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29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第三章 天府饥魂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历来以自然条件优势、物产丰富而闻名于世。然而，在大饥荒期间，这么一个富饶的省份，却饿死了上千万人。
我多次去过四川。每次到四川完成采访任务之后，我总要顺手牵羊，收集一点有关大饥荒的资料。二零零零年十二月，考虑到即将退休，我利用最后一次出差机会又专程到成都，集中一个星期时间收集四川大饥荒的资料，还找新华社四川分社几位经历过大饥荒的老记者交谈。用这些材料写完四川这一章后，又从网上发现了东夫先生的著作《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他是专写温江地区的，文字很漂亮，他说“书中的每一件事都是经得起查证的”。我又对这一章再次改写，本章中关于温江地区和红光公社的内容，除了注明出处以外，均取自他这本书。
一 皇恩浩荡 幸福无边
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在四川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即成都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三面红旗”的中心内容。成都会议通过的《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这一文件，对人民公社的出现起了重要作用。
会议是在著名的金牛坝招待所召开的。这里的一切设施都按照毛泽东的生活习惯安排，完备的保卫、医疗及食品检验等机构，可以保证毛泽东的健康和绝对安全。从种种无微不至的安排，可以看出毛泽东出行的气派，也足以表明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对毛泽东的绝对忠诚。
毛泽东是三月四日到达成都的。第二天，一位省委领导人陪同他绕城浏览。成都的城墙系康熙年间重建，大部保存完整。毛泽东说：“北京的城墙都拆了。这城墙既不好看，又妨碍交通，进出城很不方便。城墙是落后的东西，拆掉是先进，不拆是落后。”毛泽东一言既出，成都市的城墙当年全部拆除。
从小汽车的窗口中，毛泽东又发现一道独特景观，这就是四川独有特色的茶馆。毛泽东认为，在茶馆喝茶花钱太多，流露出不满之意。随行的四川领导人心领神会，四川省的茶馆一时绝迹。
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到成都市中心的耀华餐厅就餐。从此，餐厅就把他进过餐的地方布设为纪念馆，供人瞻仰。
三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到灌县参观都江堰。他指着脚下的离堆问：“这岩会不会被水冲毁。”答：“不会，这是粒岩，很坚硬。”毛又问：“一百万年以后会不会？”众人无言以对。事后人们反复琢磨领会伟大领袖的深刻思想：“这确实是个关系到川西平原安全，关系到子孙万代幸福的问题”，便用钢筋水泥对离堆进行了加固。
三月十六日下午，毛泽东睡完午觉起床，决定到乡下走走，李井泉陪同，汽车直驶郫县红光高级农业合作社。红光社几天前已经接到通知，说有中央首长要来视察。事先作好了准备。毛泽东信马由缰向就近的一户农舍走去，迈开大步径直进入农院。大家只好跟在后头。毛泽东一低头进了茅屋。年近六十的女主人温幺娘眼睛不好，模模糊糊见一个高大魁梧的人走进来，后面跟着一大群干部模样的人。毛泽东问她入社没有，何时入社，一问一答。当毛提到分多少粮食，够不够吃的问题时，站在一边的副社长代她作了回答。据新华社摄影部中央组记者侯波回忆，这位老妪见了毛主席并不慌张，应答从容。事后侯波得知此人是国民党军官的小老婆，将此情况告诉了毛，毛说：“她已经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日郫县县委办公室整理的《毛主席在郫县合兴乡红光社谈话纪要》最后一段这样写道：
主席走后，当天晚上就下大雨，二十四队的记工员说，当真是“龙行一步，百花沾恩”。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春雨贵如油，下午主席来过，我们红光社晚上就下雨，今年保证要增产，这不是沾恩又是什么？”
四十年后，作家东夫不无调侃地追述毛泽东离开红光公社以后的情况：“自从毛主席到来的那个傍晚起，整个红光社都沉浸在幸福和兴奋之中。有幸见到伟大领袖的人骄傲而激动地向人们诉说每一个细节，错过机会的后悔不迭。人人争相和握过毛主席手的人握手，以分享一份幸福。人们长时间地回味、追寻和领会伟大领袖的每一个动作、神态，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走过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的每一个脚印。人们筹划着，要在毛泽东下车的地方修一个‘幸福门’；把毛泽东走过的机耕道修成‘幸福路’，路两旁植柏树；修一座纪念馆；建一座‘幸福亭’；毛泽东下过的田取名‘幸福田’；他跨过的沟上建一座‘幸福桥’；根据他的指示新建的小学取名‘幸福小学’；见过他的十八名小孩成了‘幸福娃’（事后查出身，这十八个孩子只有一个出身好的得到了‘幸福娃’的名字）。幸福万分的温幺娘把毛泽东在她院子里看过的小橘子树取名‘幸福树’，把毛泽东路过的菜园改成花园，叫‘幸福花园’，毛泽东把弄过的水烟锅和烘笼不便以‘幸福’命名，也被她精心保存起来。”
几千年的专制统治，把中国老百姓铸就出十足的奴性。他们崇尚皇权，迷信皇权，总是把福祉寄托于一个好皇帝。红光公社出现的这种崇拜狂热，正是源自于深厚的皇权土壤。在这种土壤上最容易生长出个人崇拜的毒菌。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上层，正好利用这种专制制度造就的奴性，大搞个人崇拜。就在这次成都会议上，针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搞个人崇拜和中共“八大”提出的反个人崇拜，毛泽东两次提出他主张个人崇拜。一次是他在三月十九日的讲话，一次是在三月十八日陈伯达发言中的插话（见本书第十五章关于成才会议的记述）。刘少奇在这次会上对毛多有吹捧。陶铸、柯庆施主张对毛泽东要有迷信。柯庆施还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三面红旗”和对毛泽东的迷信、盲从，是造成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的重要原因。成都会议是制造这两个祸因的重要一环。成都会议给天府之国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灾难，这灾难遍及全国。
二 “三面红旗”鼓狂飙
“三面红旗”鼓起了横扫四川的狂飙。
首先是刮起了“浮夸风”。七月底，双季稻早稻收割，红光社首次放出一颗亩产三千七百五十二斤的“卫星”。《四川日报》的报道说，这块高产田位于毛主席走过的田坎旁，这里的干部下定决心，一定要它长出好庄稼，才出这颗卫星。
八月五日夜晚，郫县县长高义禄宣布，全县早稻平均亩产一千零三十斤，比去年增加一倍，获全省冠军。全省目前出现的三千斤以上的早稻“卫星”都出在郫县。高县长说：“这是毛主席来郫县后照出来的红光！是人民冲天干劲开出的鲜花！”
接下来是紧锣密鼓的放卫星比赛，各公社放出了一颗比一颗更大的高产卫星。
八月二十七日上午，地委第一书记宋文彬率领地委常委赶赴犀浦。上午参观，下午开始收割，一百多农民涌进这块只有一亩多的田里收打，县委的验收团验收，地委常委、组织部长郭岚亲自把秤。又要放出一颗更大更大的卫星。
此时，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由于李井泉不在，使这颗“卫星”的发射遭到重大挫折。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几位水稻专家说是颗卫星是假的，“是稻子成熟时才移并在一起的。”主管宣传工作的省委秘书长阎秀峰只好宣布：“各报不要发表这颗卫星的消息。”
根据阎秀峰的指示，《四川日报》二十八日没有刊登犀浦高产“卫星”消息。而《四川农民日报》因为总编没有参加二十七日阎秀峰主持的会议，第二天（二十八日）却用整个头版大张旗鼓地作了宣传报道。
成都市和各县看了《四川农民日报》的报道，前来犀浦参观的人将这块田围得水泄不通。收打完毕，经“验收团核定”，当场宣布这块田亩产为四万五千二百一十七斤五两八钱。
真实情况是，稻子是八月十三日才并在一起的，比县委坚持说的七月十三日并栽的时间整整晚一个月。也就是说，是在稻子完全成熟以后移到一起的。地委第一书记宋文彬得知真相后，通知郫县县委：一、公开召集群众大会承认错误；二、作书面检讨；三、给做假者以处分。宋随即赶往成都，向阎秀峰作了汇报，阎表示同意宋的处理。
县委的检讨还没送上来，地委就挨了一记耳光。九月三日，《人民日报》刊登署名苏方的一篇特稿“卫星田畔庆丰收”，肯定了这颗假“卫星”。
地委刚刚接到郫县的检讨报告，又挨了一记重重的耳光。九月十二日，《四川日报》头版刊出爆炸性新闻：郫县友爱乡亩产突破八万斤！这是到这天为止全国最大的高产“卫星”，四川第一次在高产卫星上夺取全国冠军。
《四川日报》发表这样的消息，是因为第一书记李井泉从北戴河回来了。《四川日报》是李井泉的喉舌。他亲阅、亲审，甚至连何日见报、登几版几条都写得清清楚楚，报社的总编辑完全听他的。
李井泉，一九零九生，江西人，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参军。到广东后曾任东江特委秘书长，一九三零年到中央苏区，一九三一年任红三十五军政委，长征时任中央直属纵队政治处主任。抗战时任八路军一二零师三五八旅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晋绥分局书记。一九五二年任四川省省委书记兼省主席。老百姓叫他李主席，干部叫李政委。
李政委对他不在家时发“卫星”受挫很不甘心。在一次省级机关会议上，特别通知温江地委领导到会，李井泉对宋文彬说：“郫县的四万斤田是假的，你们搞块真的嘛。”李井泉要地委承认这颗卫星的“既成事实”，要恢复郫县的名誉。
只要李政委一个暗示，下面会闻风而动。他的态度如此明确，地委迅速作了检讨，承认对“少种、高产、多收”的态度不坚定，对郫县的成绩鼓励支持不够。这是“立场问题”、“感情问题”。
“放高产卫星”只不过是浮夸风的一个侧面。郫县的一个报告说：“浮夸风我县各级都有，普遍而又严重。”浮夸风首先在产量方面，接着扩展到生产方面，从种到收，其间每一个环节都有浮夸上报的“神仙数字”、“跃进数字”。有的上报“平均每亩地下肥几十万斤”，“增种面积超过原有的面积几倍”，后来在各方面都有浮夸风。（注一）
并社，人民规模越并越大。郫县把红光、晨光等一部分本来规模较大的社又多次进行了合并。两年大并三次，有的竟连并七次。最大的管区有一千一百多户（北方村庄大，一千一百户不算大，四川的村庄，小居住分散，上千户就是很大了）。公社大，食堂也大，有的食堂吃饭人口达一千四百二十人。吃一顿要走七八里路。并一次社和并一次食堂，就打乱一次所有制，物资大共产，财产大破坏，干部大调动。并社以后干部不知道自己所管的边界，社员间互不认识。（注二）
大办钢铁。全四川几天之内竖起几十万座土炉子，成千上万的炼铁大军不分白天黑夜大干。无煤无铁矿的温江地区，也抽调五十万以上精壮劳力，由各县第一书记亲自带队，组成炼铁大兵团，背起背包、粮食，扛起锄头、扁担浩浩荡荡地向西部山区进发。没有煤就砍树，没有矿就挖遍山上的各个角落。炼铁大军吃住在山上，还得有千千万万的支前大军做后勤保障。崇庆县的炼铁兵团需要砖砌炉子，县上组织数万学生、工人、机关干部和街道居民拆城墙，不分昼夜往山上运砖。城镇各单位无一不是炉火熊熊，家家户户的金属器具，从古董到老太婆的簪子全部进了炉子，变成质量低劣的土铁。四川还创造了“大窑炼钢”工艺：选一块山谷凹地，将周围山上的树木剃头似的砍光，一层木头、一层矿石的填满，然后放起大火，连烧数日，待木头燃尽，抠出烧得矿石不是矿石、铁块不是铁块的黑东西，敲锣打鼓地抬去报喜。
公社化和大炼钢铁是以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开路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把一切“白旗”、“灰旗”、“黄旗”统统拔掉。强大的政治压力扫除了障碍，共产主义的临近煽起了热情，一切狂想和胡闹，畅通无阻，愈演愈烈。
“让土地大翻身”的深耕运动也成了一股狂风。温江专区规定的深耕改土程序为：一、用犁犁或用锄头挖第一层“表土”；二、把表土搬运到一边；三、翻第二层“生土”；四、把生土砌成中空的土堆；五、在生土堆中燃起柴火“熏土”；六、在熏土上泼粪水；七、将熏土敲碎、铺平；八、在熏土层上施渣肥、堆肥、老墙土千脚泥等；九、将表土搬回、铺平、耙细……如果是放“深耕卫星”挖地数尺，以此类推。把精耕细作了几千年的土地彻底翻了身。
为了解决牛力和劳力紧张的矛盾，要求各社制造使用“绳索牵引”的深耕工具，据说可以提高效力若干倍。“绳索牵引”实际上是人牵引，田边支一个绞盘，一根强绳子拽住犁，若干人推动绞盘牵引犁田。《人民日报》报道，温江专区以每天一千部的速度制作绳索牵引机。《都江报》说，大邑县委书记侯宪亲自督战，全县苦战五六昼夜，就实现了“绳索牵引机化”。
一时间，川西平原上遍地是坟场一般密密麻麻的熏土堆，丘陵山区更是“坡上有坡，山上有山”，白天黑夜遍地火光，烟雾弥漫。在红旗招展下，成千成万的深翻大军，按照军事化的编制，一队队的摆开阵势，不分昼夜、不避风雨地在田野里战斗。大邑县在一半主要劳动力上山炼铁的情况下，从十多岁的小孩到七十岁的老人全都投入到深耕运动中来，组成“野战兵团”，打破乡社队界限，采用运动战、阵地战的方法，四处安营扎寨，轮番转移作战，“白天紧张劳动一天，天黑又连续夜战”。
大炼钢铁、修水库、电站、铁路、公路、工厂，一批批的男劳力离开了田土，仅修建后来半途而废的岷江电站和成灌铁路，温江专区就调集了十万民工。
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劳动战斗化，使得干部的权力无限扩张。瞎指挥、欺压百姓、打骂农民就成了家常便饭，特权发展也就必然。
全省各地大搞指挥路、丰产路、园田化，大拆房子，大搬迁，大调劳动力。荣县除了一九五八年大刮“共产风”以外，一九五九年秋天种冬小麦时又刮一次，一九六零年插秧时再刮一次。“共产风”和瞎指挥是同时发生的。为了种“丰产路”（即不惜代价地把马路边的田种好，取得丰产――主要是给上级领导和参观的人看的），搞“大兵团作战”，县委提出了“一切劳动力、牲畜、农具、支援丰产路”的口号，说是支援，实际是无偿调拔。“大兵团”走到哪里，干到哪里，吃到哪里，在哪里天黑，就住在哪里，“共产风”也就刮到哪里。对“丰产路”的庄稼要求“美观好看”，条播要“隔山对行”，做成“梯子式”、“宝塔式”、“楼台式”，还要写字编号。由于形式主义的“严格”要求，一再返工，几十个劳动力一天才种一亩田。长山公社一百多人种一分地，一天一夜没有种完。由于只顾路边田，离路较远的田大面积荒芜，全县四分之一的耕地抛荒。在全县范围内并队、并食堂、并房屋。长山公社二千八百七十户就有一千一百三十三户被迫搬家。其结果是，集中的地方拥挤不堪，一间房屋住几家，一家分几处住（男女分居，夫妻分居），有的不得不住猪圈、牛栏。社员的家具、家禽、家畜也因搬迁而遭受巨大损失。食堂合并以后，原来食堂储备的蔬菜、燃料、炊具也同时合并了。这样的反复折腾使社员一无所有，有的说：“只有一双筷子、一个碗才是自己的”、“只有穿在身上、吃进肚里的才是自己的”，有的说：“连我们人也不是自己的。”而干部们却说：“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私有财产”。（注三）郫县红光公社红光管理区把公路两旁八华里长、一华里宽的二千多亩的面积上的一百八十多间房子拆毁。全县不完全统计，共拆房子一万二千多间。有的三姓人家同住一间房子，有的公婆儿媳同住一间。在这一间房子内还在关鸡鸭，又挤，又脏，又臭。拆房子时，干部根本不同社员商量，私自敲门锁，将社员衣物抛弃遍地，顷刻间就把房子变成一堆瓦砾。有些外出人员回来不见自己的房子和妻子儿女，伤心痛哭。有的地方让社员一年搬家七次。有的管理区干部随意搜查社员的家，见什么拿什么。为了报复干部，有的社员捉一条活蛇放在米坛子里，干部搜查时，手伸进米坛子里，差一点被蛇咬伤。（注四）
“共产风”使农村生产力大受破坏，农具大量丢失。乐山县通江公社柏杨管理区一九五八年共有中型农具二千六百八十六件，到一九六一年仅剩五百一十五件，两年多共丢失二千一百七十一件，丢失了百分之八十二。农具严重缺乏使生产造成了重大损失。该管理区第四生产队原有晒席一百一十床，丢失了九十三床，一九六零年收获水稻时，因缺晒席，翻晒不及时，稻谷生芽二万多斤，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十八以上。第一生产队原有犁、耙一百零六架，丢失九十六架，因此，不能及时整田赶上插秧，使八十亩中稻迟插二十多天，还荒田三十亩、地六十亩，减少粮食产量三万多斤。（注五）
乐山县棉竹公社第二管理区，共七个生队，四百七十户，一千七百七十五人，八百个劳动力，耕地面积二千七百八十三亩。由于生产上的瞎指挥，一九六零年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粮食产量比上一年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点七。瞎指挥是十分荒唐的：
一切强调“统一”、“一致”，强调“整齐划一”。在水稻育秧时，上级规定秧田必须“瓦背式”，通道必须很直，一些已经撒了谷种并且发了芽的秧田，由于不符合上级的要求，让农民把发了芽的谷种一粒一粒地拾起来，重新整田撒种。洋芋一律要带状种植，四十三亩地没有按统一规定种植的洋芋，苗已经长出了四五寸，有的已经结了小洋芋，也要挖出来重栽，结果大幅度减产。插秧要求“对路开厢，顺路成行”，为了插得直，下田必须带尺子和绳子，不合要求就一律返工。
种植不看季节，不看气温。气温已经很高了，还强令社员用火温床育红苕苗，结果烤坏红苕一万一千斤。还规定“霜降”前不准挖苕，谁挖红苕就说谁破坏生产或企图瞒产私分，结果，“霜降”过后气温很快降低，挖红苕已经来不及了，大量红苕烂掉。春耕大忙季节，本应集中力插秧，却让大批劳动力去搞“园田化”，结果到了“谷雨”、“立夏”，过了水稻直播季节。
种植作物不因地制置宜。一百七十多亩深田、冷浸田，本来只适合种中稻，不宜种早稻，上级却强迫种了早稻。一百多亩适合种红苕的地却强迫农民种了包谷。这两项起码少收粮食四万多斤。（注六）
一九五八年，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搞“大兵团作战”，把全区七个队的几百个劳动力集中在一起搞深耕，实行“军事化”，一百八十人挖一亩多的一块田，挖了一天一夜，麦种用了六十斤，结果收成还不够种子多。劳动力集中以后，其它各队都误了生产季节，造成了大量荒地，如四队共有田一百二十九亩、地一百七十二亩，一九五九年小麦只种了四十多亩，而且是在冬月（即农历十一月）间才播下去，结果小麦产量比一九五八年减少了百分之六十三点一四。在农业大忙季节，还把大量劳动力调往水利工地，使插秧的季节也误了。（注七）一些公社在全社范围内统一调配劳动力，把这个队的人调支另一个队去插秧，把另一个队的人调到这个队里除草。大批劳动力“东一站，西一站，抱着锄头到处转。”效率低，劳动质量差，大片土地被抛荒。成都市金牛公社共荒芜土地五千四百多亩，插秧季节已过而没有插的有一千多亩，插秧后因管理不善而没有收成的有四千多亩。（注八）
长宁县桃坪公社中坝管理区，说是执行中央的“少种、高产、多收”的方针，将九十五点二亩的可耕地划为休闲地，致使粮食减产。（注九）
三 李井泉狠开“顶风船”
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春夏，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出了乱子，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纠偏措施。但是，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却开“顶风船”，抵制中共中央的这些纠偏政策。李井泉在四川省说一不二。他的地位来自毛泽东的信任。成都会议全体到会人员合影时，毛泽东让李井泉坐在他的身边。一个多月后的八届五中全会，李井泉和柯庆施、谭震林一起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地方的封疆大吏中，进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只有李井泉和柯庆施两人。这样，李井泉不仅是四川王，还是中央领导人。毛泽东之所以信任李井泉，是因为李井泉能从“最根本处”理解他的思想。一九五八年夏秋的大跃进出了问题，一九五八年秋冬到一九五九年春夏，毛泽东在形势所迫的情况下，采取了一些“降温”措施，中央发出的一些文件，也有一些纠左的倾向。李井泉坚持不“降温”，不纠左。他这种态度并没有引起毛泽东的批评，七月二十三日庐山会议转向以后，他成了最能坚持毛泽东思想的人。李井泉这种“顶风”态度表现在一系列的政策上。
其一，在武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是降温的，李井泉从武昌开会回来继续坚持大跃进。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省委在金牛坝召开地委书记会议，布置了一九五九年的更大跃进任务。
其二，第二次郑州会议做出的《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人民公社的核算单位以“队为基础”。“队为基础”的“队”，是指生产小队，而不是生产大队或管理区。而李井泉则在万人大会上宣布：“队为基础，在我们这里是管理区。”（注十）所谓管理区，就是在生产大队和公社之间的管理层次，比“队为基础”的“队”高两个层次。根据李政委定下的调子，四川省绝大多数公社实行以管理区为核算单位，有的（如新繁新民公社）继续保持以公社为核算单位。不久，他还对核算单位由公社下放到以管理区还心痛不已，他说：“去年公社化初期推广新技术很快，现在体制一改变，按他们的意愿就把新技术都顶回来，有问题了，生产全由农民搞吗？还要无产阶级干啥？”（注十一）
其三，继续推行一九五八年那一套高指标和瞎指挥。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九日省委发布农业生产“八项规定”，严格规定各类作物播种面积、施肥数量、深耕尺度和密植规格，要求各地坚持“抓思想、抓典型、抓小运动，自始至终都抓紧”，把高产万斤推向高潮。李井泉还提出在农业上“搞几个运动，田间管理，农田水利，积肥造肥，包括养猪，全省每年增加一千万头猪。”“中央明年以农业为基础，我们还是要大搞钢铁，明年搞一百五十万吨钢。”“九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
中共中央的肯定了四川省委一九五九年四月的“八项规定”。四月二十六日，将这“八项规定”日批转各省、市、自治区。在这个文件的批示中说：在农业生产问题上，有些地方存在着松劲现象，在克服浮夸虚报倾向后又出现了一种指标订得越低越好的倾向。这种倾向也应当注意克服，应像四川省委一样，做出些必要的规定，把生产运动搞起来。（注十二）
自大跃进以来，吹得最热闹的当数河北、河南、湖北、安徽、广东等省。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他们中大部分开始转舵，有的还纠正得较为彻底。只有四川没有转舵。最能表现李井泉“顶风”勇气的是他不向下传达毛泽东给小队干部的一封信。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写了一封《党内通信》，写信的对象是“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谈了关于农业方面六个问题的意见。这是自一九五八年底纠偏以来，他走得最远的一次。对高指标、密植以及农业生产的其它方面，说了一些实事求是的话，降了温。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告诫人们：
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以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注十三）
中共中央办公厅先用电话把毛泽东的这封信传达到四川省委，按照中共中央的精神应当立即传达到小队干部。可李井泉指示：“发到县委，口头传达到公社，经过酝酿后再传达到生产队中去，不要转弯太急，防止消极情绪。”在接着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李井泉一再强调，对毛泽东这封信“要从积极的方面理解”。会议印发的“纪录稿”仍然坚持“八项规定”中的高指标和密植规格，声称《党内通信》中指出的主观主义，强迫命令当然要反对，“但是保守主义、尾巴主义也要反对”，全省一九五九年的粮食生产高指标“不能动摇”。李井泉还说，估计《党内通信》传达到基层后，“会产生放任自流和消极情绪”，要大家有所防范。
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其中的一条明令将毛主席的党内通信，“立即发到生产小队，在群众中普遍地进行传达讨论执行。”李井泉根本不理睬。
接到《党内通信》的干部们惊喜万分，他们说：“主席把话说得太穿了”。迅速蔓延的“消极情绪”使省委的高产措施面临泡汤的威胁。坐立不安的李井泉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下令将发到县委的党内通信收回。文件是收回了，影响却收不回。此时此刻，李井泉最关心的是如何消除《党内通信》造成的“消极影响”。五月十四日，省委又召开地、市委第一书记紧急电话会议，传达李井泉关于密植的紧急指示。
为了稳住各地区的头头，省委在重庆传达毛泽东党内通信后，又分片组织学习讨论。在川西北片区学习讨论中，主持会议的廖志高声称主席之所以写这封信，是因为“北京有人吹冷风，主席有压力”。暗示党内通信中有些话并非毛泽东本意。温江地委第一书记宋文彬在会上表示自己是“稳健派”，话一下就传到李井泉那里，正在川北视察途中的李井泉连打几次电话给宋，斥责宋是在“散布冷空气”，接着李井泉又打电话告诉宋，说三乘以七寸密植要坚持搞，他说他已打电话问了广东的陶铸，陶铸也说没问题。
针对毛泽东《党内通信》中讲真话的问题，他作了不同的解释。他说讲假话有两种表现，一种是“以多报少”的瞒产私分，一种是“以少报多”的浮夸。他就后一种假话辩解：浮夸主要是“我们不摸底”，并不是为了荣誉和出人头地，“主要还是国家要多拿一点，农民想多吃一点的矛盾……我们和农民的争执点就是粮食、油料少了，争夺粮油的问题。凭良心说，我们还是想国家多拿一点，你就不想国家多拿一点吗？”
如此明目张胆同毛泽东的指示唱反调，是李井泉存心想同毛泽东对抗吗？不，没有任何事实证明他对毛泽东有丝毫不忠。他的“反调”是出于一种自信，他相信他比别人更理解毛泽东，他认为自己这样做更符合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不会有风险。
的确如此。
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上半年中央发布的一些纠偏措施，被一些干部看得过于认真。这样的干部事后吃了大亏，有的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事实上，毛泽东在酿成一九五八年大错的根本的问题上（即“三面红旗”）从来没有未动摇过，他要纠正的，是一些方法和作风问题，方法和作风问题一经纠正，还要继续大跃进。
就在毛泽东唱低调的时候，李井泉一再强调，大跃进的成绩必须肯定，大跃进必须继续进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完全肯定了的。如果对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他一面批评搞浮夸风、共产风和穷过渡，同时又表扬这些刮五风的干部：“他们表现了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极大的积极性”，这种非常宝贵的积极性“应当坚决加以保护”。
李井泉不愧为毛泽东信得过的人，他从毛泽东的一些讲话中，能透过表面，揣磨到毛泽东内心深处的东西，并努力贯彻。毛泽东在《内部通信》中说“根本不要管上面规定的高指标，只管现实可能性”，李井泉知道毛泽东心底里喜欢高指标，所以，省委的高指标不变。眼下正在插秧，毛泽东在《党内通信》说“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命令”，李井泉猜测毛泽东心底里喜欢密植，所以继续下密植的死硬命令。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一九五九年春到四川调查，发现四川对插秧有规定，即“双龙出海，蚂蚁出洞”（即只有行距，没有株距）的高密植，社员不愿意，这时正逢毛泽东的《党内通信》下达，其中有“插秧不可太稀，也不可太密”，田家英据此就在他“蹲点”的公社号召不要过分密植。在省委召开的会上，他反对过分密植，同李井泉发生了争论。最后省委还是决定，全省继续实行高度密植，只让田家英所在公社稀一点。（注十四）
对一切在“三面红旗”方向上稍有后退的政策，不管来自何方，李井泉是一顶到底，毫不让步：
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中规定：一、纠正少种、高产，放荒土地的做法，凡一切可以耕种土地全部都要种庄稼。二、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猪下放给生产小队和私人喂养。三、恢复自留地，自留地不少于占有耕地的百分之五。
毛猪若下放给私人喂养，必须分给自留地，否则无法解决饲料问题。四川省委的规定是：毛猪下放到生产队饲养，划给一定的饲料地，不分自留地。不分自留地，毛猪私人喂养自然无法实行。实际上，四川一直没有实行恢复自留地和毛猪私养的政策。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央在关于夏收分配的指示中，给公共食堂开了一个大口子，规定：可以办全体社员参加的食堂，也可以办一部分社员参加的食堂；食堂可以是常年的，也可以是农忙的；可以农忙多办，农闲少办，灵活执行。食堂范围太大的，可适当缩小。口粮应该分配到户，分配到社员，以人定量。在公共食堂吃饭的，粮食交给食堂，节约归个人；不在食堂吃饭的，粮食全部交给个人保管食用。中央指示的关键之处是口粮分配到户，只要实行了这一条，食堂便会土崩瓦解。当时全国许多地区食堂一哄而散。
四川省委把中央的“以人定量、分配到户、食堂吃饭、节余自得”解释是：食堂要办下去，分配的粮食由食堂保管，节余部分也由食堂保管，不能把粮食分给个人，实际上除了“食堂吃饭”以外其它三句都成了空话。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日，中央发出一个更为彻底的纠左指示，作出四条规定：
一、允许社员自养猪、羊、鸡、鸭等家畜家禽，私有私养的完全归个人所得。
二、恢复自留地。不管社员喂不喂猪，在食堂吃饭或在家吃饭，都应分给。自留地生产的产品由社员自由支配。
三、鼓励社员种植零星空地，谁种谁收。
四、归还社员屋前屋后林木果树。（注十五）
和毛泽东的《党内通信》一样，中央的这个指示直接发到“生产队支部委员会”，并要求把这四件事“用布告形式向群众公布，并认真实行，取信于民” 。
四川省委拒不执行。不把文件下发生产队，不张榜公布，不准社员养私猪，不分自留地。
总之，从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春夏间，中共中央的一切纠偏措施在四川都受到抵制。四川就这样“顶风”，一直顶到庐山会议之前。
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神仙会”阶段，田家英等反左的人士的心情相当轻松，会上提出了很多批评大跃进的意见。在揭露一九五八年以来的问题时，李井泉却不轻松。在李井泉主持的西南组开会时，田家英再次谈到下面受压虚报产量的问题。田家英的发言受到李的压制“以致讲不下去”。（注十六）七月二十三日，“硬着头皮顶住”的毛泽东终于开始反击，彻底扭转了会议的方向。李井泉押下的这一赌注开始大量进账了。七月二十三的讲话中，毛泽东在讲到公共食堂问题时，表扬了四川：
还有一个四川、一个云南、一个贵州、一个湖北，还有一个上海（上海有十一个县），百分之九十以上还在食堂里。试试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拚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四句话？我是个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试试看。三分之一的人口对五亿农民来说，多少人？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开天辟地了……如果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等，那么，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注十七）
庐山会议以后中共中央的各项政策迅速左转，李井泉上半年顶风“算是顶对头了”。他轻松而自豪地说：“我们去年在泸州地区收回自留地是搞对头了。”“去年这一年我们在公有化程度上搞的比较高的。主席说，去年五六月份中央发的一些东西中是有消极的东西的要检查一下，然后对农村工作还要发一个指示。”（注十八）毛泽东对李井泉更加信任，李井泉的地位更加稳固。一九五九年秋天，李井泉获得了“政治大丰收”。为李井泉的政治大丰收“埋单”的是四川老百姓，四川省的饥饿时间最长。
注解：
[注一] 郫县县委第一书记高义禄：《关于共产风给生产带来的损失的初步检查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一日。
[注二] 同上。
[注三] 张守愚、刘景周：《就荣县问题给省委的报告》，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三十日。
[注四] 郫县县委第一书记高义禄：《关于共产风给生产带来的损失的初步检查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一日。
[注五] 四川省农村工作部调查组：《乐山县通江公社柏杨管理区一平二调造成农具严重缺乏的情况》，一九六一年一月五日。中共四川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印四十五份，主送省委常委。
[注六] 省委工作团乐山县棉竹公社工作组：《乐山棉竹公社二管区干部瞎指挥给生产带来严重损失》，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六日。
[注七] 李林给省委和廖书记《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的情况报告》，一九六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注八] 成都金牛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李怀培在中共四川省委第二期工作会议第二阶段的大会发言：《关于一平二调的问题》，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一日上午。
[注九] 中共四川省委检查团宜宾分团江安工作队：《关于长宁县桃坪公社的落后情况报告（摘要）》，一九五九年七月九日。
[注十] 《李井泉同志在省委六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一日。
[注十一] 《井泉同志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上午在市、地委书记会上的讲话——于重庆潘家坪》
[注十二] 《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会：《当代中国的四川（上）》，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一九九零年，第九十四页。
[注十三]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二三五-二三八页。
[注十四] 李锐 ：《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七十一页。
[注十五]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二九三、二九四页，三二八-三三四页。
[注十六] 李锐 ：《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七十二页。
[注十七] 李锐 ：《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一三七页。
[注十八] 《井泉同志召集涪陵、内江、泸州、温江、绵阳、南充地委书记座谈会纪要》，一九六零年二月十四日晚。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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