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1日讯】这个学期我在清大开设的课程，是《纪录片中的中国》。宗旨是希望学生通过影像作品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尤其是那些边缘性的，被忽略了的，然而值得去挖掘和深思的中国的面向。上一周播放的《长城外》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这部华裔日籍导演瀚光执导的纪录片，展现的是1989年“六四”事件后陆续流亡到西方国家的一批中国人的故事：他们的处境，心态，对国家的看法，以及未来的可能性。而在这些故事背后，真正处理的，是一个我们面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时候，明知其存在，但是很少触及的主题：流亡。
流亡这个主题，对于中国历史，至少有三个意义：
第一，流亡本来就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中国最早的政治流亡群体，是戊戌维新失败后出逃的康有为，梁启超这批人，后来的孙中山等是其延续；之后在中国的历史上，我们还看到了1949年国民党及其支持者的大规模流亡；1959年达赖喇嘛率领的藏人的出走印度；1997年之前，港人出于对未来的担心而纷纷移民加拿大，英国和美国；以及1989年那一场政治镇压之后的知识份子的集体流亡，这样的被迫流亡至今还在延续。因此，了解中国，也应当了解流亡群体和他们的故事。因为，离开中国这件事，本身就是中国叙事中值得审视的一部分。
第二，历代的流亡者，很多都是出于政治原因才选择这条道路。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对当时的体制和统治者不认同，甚至进行了反抗，因为失败而被迫出走的群体。流亡群体，实际上就是反抗者群体。尽管20世纪以来，史学界就一直在努力克服精英叙事的局限，但是习惯还是导致今天我们看到的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仍旧是统治者的历史为主，国家和体制为主，我们很少愿意去看，去思考反抗者的历史。而政治流亡，就是这样的反抗者的历史。
在《长城外》中接受采访的，有西单民主墙时期的徐文立，黄翔，有八十年代知识份子代表的高行健，郑义，也有八九学运的参与者如张伯笠和笔者等。你可以看到，一部流亡史，其实折射的也是一部中国当代民主运动和反抗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当然是当代社会发展和转型中的重要的一部分。今天的中国问题论述，如果只是聚焦在太子党，国有企业，或者十八届三中全会，而忽略了民间发展的分析，就不可能有完整的前瞻性的认知。因此，认识政治流亡群体，有助于打破国家中心式的中国研究的范式。
第三个意义，比较而言，也许更具有个人性和精神性。那就是，我们从流亡，以及对流亡的思考中，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反思与提升。流亡作为一种世界现象，一种文化现象，不仅仅是中国才有，也不仅仅是现代社会才有。这种源远流长的历史行为，到底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立场和机会，让我们可以用流亡这样的方式，继续成为现实的参与者，我认为这才是流亡更重要的意义所在。
《长城外》中，郑义，高行健等人提出的一些对流亡的思考，因此而成为中国知识份子的精神建设的组成部分，很具有现实意义。这些感想，我放到下周的节目中，再来跟大家分享。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