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1日讯】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所谓全面改革的六十条中的大多数还是比较抽象的原则，无疑需要进一步的细化才具有可操作性。总体上看，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被北京毫无留情地从议事日程上删除，但是关于经济和社会层面的承诺已经作出。虽然由于政治权力的无所不能使得改革的细节和可能的成效充满变数，但这些经济社会变革的承诺还是使人们对未来抱有希望，而笔者则对这种乐观持有深度的怀疑。
人们在谈论改革的时候常常将之形容为“一场革命”。从逻辑上讲，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必然有改革或革命的对象，也必然有改革或革命的动力。因为改革和革命都不可避免地会对社会的现有利益格局进行一些大的调整，而这种调整必然会产生赢家和输家。在可能的赢家跃跃欲试的同时，可能的输家必定会忐忑不安。从历史上看，如果可能的输家始终掌握着权力，任何和平的变革改革都将无疾而终；换言之，没有政治权力的集团永远不会成为和平改革的赢家。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发起的改革，在开始的时候表现为一种“帕雷托改进”，即让赢家通过催生社会利益的增量而得到好处，这种增量改革不至于产生真正物质利益意义上的输家。“帕雷托改进”之所以能够在当时的中国能够成为现实，是因为那一轮改革的起点是违反普通常识的极为僵化的中央计划体制，维护这一体制的集团的出发点是一种僵化的意识形态，而不是真正的物质利益。事实上，这些集团也都先后成为市场化变革的获利者。
而这一次的改革所面临的起点则大为不同。中国在一党专制条件下的市场化变革已经产生了一些强大的基于权力的利益集团。在过去三十年里，这个集团在巩固政治权力的同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通过权力向自身输送经济利益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向没有政治权力的民众挤压利益的过程；是向环境和未来透资的过程，而且这种透资是对利益获取者是无成本的，因为最终的成本将会由未来的社会大众支付。
中国的执政者对目前中国的固化的利益格局及其对改革的阻扰作用心知肚明。李克强在就任总理之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就承认中国的改革正在进入深水区，需要触动现有利益格局。他还提出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来推动这个触犯既得利益集团的改革。可惜的是，中国总理的这个认识在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中没有表现出来。因为三中全会没有一丝一毫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就不可能破解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干扰。
中国的进一步改革需要从既得利益集团中收会一部分财富，尤其是向哪些通过非法手段，向社会掠夺的集团手中收回本应该属于社会的财富。同时，这一轮的改革也应该通过政治手段制约，包括中央政府在内的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在市场活动中、在社会生活中享有的特权，截断通过权力向特殊全体输送超额经济收益的渠道。而没有政治体制改革，这是根本做不到的。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