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01日讯】【导读】在号召“上山下乡”的年代，有一批十五、六岁的少年知青，也被迫到下放到农村去“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当年来到重庆涪陵的这样一批知青，其中十条年轻的生命惨死于因饥饿而起的冲突中。
背景
事情发生在悲惨的1969年，那一年，全国所有的应届中学生和以往两届毕业的所有中学生（俗称老三届）都“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到农村去安家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说是“响应”，可不响应行吗？中学生们的父母们都被叫到专门组织的“学习班”里面去学习，主要学习“伟大领袖”有关“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的伟大教导，要用实际行动来回答自己是不是听“伟大领袖”的话，那时候如果被认为不听领袖的话后果是可以想像的。
所谓的实际行动就是叫自己的孩子写申请书，自愿到农村去。如果不写申请书，就是思想还不够觉悟，就不能回家，长期在“学习班”学习，直到提高了觉悟为止。中学生们不能上学，没有工作，连抬石头、运砖块、河沙这样的苦力活也不准干。眼看父母在“学习班”学习，也不忍心连累他们，只好写申请报名下乡。需说名义上是自己写申请，要求到农村去，可写了申请的人统统批准，没有不批准的。申请书一交，父母们就从“学习班”毕业了，慰问品和慰问信马上就送来了，所谓的慰问品就是一套《毛泽东选集》，叫做“雄文四卷”。慰问信上写着祝贺中学生们“从此踏上了新长征的征途，接过了革命的火炬，扛上了南泥湾的锄头”，从今以后，要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真不明白炼一颗红心为什么非得滚一身泥巴，这颗红心炼来做什么？大多数中学生都是通过父母参加“学习班”这种方式下乡的。这种方式很有用，当时“伟大领袖”也肯定了这种方式，他说：“办学习班这种办法很好，应该提倡”，这种办法有的直到现在还沿用，如计划生育学习班，黄赌毒人员学习班等。
现在有的人天真地认为，写申请是自愿报名，我就是不写怎么样。你还怕他们没有办法吗？当时有极少数人也是这样干的： 我就是不写申请书，看你把我怎么办。这叫敬酒不吃吃罚酒，他们的父母在“学习班”长期学习，单位是不发工资的，还要背一个罪名，到最后，派出所直接就将他的户口注销，转到农村。没有了城市户口，就领不到粮票，在每个人都要凭粮票生活的时代，每月二十几斤口粮，又没有什么副食品，菜里没有油水的情况下，自己都吃不饱，哪里还养得起一个正处于发育期间的中学生。在那个时代，在城市没有户口就等于没有活路。自己写申请书还可以选择同自己的同学一起走，被注销了户口那就只能孤孤单单不知被发配到什么地方了。
当时重庆有很多知青被分配到涪陵，就是出产榨菜那个地方，重庆当时还没有直辖，重庆和涪陵都属四川省，涪陵是一个地区。现在属于重庆管，是重庆的一个区。知青们下乡后就同农民一起在人民公社的土地上劳动，从下乡之日起七个月内，国家还发给他们粮票，他们可以到镇上去买米。七个月之后，他们就同农民一样了，靠从生产队分配的实物生活。生产队是不分大米的，只分很少一点水稻，最多够吃两三个月，要自己背到很远的农机站去脱稻壳，下雨天，山区的小路泥泞难行，空手走路就难，背着稻谷更是难，一不小心滑倒那就惨了。稻谷吃完了就只有吃杂粮，土豆就吃好几个月，一日三餐都是土豆，把整个土豆煮熟，剥去皮沾上一点盐，没有油，那时候连酱油都是奢侈品。吃得好恶心啊，但为了活命，只有天天这么吃。土豆吃完就吃玉米，那可不是像现在城里卖的嫩玉米，嫩玉米是不敢吃的，因为嫩玉米的产量低，吃了不合算，长老后收获要多很多。吃老玉米也是天天吃玉米粥，要到农民家里去用农民的石磨把玉米磨碎，那个石磨一般都有一百多斤重，可怜那些十五、六岁的中学生，根本推不动，要两个人同时做好架势，憋足了气，猛力一推，才能推动一圈，然后再蹲好步子，运足力气又推一圈。吃一顿玉米粥光推石磨就要折腾至少一个小时。很多知青没有菜吃，知青们都不会种菜，分的一小块菜地长得稀稀拉拉。因为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下班后要自己打柴、挑水、做饭，就这样噎搞得筋皮力尽了，哪里还顾得上种菜。很多时候都是吃盐巴当菜。最大的困难是经济上，他们大多数是靠家庭接济，生产队的劳动收入少得可怜。干一天一般只有一毛多钱，分配的粮食是要折价的，扣除了分配实物、肥料的钱，往往还要欠生产队的钱。有的知青跑到公社去诉苦，希望公社领导能解决困难，但却被训斥一番，说他们是“生在福中不知福，想想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吃树皮草根。有玉米粥吃算幸福了。”
当地农民对知青也是不欢迎的，因为知青到农村分占了他们的土地，增加了他们的负担。有的农民对知青的态度很恶劣，扣他们的工分，刁难他们。使知青同一部分农民的矛盾尖锐。邓小平曾经说：（上山下乡）换了三个不满意。 （知青、家长、农民都不满意）时间一长，有的知青就难免有小偷小摸索行为，偷生产队的玉米，偷农民的菜、鸡等。偷窃的原因大约有四个方面，一是没有菜吃，被迫去偷，二是发泄对社会不满，三是同农民的矛盾，四是生活无聊寻求剌激。
经过
在涪陵珍溪镇双河公社（今双河乡）双河大队(今双河村)重庆来的知青中也有一些偷生产队和农民的东西，情况反映到大队党支部薛书记那里，大队党支部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他们根据毛泽东“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树欲静而风不止”，“被推翻的阶级决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时刻梦想恢复失去的天堂”等教导。决定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薛书记同大队民兵连长、贫协主席、各生产队干部开会部署，发动农民进行充分准备。五月的某一天，正是赶集的日子，几个知青赶完集到一处知青家聚会，负责侦察的农民立即把情况报告大队党支部，薛书记认为这是聚歼阶级敌人的大好时机。一声令下，早已准备好的农民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高举锄头、扁担、钉钯象陈胜、吴广起义那样，漫山遍野地冲向知青屋子。赶集来窜门的知青和当地的知青共有8人，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农民们就冲进来了，有6个人当场被乱棒打死，有2个跑了出去，一个人慌乱中跌倒掉进水田陷着，正要挣扎着起来，一个农民赶到，当即用锄头将他打死。一个人跑到一户农民家中躲起来，被一个老太太发现，这个老太太也很恨知青，因为她家的烟叶被知青偷过。知青因不认识烟叶，以为是菜，偷来煲粥，结果又苦又涩不能吃，白白浪费了一锅粥。偷烟叶本来是误偷，但那个老太太不管这些，马上出去报告，一大群农民赶来，把这个知青拉出来，在院子里也当场打死。
消息传出后，当地的知青全体罢工，分头联系同学朋友，各地知青群情激愤，纷纷向双河赶来，提出“踏平双河”“血洗双河”的口号，发誓要为死去的同伴们报仇。重庆市的知青家长们也纷纷来到涪陵，向当地政府讨说法。当地政府部门非常紧张，派出大批部队民兵，封锁去双河的各个路口，凡是外地知青模样的人，严加防范，禁止进入。但出了这么大的事，也不能过分强硬。在严加防范的同时，又对知青好言相劝，表示政府一定要解决好这个问题，要大家相信政府，不要激化矛盾。珍溪区政府（当时称革命委员会）对知青家属、同学进行专门的接待，每天都要杀两、三头肥猪，炒成大片大片的回锅肉免费招待。这对于长期没见过油水的知青们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时光，都自称是死难知青的同学朋友，去吃几天肥猪肉。不认识死了的知青，也冒充是他们的同学，跑来打牙祭。
结果
大约两个星期后，事件逐渐平息，策划打死知青的薛书记等干部、主要成员都被逮捕，政府对死难知青进行安葬，招开追悼会，说“他们最听毛主席的话，紧跟他老人家的战略部署。在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死，比泰山还重”。每个死难知青赔了一千多块钱（那时候还是很值钱的）。在那个狠抓阶级斗争的年代，什么事情都要往阶级斗争上扯，这么大的事件更不例外。事件最后被定性为“阶级敌人精心策划的一起有预谋、有组织、典型的阶级报复反革命事件”。
薛书记等干部都是三代出生贫农，根红苗正，不能说是阶级敌人，只能说他们受了阶级敌人的蒙蔽。那么谁是阶级敌人呢，刚好参与者中有一个地主的儿子和他的堂兄王姓兄弟，王家兄弟只是一般参加人员，根本没有直接打死人。在那个时代， 家庭出生不好的人都要表示同自己的反动家庭划清界线，大队党支部部署的事情他们不敢不参加，这一参加，他们就成了元凶，成了“破坏伟大领袖战略部署，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达到实施阶级报复，复辟资本主义的首要分子。”几个月后，涪陵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王家兄弟死刑，立即执行。党支部书记薛书记判处有期徒刑15年，其他干部分别判处10年、8年、5年等有期徒刑。宣判之后，王家兄弟被五花大绑，押到涪陵长江边龙王沱刑场枪毙。
王家兄弟只是比知青稍微大一点，大约20岁左右的青年人，他们脸色吓得铁青，从囚车上拖下来，一个人的鞋也拖掉了。行刑人员用的是56式冲锋枪，每个人被打了4发子弹，连续发射，一共8发子弹，代表8个知青每人一颗复仇的子弹。一个人的头被打掉了一半，一只眼珠掉出来沾在脸上。一个人的鼻子和半个咀被打掉，家属不敢收尸，尸体在长江边摆了两天，被一些小孩用江边的鹅卵石乱砸，整个头都砸没了，后来叫几个“四类分子”用两张破席裹上埋在城外荒山。当时还听说要犯人家属交子弹费，按实际使用数交，那就要比一般死刑犯多四倍。
尾声
如今重庆市涪陵区珍溪镇长江边上，还有8座长满荒草的野坟，已没有家属来祭祀了，人称“知青坟”，三峡水位蓄水如今还没有达到170米，如果达到这个水位将被淹没，也没有什么人提出迁移，王家二兄弟的亲属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也不知道去申诉。此事也就成为年长一辈饭余的谈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慢慢淡忘。
原题目：八个重庆知青惨死家属还得交子弹费 有删节
文章来源：阿波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