 李井泉：《在南充第二次地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六日。

[注三十一] 《全国粮食厅长会议简报》，四川南充，一九六零年二月九日。

[注三十二] 李井泉一九六零年八月五日给李先念副总理的信。

[注三十三] 新华社离退休干部局编：《老年生活》，二零零六年第四期，第二十四页。

[注三十四] 《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五年十一月版，六六-六七页。

[注三十五] 刘仲伍、王政、萧林：《关于金堂县三星公社五爱管理区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一九六零年四月四日。

[注三十六] 梁岐山给省委、万县地委的信，一九六零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办公厅秘书处一九六零年九月二十六日于重庆抄送各书记、韶方同志、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办公厅，（共印十七份）。

[注三十七] 中共璧山县委：《关于抢救肿病的十二条紧急措施》，一九六零年十月二十二日，中共璧山县委秘书处一九六零年十月二十四日印发。

[注三十八] 中共璧山县委：《关于一九六一年防治疾病情况及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一九六二年一月二日，中共四川省委收文 [六二] 第二零八号，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印送廖、杜书记，周秘书长，办公厅。

[注三十九] 省委整社工作团绵阳工作队：《绵阳县松桠公社落后情况的材料》，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七日。

[注四十] 省委整风整社达县工作团检查组：《关于渠县部分地区因生活安排不落实群众吃“观音土”的调查报告》，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一九六一年八月六日抄送廖、许、赵书记，周秘书长，办公厅，财贸部，组织部，（共印十二份）。

[注四十一]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川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川县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第一二八-一三二页。

[注四十二] 地委除害灭病办公室：《关于涪陵、武隆部分公社当前疾病调查情况简报》，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二日。

[注四十三] 中共江津地委：《关于肿病情况的汇报》，中共四川省委收文 [六二] 第四一七号。

[注四十四] 长寿省委工作组：《关于长寿县一些情况和问题的电话汇报》，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共四川省委收文 [六二] 第五一九号，办公厅秘书处一月二十五日印。

[注四十五] 《万县地委办公室关于当前农村肿病情况的汇报》，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五日，四川省委办公厅[六二] 收文 第二九五号。

[注四十六] 林翩天、吴国宪：《关于四川情况的报告》，一九六二年三月二日。

[注四十七] 《陈国栋同志给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七日。

[注四十八] 省委除害灭病办公室：《疾病情况》，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省委办公厅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收文。收文号：一四七号。

[注四十九] 省委办公厅李定邦：《雅安地区当前生产、生活情况》，一九六二年九月四日，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一九六二年九月五日印送各书记，财办，办公厅。

[注五十] 温江地委办公室接大邑县委办公室电话记录，一九六零年四月二十五日。

[注五十一] 灌县县委办公室：《关于两起不正常死亡事件给温江地委办公室的报告》，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六日。

[注五十二] 绵竹县退休高级教师王贤生先生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二日给本书作者来信，讲自己亲历的两件事。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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