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30日讯】 耐着性子读完十八届三中全会冗长的公报，先不论其中有没有新的信息，单说公报所使用的语言，就是“语言腐败”的产物。世界上所有的专制体制无不腐败，但只有“语言腐败”是典型的中国特色。
最近又有一个例子，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的所长杨宜勇宣布，根据“最新测算指数显示”，2012年中华民族复兴指数由2010年的62.7%增至65.3%。看来“全面复兴”的中国梦快要圆梦，这个古怪的“民族复兴指数”不免令人去想像，不久将来达到百分之百复兴的天朝会是个什么样子？恐怕世界都装不下它了，那是不折不扣的“宇宙真理”！
专制体系孕育专制语言，自然也炮制得出这个离奇的复兴指数。官话、套话、党八股固然属于语言腐败，但谎言假话才是腐败之最。如今不管为官为民撒谎都脸不红心不跳，而且官民互骗，两边都明知对方在说假话，却互相都习惯了这种谎言。最近央视记者沿街随机采访，原本是问交通问题，谁知记者才开口，还未提问，路人就连声说：“我很幸福”。这在网上传为笑谈，这个所谓的“幸福指数”就此一钱不值。
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之后的高压严打和清网，要把网络这最后一点言论空间都封杀，继薛蛮子、王功权被捕之后，网络大V章立凡、张鸣、伊能静的微博相继被封。习近平将严控网络上升到关乎“亡党亡国”的高度，宣称“管得住就是硬道理”，誓对网民把极权恐惧进行到底。正如《一九八四》这部名著所揭示，让人民笃信谎言和集体说谎，以及对国家暴力心怀恐惧，正是一切极权主义的生存要诀。
然而越不让人说真话，假话就越猖獗，因为人民没有免于说谎的自由。中国的“谎言指数”节节高升，从官场到整个社会，无奇不有，无“假”不有。中国的世道和人心是怎样沦落到今天的地步？这要从共产专制去寻找根源。纵观世界，要论政客与商贾，都免不了造假和说谎，但文明程度高的国家却“假亦有道”，靠宪政、法治和选民的投票权去多方制衡，以防止谎言泛滥和防止说谎者坐大。即便如此，能做到的只是把说谎的危害性限制到较低的量级。惟独对谎言没有制约的国度，假祸杀伤力之巨大，对整个民族而言，简直是精神自残！
自从中共建政，第一个谎言洪峰是大跃进年间。又到文革十年，假话、空话与疯话齐齐暴涨，创造了又一个谎言高峰值。到了后文革时期，拨乱反正的理论前导是“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白了，就是“去假话化”。然而要知道，中共这个体系的假话早已制度化，只要查阅八十年代的中共文献，就觉出胡赵新政哪怕要讲真话，也要闪烁其词，欲说还休，因为必须要在假话的掩护下做一些实事。说来“说谎症候群”的病灶来自专制主义的深层，实属政治之癌，这个制度不变革，真话便无生长的空间。
再看毛和邓之后的江和胡，谎言癌细胞继续扩散。胡锦涛的语言无味，已不止是说谎的问题，而是连正常人说话的能力都严重弱化了。习近平还在做储君的时候就批评过，“我们有的领导干部甚至不会说话。有的同志自嘲：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 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 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 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很多场合，我们就是处于这样一种失语状态，怎么能使群众信服呢?”
习近平上台之后也曾扬言要改变文风和作风，但只要看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文风如昔，假大空如昔，形象一点说，共产党令万物腐败，连语言都腐败得无从修补，无从革新，离开了假话，他们就不会说法和写字。最可叹的是，这种精神瘟疫向着民间社会蔓延，如今在这个人人说谎，全民造假的时代，人人害我，我害人人；人人骗我，我骗人人；好人莫做，善有恶报；得道无助，良心荡然。如今要说真话和做好人，会被周围怀疑你的动机。就像官场的贪腐潜规则，你想出于污泥而不染，这样的异数就不见容于“常理”，非要把你给“染”了，一同沤成腐臭酱缸里的蛆虫，这才安心。
官方满口政治谎言，老百姓都习以为常，也无心去取，但是涉及民生的官话，却时刻刺激着他们的耳膜，比如政府宣称“百分之八十的人认为中国医疗费用是便宜的”；又如“雾霾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人有在家做饭的习惯，应该多提倡冷食”…… 诸如此类。有上面的样板，于是泛社会心口不一，言行不一，官民互骗，寡廉鲜耻便成为常态。这个政权在朽败时，也毒化了整个民族。世道人心的朽败，是专制留给未来的大罪孽，而且是最难消解根除的一种集体病症，更是一种触目惊心的民族沉沦指数。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