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1日讯】 一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三中全会”成了一段佳话、一部传奇、一个政治神话、一块金字招牌，它甚至已经变成了改革的代名词。每到“三中”时节，所谓“党心”、“民心”，总会有所苏醒，蠢蠢欲动，自觉不自觉地产生某些或近或远的改革预期。凡是要改革的、盼改革的人，总会趁机作点文章，放点风声；而骂改革的、怕改革、反改革的人，也会伺机侦测风向，有所防范，知所应对。
这种情况的坏处，是把一切改革全都赶进了党中央的既定套路，装进了三中全会的筐子里，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个恶劣的惯例，仿佛只有三中全会才配“设计”改革，而离开了三中全会，任何人在任何场合都不允许妄议变法、擅行改革，甚至一中、二中全会提前开议改革也都是犯了忌讳、坏了规矩似的。
这种情况的好处，则是赋予了三中全会某种不可侵犯的政治确定性，别次全会未必说人话、办正事，但三中全会有些不同，好歹总得谈几句“围绕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回应人民群众呼声和期待”的改革话题，即使“集体总统”们的内心里并不喜欢改革，甚至对“前三十年”的毛泽东原教旨主义旧体制充满了温馨怀旧之感，也不得不暂且戴上假面具，冒充改革者，在众目睽睽之下承诺继续改革。
二
十八届三中全会带给人们的感受，着实很复杂。《公报》令人失望，因为充满了字斟句酌的官话、套话和废话，很难让人看到火花、读出新意；但《决定》全文一经公布，又让人多少有些意外，甚至让一些热恋改革的人们迸发了喜出望外、豁然开朗的强烈感觉。
这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全会文件套用了历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命名格式，但它的成文过程却“高屋建瓴”、非比以往：7个月之前就开始起草，且由习近平亲任起草组组长（刘云山、张高丽任副组长）并多次修定、“逐字审阅”《决定》全文。也就是说，《决定》文本虽出自于政治惰性很强的御用写作班子，但在某种意义上，也相当于“御笔亲书”，代表了习近平本人的思想观点和行为方式。至少我们可以认为，习近平不完全是赶鸭子上架被动改革，是“问题倒逼改革”，而不是政敌逼着改革。
《决定》洋洋洒洒二万余言，列举了整整60项改革任务，并限定在2020年之前完成。从国企到市场，从纪委到军队，从信访到司法，从城管到国安，从劳教到户口，从房产到税收，从就业到退休，从反腐败到设官邸，从发股票到印钞票，从生娃娃到养老人，几乎应有尽有。尽管习近平要求“不要十全大补”，但《决定》除了政改议题泛泛而谈、有所回避，而且绝口不提与党中央自身权力相关的改革事项之外，已经堪称“十全大补”了。近些年来人们谈论得比较多、期待比较迫切的改革项目，大体上都榜上有名了，可谓“全面”已至，“深化”可期。
得益于三中全会的高知名度和高关注度，习近平的个人形象也随着全会《决定》的公布发生了意味深长的微妙变化。上台一年间，人们已经逐渐对他产生了“小毛泽东”的印象，而现在，他似乎整容成功，大有改头换面直奔“小邓小平”而去的架势。当然，毛、邓这两副个人形象、两种政治角色并非完全不相容，要而言之，二者都是共产专制制度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属于同一个“对立统一体”。只不过，要想天衣无缝地把毛、邓两副形象、两种角色融为一体，并不是那么容易，习近平是否有此功力，恐怕也未可乐观。
三
与35年前那个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相比，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很多、很大、方向性甚至根本性的不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成为所谓“改革开放的里程碑”，是因为在它之前召开了一次难能可贵的中央工作会议，正是那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与会者纷纷发难，最后开成了一场控诉文革罪恶、批判毛式体制、责难“两个凡是”的会议。这是一次意外的会议、出轨的会议，用鲍彤先生的话来说，是一次七嘴八舌的会议、领导不力的会议、失去控制的会议。而从内容上来看，那次著名的三中全会其实根本就没有讨论什么“改革开放”的议题，更未出台具体的改革政策，恰恰相反，倒是明文禁止分田单干，公然肯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毛式农村体制长期不变。
那么，为什么当人们回头观望，却发现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了农村改革以及此后各项重大改革的源头和引擎呢？个中原因，仅仅在于那次会议局部释放了党内外批判毛思想、否定毛路线、挣脱毛体制的力量，由此，才给此后的各项改革提供了政治上的可能性和动力。然而，本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却是在全面肯定后三十年、不许否定前三十年的政治背景之下召开，即使是像劳教、计生、户口、城管这类千夫所指的被改革对象，也是只许悄悄改、不许放声批，甚至还要狠狠表扬一番之后再行改革 ——对独生子女政策就是这样。如此改革要想真正“深化”，恐怕也是人间难事。
再者，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总基调很明确，就是“放权让利”、微观搞活，就是痛下决心，自上而下地解决“权力过于集中的体制弊端”，所以，中央要给地方放权，集体要给农户放权，没钱可给就给权利、给政策、给许可证、给“定心丸”。而本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它的基调是收权、揽权、集权，它强调“去行政化”、“去地方化”，但一字不提党政分开，更一字不提党中央、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要不要改革，要不要也“去”掉一些其不应该拥有和不适合行使的权力。以此而论，十八届三中全会与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同是“改革盛会”，但改革与权力分配的关系，改革的方式和手段，却是大相径庭的。
四
按照全会《决定》，不仅纪委、政法委、法院、检察院等系统将向上收权，逐步变成摆脱地方主义束缚而完全依附于中央权威的垂直系统，在中央层面，亦将掀起一场暗流汹涌的横向集权运动。凡事关改革者，或将纳入“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势力范围；凡事关国安者，或将臣属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至上威权。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两个超级机构的高调设立，是明显的集权独裁信号，正如延安整风时期匆匆设立的“总学委”，亦如文革时期披挂上阵的“中央文革小组”。此类超级机构极易自我扩权，因为它们站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上，挂着一面人人仰慕的伟光正大旗，这面大旗过去可能是“整风”、是“革命”，如今变成是“改革”、是“国家安全”，以如此雄壮、人莫予毒的政治名目而扩权、集权，别人即使心怀不满，也是很难抵御、无从反抗的。
五
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一次改革的会议，这大概是不错的。官方媒体甚至已经将它与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相提并论，且提前预支了它在未来才有可能呈现的“伟大历史意义”。这就有些过头了。赞誉之词或许都有其道理，毕竟，我们经过了胡温十年的政治沉闷和改革停滞，盼改革如盼云霓，已经盼得有些不耐烦了。但我以为正因如此，在此次全会与改革的关系问题上，流行的说法至多只说对了一半。
从内容上讲，十八届三中全会当然是一次改革的会议，但从形式上讲，则不但缺乏改革的意味，甚至还有些返毛复辟的气息；从目标上讲，市场化、一体化、管治现代化诚然颇具改革色彩，但从手段上讲，集权化、独裁化的政治趋势则是反改革之道而行之。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对本次全会的观感，我想应该是：以改革之名集权，用毛泽东的手腕摸邓小平的石头。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