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27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六 通渭问题
在大饥荒期间，甘肃省通渭县发生了与河南的“信阳事件”同样惨烈的事件。虽然通渭饿死人数比信阳少，但非正常死亡率比信阳高。通渭饿死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远远高于信阳八分之一的比例。当时，中共甘肃省委和中共中央将这个事件称之为“通渭问题”。
通渭在甘肃省东南部，属定西地区。汉元鼎三年（公元前一一四年）置县，有二千 多年历史，是中国最古老的县之一。
通渭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特殊意义。红军离开江西根据地以后，“长征”到哪里去？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一直走到甘肃南部还没找到落脚的地方。俄界会议的决定，到甘肃东北向苏联靠近，以苏联为后盾打游击。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一日，红军到了哈达铺（现属甘南自治州宕昌县），这是一个有几万人口的小镇，二零零零年我到这里寻找红军的足迹，看到的是一个萧条的小镇，但从沿街两旁整齐的木板铺面，可以想象出当年的繁荣。这里有一个邮局，红军从邮局里得到一些大公报（这是红军长征以来第一次看到报纸），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二日和九月二十三日的大公报上，有“关中匪情”专栏，其中有“匪首”徐海东在陕北活动的报道：“徐海东窜甘，刘子丹（原文如此――作者）进据绥德南区”。毛泽东、张闻天等看到这些报道才知道，陕北有一支共产党军队和一个革命根据地。他们一口气读完了这个报道，大喜过望。九月二十八日，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会议，决定将陕北作为长征的目的地，从此红军找到了落脚点。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彭德怀等随第一纵队到达通渭县城。接着党中央和军委机关的领导周恩来、叶剑英等随同第二纵队来到县城。找到了落脚点，部队情绪一下子高涨了起来，在文庙街小学召开的联欢晚会上，毛泽东首次朗诵了他在长征路上吟成的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浪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然而，二十四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的第九年，通渭却发生了惨绝人寰的灾难。
（一）通渭饿死人的比例最大
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通渭县大量饿死人的事，除了高层以外，对外严密封锁信息，直到几十年以后的今天，外面的人还不知道这里曾发生过如此惨烈的事情。
二零零零年八月，我利用到这个县采访之余，就“通渭问题”召开了老干部座谈会、找了一些人个别交谈。我想在通渭查阅历史档案，县长也让档案室支持。但县档案室负责人说，上级有明确指示，有关“通渭问题”的档案不能开放。后来我通过别的途径，在其他档案馆找到了与“通渭问题”有关资料。加上老干部座谈会和个别访谈，我终于弄清了被掩盖四十年的真相。
据新修《通渭县志》，一九六一年全县人口比一九五八年减少了七万八千四百六十二人，减少人数占一九五八年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一。一九五六-一九五八年三年的人口平均增长率是百分之二点六七，一九五八年的平均人口为二十七万六千七百四十二人（即一九五八年年末人口和一九五七年年末人口的平均数）按这个增长率计算，如果没有大饥荒，一九六一年应有人口二十九万九千五百零六人，一九六一年实有人口只有二十万一千二百 五十五人，比应有人口少了九万八千二百五十一人，相当于应有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二点八。这九万八千二百五十一人包括饿死人口、少生人口和外逃人口。（注三十一）据资料记载，一九六零年二月外逃未归人口只有三千八百九十二人。地处大西北的一个小县，在两年时间内，人口减少如此之多，其惨烈程度可以想象。
省卫生厅组织的医疗队一份报告描述了人们是怎样因饥饿而致死：
通渭县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零年整整一年口粮不足，以致壮人体弱，老人死亡，妇女闭经，小儿萎缩，发生了大量的瘦病。长期营养不足，大伤元气，油尽灯熄，造成了死亡，消瘦和浮肿在症状上有所不同。但实际是一回事，主要是瘦。瘦的发展就会浮肿。浮肿实际是人体内部血浆蛋白胶体渗透压降低和新陈代谢减弱，血管后渗透力增加。血液的水分通过血管后渗透到组织间的间隙中长期滞留，形成水肿症状。因此，浮肿不是一种单一的病，乃是消瘦到一定程度的症状，是消瘦发展的表现。根据近一年所见，一般是消瘦――浮肿――消瘦――浮肿，如此反复数次，最后形成低血糖性昏迷，心肌衰竭，突然死亡。
消瘦本身只是缺乏营养，没什么症状，容易被人们忽视，认为浮肿可怕，没有认识到消瘦的危险。马营、榜罗、第三铺等公社发生的死亡大多是这一类。最突出的是城关公社东方红生产队五小队张家岔村，一九五八年有人口二百零四人，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起到一九六零年底，人口减少三分之一。现有的一百二十八人当中，有六十五人生病，最近又死亡十三人，主要是老人和小孩，都是突然死亡的。
消瘦与合并症：消瘦是缺乏营养使人体不能正常发育，甚至发生组织异变。消瘦除了营养缺乏外，也有伴随肠胃病、消化不良而致腹泻、下痢，大量蛔虫寄生。这是因为缺乏口粮，饥不择食，饮食不洁而来。城关公社双堡生产队乔底湾，全村二十三户，一百一十九人，有七十人患病，除十二人外，其他都合并有肠胃病和蛔虫症。这个大队的申家岔小队共三十五户，一百三十人，患者九十七人，其中合并肠胃病的九十七人，合并蛔虫症的九十三人。
根据通渭县的情况，对消瘦病产生的原因作出不全面的分析：
第一，生活不好，缺粮少米，吃代食品发病就高。
第二，因病体弱，长期不能恢复健康，
第三，代食品选择不对。新景公社有人吃了荞衣，再经过风吹，就会全身发麻，皮肤发痒，面部发黑，很快就肿起来。吉川、义岗公社有人吃了野蓖麻，轻者昏晕、肿胀，重则死亡。
第四，生水、吃生粮、生菜，是产生寄生蛔虫、肠胃病的原因；
第五，由于粮少，家庭虐待现象较为严重。大人虐待小孩，儿子虐待老人，健康人虐待重病人，重男轻女，父母虐待女儿、媳妇。受虐待的，消瘦就严重。
第六，据说吃了死人肉的人，不愿吃粮食，且“瘦得肉贴骨头”，这类人在消瘦以前，表现眼结膜充血。（注三十二）
通渭，这个古老的县份，本来是一个礼仪之乡。但是，饥饿使人们失去了理智，也失去了人格。食堂里打汤，起初是一家一个罐或一个盆，后来汤越来越稀了，人越来越急了，家里派去打汤的人在回来的路上边走边喝，还不到家就已经所剩不多。这自然要引起其他人的不满。于是一场场你死我活的争食斗争便在家庭里发生了。结果是一家人四分五裂，一人一个罐，每到食堂打汤的时候，人人怀抱一个罐，一齐拥挤在门口守候，即使两口子也为争食而闹不和。食堂关闭之后，一人一口锅，各煮各的菜。那时在食堂里打饭时兴用脸盆或瓦罐（因为容量大），汤喝完了碗可以舔而且舔了又舔，但罐子无法舔，只有小孩会立即把头伸到罐里，舔不到的就用小指头一遍又一遍地捋到口里。一天，公社食堂里做的洋芋菜，一个公社干部的碗里掉下了一片洋芋，落到地上，一个七八岁的小孩急忙伸手去拾，手却被这位干部踩在脚下了，孩子疼得大声喊叫，而那位干部好像没听见。（注三十三）
当时饿死多少人叫“病”了多少人，不能说饿死人。县里还指示，“要把他们全部埋掉，今后‘病’一个埋一个。”县委明确指示，要说这是打扫卫生，不能说是掩埋死人。
一九六五年七月五日中共通渭县委的报告称：在一九五九-一九六零年的大饥荒中“全县人口死亡六万零二百一十人，死绝了二千一百六十八户，一千二百二十一个孩子失去了亲人成了孤儿，外流一万一千九百四十人，土地荒芜三十六万多亩，牲畜死亡三万三千多头，羊被宰了四万多只，猪、鸡、猫、狗等几乎绝了种，拆毁房屋五万多间，砍伐树木二十七万多株，农业生产停顿，学校工厂关门，社会动荡不安。”（注三十四）
二零零零年八月九日，在本书作者召开的通渭县的老干部座谈会上，几位亲历者讲述了当年的惨状。他们说，《通渭县志》上的数字是向中共西北局汇报的数，是缩小了的，实际是饿死了三分之一。当时，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都死绝了。大量尸体没有人掩埋。一九五九年初冬，全县饿殍遍野。城关公社五星大队旧店子三个生产队共七百人，每天饿死三十多人，活着的人将尸体抬到木轮车上，拉到附近的水沟里集体掩埋。原鸡川公社马清凤（后为幼儿园园长、特级教师）一家八口人，除她在陇西师范上学没有饿死以外，其余七人全部饿死。七具尸体堆放一坑。后来县里要求“打扫卫生”，命令队里将土坑踏陷，表面上看不出痕迹。
参加座谈会的敬根年老人退休前是县人大主任，当年是省冶金厅干部，是派来解决通渭问题的工作组成员。他说，一九五九年秋天，他们来这里看到炕上、路上、田间、地头都躺着人，死人活人不分。工作组给还活着的人灌汤抢救。当时不怕死人怕活人。死人太多了，不怕。活人要吃人，害怕。人吃人的事发生不少。一九六零年二月，他到中林大队（属城关公社）抢救人命，大队长刘廷杰把他们领到王家庄，看到一家烟囱里冒烟——那时候几乎是见不到炊烟的。他们进去的时候看到锅里正煮着什么，刘廷杰揭开锅盖的时候，他们看到锅里煮的是人肉，记得吃人肉的那女人是个麻眼儿（方言，指眼睛不好或瞎子）。敬根年强调说：“这是我亲眼看见的。锅里有只胳膊还连着一只手，看那手才知道是个小孩子。”后来又到襄南公社的吴家河，大队长董效元告诉他们说，黑石头大队的蔡东花吃过人肉。碰巧他们正好见着了这个女人，眼睛红红的，头发脱落得很厉害，一头的头发茬子，很可怕。她还吃了自己亲生的不到五岁的女孩。问她为啥要吃的时候，她说饿急了呀。
那时人吃人的现象不是个别的。一九八零年，新华社记者傅上伦、胡国华、戴国强三人到通渭采访，陇阳公社王书记对他们说：“三年困难时期，我家那个村里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妇女，把自己女儿的肉煮了吃了。她男人从新疆回来找女儿，村里人都替她打掩护，瞒过去了，因为村里吃人肉的不少。那时人饿急了，饿疯了，提着篮子出去，看看倒在路边的死尸上还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你们去看看公社门外晒太阳的人，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是吃过人肉的。”王书记当年在引洮工程上劳动，回家一看，老婆、妹妹、孩子都饿死了，全家一共饿死五口人。（注三十五）
二零零零年八月，我到通渭召开座谈会时，通渭县政协干部张大发在座，他是《通渭县志》的编者之一，对这一段历史比较熟悉，也有研究的意愿，还可以查阅通渭的历史档案。我建议他抓紧时间，抢救资料。在我这本书已经完成的时候，收到了张大发的著作《金桥路漫》，他走访了很多当事人，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其中也有很多人吃人的事件。现摘录部分内容如下：
原碧玉公社玉关大队朱家峡生产队朱西，明里在草垛、地埂间捕食老鼠，暗中偷食人肉，后来将一窝蜂一次煮食，中毒致死。
一个只有四口人的家，儿子已经饿死了，剩下奶奶、儿媳和一个孙女。一天孙女也死了，年轻的妈妈望着死在院中的女儿发愣——她无力哭泣，哭也没眼泪。就在这时，奶奶从屋里爬出来，拖起孙女干柴一般消瘦的尸体，向后院走去。过了一会，年轻的妈妈来到后院，发现孩子已被奶奶碎尸后煮进了锅。后来，这个煮食孙女的奶奶也没能活下来，大概“罪孽深重”。
通渭县中医大夫卢念祖（已故）回忆说：一九五九年腊月，他三妈带着女儿到河沟里刮人肉，开始还颇有收获，后来去的人多了，碰上一具尸体，连骨头割下来几个人打平和（方言，即平均分）。一天他三妈煮了一条人腿，端给奄奄一息的他三爸吃，他三爸不忍吃，摆手示意让其端出去。可当他三妈刚端出客房门，就被几个闻腥赶来的饥民抢吃一光。不几天她三妈失踪了，人们在庄后的地埂下发现一双女人的小脚，从鞋袜上认出是他三妈的。
饥饿者捕食不到死人，便捕食活人。原陇阳公社车家岔大队卢家庄生产队社员卢雄娃在串亲途中被饥民弄死，刮去了全身肉。鸡川公社某村一家社员，丈夫在外地工作，听说家乡发生饥荒，寄来了十多斤粮票。这女人把面买回来后，反锁大门，数日不出。好些天过去了，村里的人还不见这家门里有人走动，翻墙进去，几个孩子早已饿死了，但不见这位女人，以后也不知下落。七十年代初竟东窗事发，原来这位女人弃下儿女，背着面逃走，但她还没走出村庄就被人杀后吃了。案发后，有人追查，但杀人者早死了，死无对证，不了了之。
原陇阳公社周店大队大湾生产队张四娃用木棒子将十二岁亲生女打死煮食，后来这一家四口人无一存活。申家山中年妇女牛某某把四岁亲生女儿弄死后碎尸煮食，也属同例。
还有一位干部身份的人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他家的故事。他说，当时，我们家有六口人，父亲去了洮河水利工地，我和弟妹由母亲拉扯着。母亲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不知在什么地方藏了点粮食，每当深更半夜，弟妹们睡熟了，母亲悄悄地把我叫醒，将一把用石窝（方言，即舂）踏细的熟面塞到我口里，然后用被子捂住我的头，等我吃下肚子，她才安然睡去。母亲为什么只给我吃，而不给弟妹们吃呢？当时，我只有十二岁，只觉得妈妈偏心我，至于更深的意思，我就不知道了。有一次，我看见母亲望着皮包骨头的弟弟妹妹脸上显得非常痛苦，问她怎么啦，母亲摇摇头，什么也没有说。不久，弟妹们都死了。过了一年，大约是一九六一年春，父亲从洮河回来了，母亲把我交给父亲说：“没办法，我只给你拉扯活了一个，就……就一个了呀。”话没说完，便“哇”地一声哭倒在地上。父亲把母亲抱到炕上，也跟着哭。这时，情况已经好多了，可是母亲整天哭得爬不起来，任凭我和父亲怎么安慰也无济于事，不久，母亲的眼睛哭瞎了，那时，她才三十多岁。一天天，我也长大了，我终于悟出了母亲当年的用意，她是为了保住我家的“香火”。
在第三铺乡一个偏僻的山村里，一对夫妇养了五六个孩子，连他们自己一共七八张口，怎么养活？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当母亲的把一个六、七岁的女孩扔到野地里。可孩子并没有死，母亲看到那双翻动的眼睛，那双乞求的手，不忍心又把她抱回来。可是抱回来还是活不成，为了保住惟一的儿子，最后又狠心扔出去了。也许老天不要她的命，她抓吃身边的野草，竟然活下来了。她现在也成了孩子的母亲，想到那时的情景，她会有什么感慨呀！还有这样一位母亲，她煮吃了小女儿，大女儿似乎觉察到了什么，拽着妈妈的衣襟央求道：“妈妈，你不要吃我，等我长大了给你添炕哩！”
那年年底，事态更为严重了。能逃的逃，不能逃的等着死，死了还有谁掩埋他们呢？幸好是冬天，尸体僵而不腐，否则将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呢？更可恨那年月里的老鼠，常常成群结伙出来行劫，将尸体啃得不堪入目。
曾任通渭县副县长的白尚文，其母饿死了，曾任县人大主任的阎玉祥一家饿死六口人，今寺子赵家山的一位老人（当时为大队干部）回忆道:“当时村里已死人过半，可是生产队的仓里还有几十斤油渣、几十斤粮食，就是不敢分给社员吃。省委工作组长王秉祥来村查访时，问：‘人都饿死了，为什么不把它分给社员吃？’我们无言答对，心里却明白：谁敢吃呀！吃了也不得活呀！（注三十六）
（二）全县开展共产主义大辩论
一九五八年，通渭县的县委书记是席道隆，山西人，时年三十五岁，新中国成立前因参加革命坐过国民党的牢。县长是田步霄，陕西人，为人忠厚，办事认真，工作实事求是。
由于席道隆“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工作积极”，省委对通渭县的工作很满意。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三，他以“先进县代表”的身份，列席了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这对一个小县的县委书记来说，是无上的光荣。席道隆由于“坚持运用马列主义辨别方向”，成了全省干部学习的榜样。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是决定搞“大跃进”的会。席道隆在会上得到了“真经”，回来以后工作更积极了，立场更坚定了。
一九五八年，他们响应毛主席“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号召，把全县原有的一百六十九个高级合作社合并为十四个人民公社，全县为一个联社。在一个月之内办起了二千七百五十九个食堂，男女老少都得到食堂吃饭。农村管理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在全县组织一个民兵师，各公社成为战斗团，大队为战斗营，生产队为战斗连，连下设排，排下设班。“出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在生产上提出了“千斤元帅升帐（粮食单产），万斤洋芋上天（洋芋单产）的口号。在公社化中虽然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但阻力也不小。有些农民抢收自留地里的庄稼，杀羊杀猪，他们说：“看着啥都成公家的了，趁早弄完得了！”
为了清除阻力，全县开展共产主义大辩论。辩论的题目是：什么是共产主义？怎样建成共产主义？显然，对这样深奥的问题农民是说不清楚的。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共产主义是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金桥”。谁反对组织人民公社，谁就是反对共产主义，谁就要受到批判、斗争。有不同看法的就是“白旗”，要“拔掉”。仅一九五八年，全县共“拔白旗”五百六十五人（其中县机关干部三人，公社干部十一人，生产队干部六十六人，作业队以下干部四百八十五人）。（注三十七）这是定西地委组织部一九五九年复查时的统计数，实际“拔白旗”的人数要多得多。有的公社下达“拔白旗”的指标，生产队为了完成指标，谁开会来晚了就“拔”谁。在“拔白旗”的同时，对那些积极跟着跑的人“插红旗”，即表彰，这使一些青年人更加狂热。中共通渭县委一九六五年起七月五日《关于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中指出，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九年，在大辩论、拔白旗、批判富裕中农冒尖人物中，共错批判斗争农民一万零三百六十多人。（注三十八）
为了迎接共产主义，全县大平大调，大刮共产风，使农民受到很大损失。从土地、劳力、畜力、农具、树木、房屋、家禽家畜，以至盆盆罐罐及其它财物，平调总价值九百九十多万元。
在生产上集中指挥。种什么，不种什么，不根据农民的意愿，不顾自然条件，提出“四不种”、“五消灭”、“八登殿”，随意改变种植结构。与此同时，把大量劳动力调离农业生产战线。一九五八年春，抽调劳动力一万七千九百多人（占总劳动力的百分之十九点七）大搞工业。五月，又抽调一万八千多劳动力投入引洮水利工程。八月正当田黄在地，不顾收割，为迎接中央水土保持检查团的检查，以十多天时间，集中五万多劳动力（占全县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一点四），从刘家埂到华家岭公路沿线，摆了六十公里的长蛇阵，扎彩门，飘红旗，大字报满山，锣鼓喧天，突击水土保持工程。十月，又抽调二万五千多名劳动力，大战华家岭、史家山。一九五八年，又调五万多劳动力兴办水利工程。一个仅有二十多万人口的县，如此大规模抽调劳动力，使得耕地荒芜（年底荒芜耕地十一万多亩）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一九五七年粮食总产一万六千四百二十三万斤，一九五八年一万一千五百七十六万斤，一九五八年八千三百八十六万斤，一九六零年三千六百三十二万斤。（注三十九）
一方面粮食大幅度减产，一方面向上级虚报粮食丰收。一九五八年计划总产三万八千万斤，秋后上报数为二万六千多万斤（相当于实际产量的二点二五倍），征购任务定为四千三百六十万斤（实际入库四千一百五十四万斤，占实际总产量的百分之三十六）。一九五九年计划总产二万四千万斤，秋后上报数为一万八千万斤（相当于实际产量的二点一五倍），征购任务为五千四百万斤（实际入库三千九百五十八万斤，占实际总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七点二）。当然，这些没有完成的计划数和浮夸的上报数也是上级逼出来的。（注四十）
注解：
[注三十一] 《通渭县志》，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一九九零年版，第一四六-一四七页。
[注三十二] 《省委卫生厅检查组给省卫生厅党组并定西地委的报告》，一九六一年一月八日。
[注三十三] 张大发：《金桥路漫 》，定西作家协会出版，准印证：甘出准四六字总一一二号，（二零零五年）二十一号，第三十五页、三十七页。
[注三十四] 中共通渭县委：《关于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一九六五年七月五日，《中共甘肃省委关于报送“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 的报告》，中共甘肃省委文件，甘发 [六五]第三四七号。
[注三十五] 傅上伦、胡国华、冯东书、戴国强：《告别饥饿》，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二十六页。
[注三十六] 张大发：《金桥路漫 》，定西作家协会出版，准印证：甘出准四六字总一一二号，二零零五年二十一号，第三十三-三十八页。
[注三十七] 中共定西地委组织部：《关于一九五八年“拔白旗”“插红旗”的复查情况报告》，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九日。
[注三十八] 中共通渭县委：《关于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一九六五年七月五日，《中共甘肃省委关于报送“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 的报告》，中共甘肃省委文件，甘发 [六五] 第三四七号。
[注三十九] 同上。
[注四十] 同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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